《正红旗下》是老舍先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也是他最后未能完成的文学作品，这部遗著的手稿现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用钢笔在绿格稿纸上手书而成，8开64页，共计11章，8万余字。字体小巧工整，可见作家之用心。小说通过“我”的经历见闻，为读者揭示了一个道理：满人分阶层，满人分贫富，满人内部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满族中的贫苦者和其他民族的贫苦者是一样的。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对旗人的弱点进行了辛辣而幽默的讽刺与揭露，尤其是对上层人物和寄生旗人的抨击更为深刻尖锐。
老舍先生写满族，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但为什么迟迟未动笔，直到60年代才开始创作呢？其实早在二三十年代，老舍先生就计划写一部以清末北京社会为背景的家传性小说，并且开始收集写作资料。但在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先生担任“文协”的领导工作，时刻以民族大义为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那需用激扬文字激励人民抗日的时代，自传体小说自然是放到一边的。1946年老舍先生到美国后，又无法收集写作素材。直到1949年底回国后，他被新生活深深吸引了，用饱满的热情歌颂新中国，开始了丰富多彩的创作。60年代初，老舍先生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在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中也兼管少数民族文学的工作。一次周恩来总理宴请溥仪及其家族成员，因老舍先生是满族人，被邀去作陪。席间，总理说，一个溥仪、一个老舍都是满族人，过去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穷旗人，非但不能坐在一起，就是见了面大家也都要给皇帝下跪。今天，我们三个人都坐到了一张桌旁，变化真大啊，既然变化大，我们大家就都得学习，才能适应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啊！“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给老舍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也触动着萦绕在老舍先生心头30年之久的创作欲望。总理的讲话中指出“民主作风不够”，批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错误做法，提出作家可以自由选择题材。马列主义的民族观、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作家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老舍先生要写一部满族题材的小说，可以说《正红旗下》见证了当时的文艺政策。
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满族题材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材，处理不当，不是损害了满族，就是苛求了辛亥革命。所以，长期以来，以满族人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而老舍先生敢于尝试，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本质、发展地看问题，大胆地同世俗偏见决裂，提出新的论点、新的分析、新的解释，刻画出让读者——无论什么民族都满意的艺术形象。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构思积累，老舍先生要动笔写作了，而创作的过程又极其辛苦。1962年，老舍先生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上发言时谈到“近来，我正在写小说，受罪不小，要什么字都须想好久。”这部让作者受罪不小的小说就是《正红旗下》。但写作仅持续半年就停笔了，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在《写在<正红旗下>前面》一文中提到“理论权威”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涉及面极广的错案，株连了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传记小说受到了严重威胁，像《正红旗下》这类作品只好停笔，束之高阁。“文革”初期，老舍先生被迫害致死，《正红旗下》遂成为一部没有写完的遗稿，作家最后的长篇作品。从内容上看《正红旗下》仅仅是巨著的开头部分，然而就现有篇章而言，已经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作家运用写史诗的笔触，通过“我”描绘出清朝末年整个社会的衰亡风貌。《正红旗下》是老舍先生最成熟、最精炼、最具风格的作品，在结构布局、语言运用、民族特色等方面都保持了作家一贯的艺术风格，这部作品已达到老舍先生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同时，作品中描摹刻画了母亲、父亲、大姐、福海二哥等一大群满人形象，19个主要人物中15个人物基本上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惟其如此，这部作品才具有了很高的档案性质，为研究老舍先生生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在现当代文坛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这部《正红旗下》手稿经过“文革”而得以幸存，弥足珍贵，就像《红楼梦》一样，留给世人一份永远的遗憾，和在这种遗憾中充分驰骋想象的无穷无尽的韵味。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