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历史研究是人们通过对文物、文献、遗迹等进行考证来认识历史、阐释过去的过程。历史研究者作为表达历史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去伪存真，使历史认识尽可能与历史真实相吻合。受主体认知局限性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历史的表达很难与历史本真达到绝对一致，这既是历史研究的症结所在，也是不断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历史学家怀着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尝试将认知偏差从历史表达中剥离开来，这种尝试促进了历史学研究前沿问题的不断涌现与更新。本文基于历史认知的客观性与真理性这一视角，梳理和整合当前学者们关注的研究热点，对历史学前沿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一述评。
[关键词] 历史学；前沿问题；历史认识；历史真实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7）04-0091-11
历史研究者的工作首先是借助文献、遗迹和见证者口述等媒介认识历史，然后通过逻辑推理、多重考证等方式分析历史，最后形成合理的结论来表达历史。但人的主观性思维决定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始终都会因研究者个人的好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受到干扰，这使历史研究似乎是无限接近真相，却无法彻底还原真相。尽管这种不彻底性，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的遗留物因年代久远，没有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足够的参考依据，人的主观性只是一个问题的另一方面，但严谨的历史研究者仍在为探索更加尊重历史的研究方法而不懈努力。笔者近日有幸参加了由《历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第十一届历史学前沿论坛，聆听了与会的8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历史认知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一主题，从历史的认识与重建角度出发，就当前历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展开的交流和探讨，发言的内容涉及史学理论、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国际关系史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历史学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反映了学者们从多维度对如何更加精准地表述历史所进行的思考和阐释。
一、中国古代史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中国古代史方面，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分布在历史认知与真实的关系，古代官制、法律体系、兵制的演变，古代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个案以及社会特定群体流动和文化发展等问题上，特别是区域史、社会史的研究颇有新意。
1.关于历史认知与历史真实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这一视域下，学者们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认知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做了理论层面上的解读，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性，试图从历史研究的观念上、手段上、实践上探索缩小这种差异性的研究方式。如张耕華认为历史书写的“真”涉及四个方面：史实之“真”、理解之“真”、解释之“真”、叙事之“真”。就历史素材而言，只要运用的概念、术语是共同一致的，大家在认识上就不会出现分歧，并认同这是“真”的判断，是符合史实的“真”；但历史理解之“真”却因此时、此刻、此人等因素的动态变化，而难以成为普遍共享、一致公认的“真”；与之相应，历史解释的“真”在说明历史因果关系上大多是推论，而不能实证它的“真”；而历史叙事由于叙事重心、目的、意图的不同，以及书写者的有意掩盖，运用共同遵循的学科准则和规范也不能有效地鉴别其“真假”。由此可见，历史书写的“真”并非以往所理解的那么确实、单纯，值得进一步探讨。苏辉探讨了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和理论的“二重证据法”如何在历史学研究中保持历久弥新的指导性及实用性这一问题，认为“二重证据法”的核心内涵是同一问题需要不同材质记载、方法、途径和视角的互证，从而能够在科学研究的层面上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在具体的研究结论外又可拓展史料分析、运用无限空间，由此引发新的思路与问题。现代科技的发展使红外线、3D激光扫描仪等科技产品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知识，运用到帛书、青铜器、石刻等文物的鉴定研究和人种、族群的甄别中，互联网的发展使史学研究资料得以共享，这些都扩大了“二重证据法”的外延，使原先不可能的研究课题、思路成为可能，也为历史认知更加贴近历史真实提供了可能。二是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和透视，证明人的主观性会造成历史认知的偏颇，需要经过反复考证才能还历史以相对客观的真实。如吴大昕对比了《倭寇图卷》与《明人抗倭图》的异同，结合清人张鉴所写《文征明画平倭图记》的叙述，对抗倭图卷可能就是平倭图，其所绘内容可能是“计剿徐海”一事，而倭寇图卷则是更晚时期通过临摹抗倭图卷而来这一学界的普遍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山崎岳关于抗倭图卷的画面并不一定是忠实记录某一历史场面这一观点更为确实，并进一步考察了《太平抗倭图》的画面与作图时间，推断《太平抗倭图》应产生于以上两图之前，指出这三张图所呈现的是倭寇形象如何被具化、逐渐统一并流传的过程。刘晓东、年旭考察了琉球“两属”认识形成问题，认为萨摩入侵琉球后，琉球亲日派官僚奉日本旨意向中国朝贡，以图保持两属状态，明朝以改贡期为“十年一贡”的方式，表明“绝贡”姿态，不允许琉球的两属状态。然而这一史实在经历明清两代变迁之后，特别是明朝天启年间的党争动乱，政策缺乏连续性，“绝贡”的本意被明朝中央逐渐忘却而恢复了琉球的旧有贡期，这就造成了近代以来所谓的明朝“纵容或抛置不理”造成琉球“两属”的认识。而朝鲜方面萨摩入侵琉球一事是与琉球世子济州被杀的传闻参搅在一起在朝鲜传播的，朝鲜在宫廷政变后，出于丑化光海君的政治需要，将琉球世子被杀看作是导致朝琉关系断绝的直接原因，而忽略了琉球送咨文示谢朝鲜送还琉球漂流民、朝鲜恐私下交流引清朝不满而拒绝回文的史实，这直接影响到了近代以后朝鲜关于琉球“两属”的认识。陈爽以唐太宗纵囚案为切入点，以“纵囚归狱”与朝廷法律相悖却屡被作为政绩书写为问题导向，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记述的“纵囚归狱”事件，指出这一时期纵囚的书写较为模式化，几乎成为良吏的标配，认为这一行为从汉朝中叶开始，中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隋唐，是与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进行相始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渗透到了包括司法在内的实践领域，而隋文帝和唐太宗更是利用纵囚，来塑造自己宽厚仁恕、万世明君的形象。此外，在纵囚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上下相贼”的欺隐，是一场君主的德政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