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著作不断出现，其中有三本著作具有较强的前卫性意义。这就是：南帆主编《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2002），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因此，读解这三本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汉语学界文学理论走向有一个方向性的了解。这三本著作呈现的方向意味着什么呢？
一、 从中国现代性历程的整体性
看三本著作出现的文化语境
三本文论新著的一个重要特点，都是突出了一种学科本位意识。这一意识所具有的新意，放在一种历史的整体观中，会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这里所谓的历史整体观，是把中国现代性历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看三本著作里凸显的学科意识的意义，并在这一新凸显的学科意义中，看中国文学理论的学科意识涌出的变化，在这一新变化中，看文学理论与正在变动中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演进。
中国文化在卷进一种全球一体的历史进程后，自现代性于1840年正式发生，于1860年代进行器物上的变革以来，文学在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以诗歌革命的方式展开，文学观念进入了现代性的运作之中。当1890年代进入制度性变革，从诗歌革命到革命诗歌，整个文艺界一片革命高潮，而以小说界革命最为重要，小说成了文艺的“最上乘”，成了唤起民众的工具，成了最好的推进政治变革和国家变革的工具，与现代性的政治和文化变革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在“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中，成了文化革命的先锋。至此以后，革命成了文学的主旋律，当然也成了文学理论的主旋律。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不够了，对世界文学理论的移置变成重铸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主要方式。简而言之，文学理论成了中国现代性革命的文化先锋，它的理论形态，一是要从世界的文学理论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内容，二是要服从于中国革命的需要。可以说，前一方面构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的材料，后一方面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主题。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现代性的丰富复杂展开里，三个方面的世界资源构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的来源，一是以西文为载体的文学理论，二是以日文为载体的文学理论，三是以俄文为载体的文学理论。在这三种资料里，西语文学理论和俄语文学理论是原创，而日语文学理论则主要是对西方和苏联的一种转译和编著。然而日语文学理论虽然少原创多拿来，但一方面由于中国知识界有相当一部分的留日学者，而且留日学者又多是革命学者，因此，日语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并不低于西语文学理论和俄语文学理论。另一方面日本与中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汉字在日文里有一种骨架的作用，日本学人对西方思想和苏俄思想的引进，在关键词上用的是汉语，在把世界性的思想转为汉字形态上，对中国学人具有引领功能。这两方面合在一起，构成了日语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影响上的特殊性。20世纪前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著作，可以说是田汉的《文学概论》（1927初版）。田汉是一个浪漫型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但他的这本文艺理论却主要来源于日语文学理论，日本学人本间氏的《文学概论》在篇章安排和标题上，与田著大致相同，本间氏之书初名《新文学概论》，该书1925年有赵锡琛译本。（1）细观内容，这本日语文学理论又是对西语文学理论的一种编著。可以说，田汉在写这本《文学概论》时，其写作活动本身就包含着三方面的张力。就内容而言，以西方理论为主；就来源而论，是经过日本学人；就田汉本人胸怀和用意来说，又是一种苏俄式的革命情结。众所周知，在三方的张力拉锯中，中国文学理论主流自1940年代起，转向了苏联型的俄语文学理论。1950年代，当共和国的教育体系和学术体系，在全国性的院系调整中（1952），以苏联为模式正式建立起来的时候，文学理论是一种仿苏理论，其中的亮点，是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讲学（1954～1956），另一专家柯尔尊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学（1956～1957）。随着一批苏联学者的文学理论著作的出现，形成了中国学院中文学理论的一些基础原点。这些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著作按年代排列，有：
蔡特林《文艺学方法论》上海，光明书店，1950
阿拉伯莫维奇等《文艺学教学大纲》，沈阳，东北教育出版社，1951
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
《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文学与文艺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依·萨·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维·波·柯尔尊《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
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与社会斗争的互动关系，构成了苏式文学理论的主调。后来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始出现分歧的时候，共和国前期的中马，走向一种更为激进的形态，随之形成的文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同样具有一种激进形态的斯大林——毛泽东模式的色彩。代表共和国前期的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凝结在两本具有代表性著作中：以群主编《文学基本原理》（1963～1964）和蔡仪主编《文学概论》（1979）。一方面，在基本结构上，中国的文学理论，以蔡仪的著作为例，虽然保留了五大结构：文学本质论、文学发展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欣赏论、文化批评论，但在内容上，一、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并将之贯彻到每一部分；二、在论述方法上，基本抹去了历史视角，而让理论逻辑得到巨大的凸显。这与苏联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史与作品论一样重要的特点是不同的。但无论有怎样的不同，中国文学理论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对政治的强调，成了文学理论的主色。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成了文学的经典定义。
1978年以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演进中，在高教体制与学术体系朝向世界主流文化的调整中，文学理论也随着发生了变化，其特征就是对文学特殊性的强调，这既可以看成是向西方文化自现代性以来的审美自律观念的一种回归，也可以看成是中国与世界重新进行学术对话后的一种调整，更应该看成是中国学术在国内和国际的多重关联中形成的一种“新识”。在这种对文学特性的强调中，文学虽然也有认识的作用，也有教育的作用，但其本质属性是审美属性，主要功能是审美功能。改革开放后的文学理论，相对于共和国前期的文学理论来说，有了三个特点：一是因为对审美特性的强调，而得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这一新的文学定义；二是因为对人的强调，文学是一种人的活动，因此在整体的把握上，提出了文学活动论；三是在前两点的基础上，去把握文学的三大方面：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的消费与接受。文学理论在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演变，经过多方面的探索和碰撞，在一种中国式的学术规律的暗中制约下，生长和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共和国前期的理论体系，它凝结在由童庆炳主编，且不断地与时俱进地修改完善的《文学理论教程》中（1991，1997修订，2004修订二版）。对这本具有经典性质的书，可以有许多分析，简要言之，呈现了一种“承”与“转”的状态。共和国前期的文学理论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意味着文学服从于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而今的文学理论说，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强调了文学的自身特性，但还是在意识形态之内，还是与政治和社会有着固有关联。共和国前期的文学理论说，文学是阶级的文学，具有严格的党性原则；而今则从文学是比阶级更广泛的人出发，提出文学是人的活动。但意识形态与人，都内蕴着文学与政治和社会的一种依存。基本上还是从一种文学的宏大叙事出发去定义文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