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是成立于民国初年的泛宗教社会服务性组织，抗战爆发前便致力于开展军人服务，进行抗日宣传的工作。抗战爆发初期，先是组织义工支援中国上海抗战，后来又根据在上海抗战中吸取的经验组建了联合服务团，进行军人服务工作直到抗战结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其时任会长费吴生更是参与组织了南京国际安全区，拯救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的生命，并且真实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关键词：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抗日战争;军人服务;南京大屠杀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5-0118-03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是基督教性质的国际性社会服务团体。基督教青年会于1844年在英国成立时本身是宗教色彩浓厚的青年团体。1851年传入美国之后，纯粹的宗教观念逐步弱化。1866年，纽约基督教青年会率先提出“德、智、体、群”思想并逐步成为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这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本土化。而包括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在内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是在美国青年会的思想和经济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重点始终着重于社会服务、青年服务，力图使更多的青年信仰基督教，接受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军队里的青年军人。
基督教青年会在光绪末年传入南京，开始筹建。辛亥革命胜利后，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正式开始组建。在筹措成立基督教青年会会所所需经费的过程中，孙中山先生首捐三千银圆，用作南京青年会的开办费。由于孙先生带头捐款的促进，全市众多社会人士也纷纷解囊捐款。1912年4月1日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在南京花牌楼会所正式成立[1]9。
一、同国民政府的合作与早期抗日宣传
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了包括抗日宣传在内的抗日活动。并通过与励志社的合作，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积极支援中国人民抗日、与国民政府展开更加广泛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一）通过与励志社合作，与国民政府建立良好关系
由于蒋介石夫妇笃信基督教，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极力拉拢国内外教会人士，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作为泛宗教组织也积极开始了与国民政府的合作。
励志社（OMEA），1929年1月成立于南京，社长蒋介石，实际负责人为总干事黄仁霖。该社号称是以黄埔军人为对象，以振奋“革命精神”、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最忠实之党员、勇敢之信徒”“模范军人”为目的的军事组织。实际上为国民党高层的内侍机关。黄仁霖积极帮助蒋介石拉拢中外教会人士，基督教方面和蒋介石有所接触的大多是黄仁霖介绍的，比如余日章、顾子仁、费吴生等[2]261。
提到南京国民政府与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合作，就不得不提到费吴生这个人。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1883年1月23日—1979年1月20日），又译乔治·费奇，出生在中国苏州，美国人，是北美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的儿子。从小接受教会学校教育，1909年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成为牧师，同年回到中国。他除了青年时代以外，基本都在中国度过，可以说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
1936年费吴生被派往南京担任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结识蒋介石亲信黄仁霖，成为国民政府的拉拢对象。作为励志社和战地服务团（WASC）实际领导人的黄仁霖，在其上任后即邀请费吴生担任顾问，从此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开始了与国民政府的密切合作。1937年初，随着中日之间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充实军队中的军人服务工作，蒋介石授意费吴生和黄仁霖，让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与励志社进行合作，帮助建立军人基督教青年会。费吴生推举黄仁霖为会长，在军队中成立军人基督教青年会。
费吴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几年前蒋主席和他的夫人就决定成立类似于我们美国军队基督教青年会的军队青年会以服务于中国军队，他们询问我关于这些组织人选的问题，他们想让黄仁霖来负责这些工作……我不想让这些工作落入他人之手。”[3]88后来在抗战中，费吴生与黄仁霖结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励志社和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亦在抗战中密切合作，为抗战做出了很大贡献。没有战前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以及费吴生本人就不会在抗战中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力。
（二）反对日本侵华，开展抗日宣传
随着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展开，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也与南京地下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合作。由南京地下党组织所领导的南京学界救国会一直苦于没有场所举办抗日宣传表演，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1936年，南京学界救国会在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了百人规模的歌咏会，表演曲目有《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五月的鲜花》等爱国救亡歌曲。后来又在青年会提供的场所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回春之曲》等爱国进步话剧[4]161。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与抗日宣传顺应了当时抗日救亡的潮流，却遭到了日本人的忌恨，導致日军侵占南京后对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毁坏。
在1937年之后，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及后来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组建的联合服务团还与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多次合作。青年会为人民做出贡献，也就赢得了供人民聆听的权利，也是青年会走上迎接新中国，并为新社会秩序下政府对基督教的管理和改造做出贡献的前提[5]53。
二、支援抗战与揭露大屠杀暴行
全面抗战开始后，秉承着人道主义精神、反侵略道义和作为社会服务组织的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也参与了中国人民抗战，在抗战初期为中国抗战做出了贡献。
（一）组织战地义工，援助中国上海抗战
八一三事变之后，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形势骤然严峻起来。首先是产生了大量的战争难民，有学者统计，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仅8月13日当天，“涌入租界的难民就有六万余人，直接暴露在炮火下的闸北、虹口、杨树浦、南市和近郊一带居民避至租界总数在‘二十万以上，各收容所顿患人满，后至者竟露宿街头’。随着战区向江浙蔓延，江浙难民也大量涌入上海，最高峰时达七十万。”[6]86再则是大量的伤兵，淞沪会战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组织的最大规模会战之一，先后投入八十余万兵力，伤亡接近30万。这给上海本地和中国军队的伤员救助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加之当时中国战地医疗技术极为落后，技术人员数量也较少，仅凭政府当局的医疗机构已经难以应付对战场伤员进行有效的救治。
费吴生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励志社和战地服务团的顾问，来到上海后，立刻通过上海青年会组织发动群众做义工参与战地救援，主要工作是照顾难民、救助伤员、协助治安。当时在上海，官方和民间都设立了难民救助机构，它们分别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和上海国际救助会，青年会的义工团也以救助团体的身份参与其中。并且在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6 000余人。1937年9月7日，在延平路空地搭棚设第四难民收容所，专事收容杨树浦一带难民。在小沙渡路、澳门路空地搭棚设第五难民收容所，收容大场、江湾、南翔、真如等处难民。在钱庄会馆设第六难民收容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人手不够，10月份费吴生从南京基督教青年會中抽调由原上海青年会支援南京青年会的许青良、史立生等六人组成“闸北服务队”支援闸北抗战，许青良为队长[7]25-26。
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通过组织义工团，对大量难民进行了救助以及对战场伤员进行救治，帮助稳定了上海抗战的后方情势，有力地支持了淞沪会战。
（二）组建联合服务团，进行敌后军人服务
1937年，在国内的军人服务方面，有多个国际性的泛宗教社会服务组织，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犹太人协会、图书馆协会、天主教会等多个团体，一开始各个团体各自为政，一直有许多工作发生冲突，或成重复[8]19。尤其在淞沪会战中，纯民间组织和与官方合作的组织分别组织了各自的救助会，它们成立了自己的难民营，互不隶属，导致管理混乱。
1937年8月初，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正式成立了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9]33，开展抗战军人服务工作。费吴生由此受到启发，决定参照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联合上述其他军人服务组织，成立一个综合性的军人服务部门。1937年11月，为了方便统筹进行难民服务和军人服务，由费吴生牵头，南京青年会与救世军、犹太人协会、图书馆协会和天主教会等组织了一个“联合服务团”，各个团体按照自己本来的职能进行了分工。经费一部分由政府出，一部分由民众捐助，主要工作是敌后军人服务和鼓舞军人士气。比如开办军人饮食店、组织军人娱乐等等，而战地军人服务则完全是由红十字会自己单独进行[8]19。在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主体活动停止之后，联合服务团加入到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中，在敌后设置了很多军人服务中心。
联合服务团几乎贯穿整个全面抗战时期，是国际社会的社会服务性机构在中国的代表，在中国抗战后方的军人服务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力地支持了抗日前线，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蒋介石曾盛赞青年会：“各地青年会本着服务的旨趣，发动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在各战区普遍地设立军人服务站，不辞劳苦，出入于枪林弹雨中，为抗战将士供应茶水，为负伤袍泽协助输送，其他如担架、慰劳、救济，都本着基督博爱的精神，尽国民应有的天职，这是举国所称颂的，也是我所深知的事实。”[10]283
（三）参与筹建南京国际安全区，揭露日军屠杀暴行
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兵锋直指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先行撤出南京，南京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11月底南京市长估计尚有30至40万的市民还留在南京。留在南京的市民中，基本上都是一些无力迁移的贫穷百姓[11] 85。
在这种形势下，包括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在内，仍然有一部分国际组织、机构决定留在南京。他们留下来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希望能帮助面临战争却又无法离开南京的难民[12]2。在时任中国政治学会总干事杭立武和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的倡议下，决定仿照上海南市难民区，发起成立南京难民区，也就是后来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南京各政府部门撤离的时候，蒋介石命令杭立武也离开南京。杭立武回忆说：“我是国际委员会发起人，还是难民区主任，怎能走呢？没办法，只能找一个人来替代，刚好有位美国人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从西安退出来到南京，我请他当副主任，他接受了，这人真是了不起。”[13]19这时费吴生是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后来费吴生又被推为“安全区”总干事和代理市长[14]49。费吴生上任后，他首先与其他各国委员商量划出几个安全区，还亲往日本驻华单位，请求通知日军不要炮轰安全区，确保安全区的安全[15]23。日军进城后开始了疯狂的杀戮，大量难民涌入安全区，然而日军不顾事先的承诺，进入安全区抓捕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屠杀。费吴生意识到安全区并不安全，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从未放弃与日本侵略当局的周旋和交涉，这甚至使他几次面临生命危险。
一些留下来的青年会职员也发挥了作用，费吴生在日记中记载：今天我召集了基督教青年会的职员……姓翁的和我都希望在等秩序恢复后尽可能在学校旧的大楼内，小范围内做些事情……翁氏助理舍监，工作出色。张也是同样，是难民营的一位主管。我们青年会的所有职员在各方面做出了贡献[14]51。
费吴生在担任南京安全委员会总干事期间“心力交瘁，日夜无息，事后据何应钦将军估计，由于他的努力，至少有二十五万难民获得生存。”[16]345南京安全区在日军屠刀下保护了大量中国人的性命，可以说功不可没。除费吴生之外还涌现出了诸如德国人拉贝、美国人约翰·马吉等杰出人物，他们和费吴生一起维护了南京国际安全区的正常运作，他们的日记和胶片成为后来审判日本杀人战犯的铁证。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John Magee）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实景纪录片是费吴生带出南京城到上海的。1938年1月23日，费吴生获得侵华日军批准离开南京，他将这份纪录片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这份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分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真实影像文献资料。费吴生和正在上海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J.Timperly）对影片进行了剪辑，并给影片的各部分加了英文标题，然后送交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由朱利安·阿诺德（julean Aronld）带到英、德、美等国。而费吴生在担任南京安全区总干事期间所写的日记，即所谓“南京日记”后来被KEN杂志在《南京陷落后的掠夺》一文中首次披露，公之于众[14]51，成为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的铁证。
费吴生本人在战后也出席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为侵华日军在南京罪行做证，其日记成为了东京国际法庭上的书面证词：“本人费奇，美国公民，1883年1月23日生于中国苏州。进行宣誓后，作证如下……”[17]370其证词（包括日记全文）后来被翻译成《南京的毁灭》一文，是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基本史料之一。
费吴生作为南京安全区的主要人员不但保护了大量难民的生命，还将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影像公之于众，可以说对中国人民抗日和还原历史真相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而他作为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率领剩余会员继续维持安全区，也让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在主体活动停止的情况下继续发挥作用。后来黄仁霖在其回忆录中评价费吴生这段经历时说：“现在回想起来，他留居南京的贡献，远远在我们……之上……我会向他致以歉意，而他却一笑置之。我愿意在此忏悔，使良心得以稍安。费吴生是一位伟大的人，比我们想象的更伟大！”[18]125
三、结语
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抗战初期，青年会与决心抗日的国共双方和各个社会组织合作，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全面抗战开始后，以费吴生等人为代表的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们更是积极参与到军人服务工作当中，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有力支援，在异国的领土上弘扬正义，发挥了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反侵略道义。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的费吴生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担任南京安全区总干事，从日军魔爪中拯救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的生命，并且真实记录了侵华日军的罪行，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的铁证，费吴生在抗战中所做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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