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先生今年一百零一岁，自九十五岁开始，常住医院。
去探望侯仁之的人都会发现，在医院床上，侯仁之的身侧，摆放着一张母亲的大幅照片。其实，母亲在侯仁之十多岁时便已去世，母亲陪伴侯仁之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对母亲的深情，流连至今。
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来自母亲刘毓兰的爱护和独出心裁的教育，令侯仁之终生难忘。在侯仁之的记忆中，母亲的两件事最为特别。
一件是，她把庭院中两条砖砌的甬道比作两条铁路，一条是津浦线，一条是京汉线，要侯仁之和弟弟硕之各自负责清扫一条，看谁做得最好。这项活动不但诱发了孩子们进行劳动竞赛的兴趣，其中也隐含着对责任心与建设精神的培养。
侯仁之常常回忆的另一件事是：“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妈妈对我说：‘等到有那么一天，我能坐在课堂里最后一排的位子上来听你讲课，该是多么高兴啊！’遗憾的是，不久她便与世长辞了，妈妈没有看到这一天。”对侯仁之来说，做一名教师，也是在实现母亲的遗愿。侯仁之先生从教一生，并成为大家名师，此时百岁回首，不能不涌起对母恩的怀念与报答。
侯仁之先生对于母亲的深切缅怀，也令我们再次关注先生的早年生活。细想先生的早年，却又有新的感触；先生与基督教的关系，便是其中之一。
先生早年生活的河北省枣强县肖张镇，是英国伦敦传教会设在中国内地的中心之一，建有基督教会教堂一座、医院两处。教会还创办男女学校各一处，其中的男子中学叫“抡才学校”，侯仁之的父亲侯天成（字佑忱）就在这所学校教书。侯天成青年时曾就读于河北通州潞河书院（一八六七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毕业后将家从山东恩县搬到了肖张镇。
侯仁之出生于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家庭，又长期在教会学校中学习，基督教文化对于青年侯仁之有深刻影响，关于这个问题，不必回避。
侯仁之清楚地记得，母亲为孩子们准备了不少课外读物，特别是订阅了一种叫作《福幼报》的儿童刊物。许多课外读物以及《福幼报》都是由上海的“广学会”出版的，那是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所创办的出版机构。除了这些读物，母亲还常常讲一些《圣经》里的故事。可以说，基督教文化，是侯仁之人生当中最早的、最重要的一种知识资源，他早期的许多人生理念、道德情感、思想表述，都离不开基督教的精神气质与词汇概念。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的《基甸救国》的写作。
在母亲的教诲下，侯仁之从小便勤于写作，从书信开始，用笔不辍。初中毕业时，母亲不幸去世，侯仁之按捺不住悲伤的情感，写出了剧本《基甸救国》。基甸救国本是一段有名的《圣经》故事，最初是听母亲讲述的。这段少年英雄故事显然在侯仁之心中扎了根，当他自己情绪涌动，急于抒发时，便采用了这份情感与道德的“材料”。基甸救国故事颂扬了救国的勇气和责任，而这种勇气与责任又与对母亲的感情相联系。这里我们看到侯仁之所感受的母爱的内涵。
侯仁之读书的德州博文中学、济南齐鲁大学附属高中、通县潞河中学都是教会学校。后来上大学，来到燕京大学，仍然是教会学校。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对于教会组织的活动依然是常常参加的。据吴荔明（梁启超外孙女）老师回忆，她年幼时生活在燕园，觉得主日学的活动好玩，便经常去。在她的印象里，每次在那里都会见到侯仁之。
燕京大学校园里还有一项教会活动形式，叫团契。团契是燕京大学以基督教徒为核心的一个团体，教职员学生自由参加，而以学生为多，为的是便于向学生宣传基督教。“朝会”是每周拿出四天的上午，在第一堂课与第二堂课之间，举行一个为时很短的小会，由参加团契的师生轮流发言。对于团契的活动，侯仁之也是时常参加的。
一九三七年秋天，作为研究生的侯仁之根据自己在团契“朝会”上的发言写成了一个小册子，题目叫《基督教与人类之再造》。那是当时担任团契主席的赵紫宸（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向侯仁之的约稿。这本小册子印出后，便在师生中流传。转过年来的一天，侯仁之在校园里遇到校长司徒雷登，他对侯仁之说，他看到了这本小册子，以为很好。据侯先生自己回忆，当时他的思想兴奋点是受了英国作家威尔斯的改良主义的影响，影响主要来自两本书，《世界史纲》与《人类的工作、财富与幸福》。其中《世界史纲》一书，从人类大同和世界进步的角度讲述整个人类文明史，坚信世界固有通塞，而必在进步中。对于这种人类进化的大事业，侯仁之习惯性地将其与基督教进行了关联思考（尽管这次思考发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将人类的进步事业与基督教做关联思考，这一思想习惯一直保持到留英期间。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侯仁之到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一次，在学生宿舍会客厅中，偶然看到一本由坎特伯雷教长撰写的书，名为《占世界六分之一的社会主义》（The Socialist Sixth of the World，by The Dean of Canterbury）。这本充满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实验”的同情的基督教读物吸引了侯仁之的注意，他翻看了几页，很快被内容吸引，遂急赴书店购得一册，连夜阅读。此书深深影响了侯仁之的思想，他随即在书的扉页上留言：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午于利物浦大学宿舍会客厅中偶检此书，匆匆看完序文，以为我历年追求之梦想尽在斯矣。下午急赴市内购得此册，当晚读毕四十六页。忆十年前卢沟桥大战爆发之后，余困居平西蔚秀园，曾草成《基督教与人类之再造》一书，痛感耶稣之训诲实与现社会制度格格不入，而教会中人视如不见，听若罔闻，殊为可怪。嗣以印稿一册寄赠星洲好友沈祖荫，来信说所见甚是，但“天路历程”何由而致，余亦未能置答。今得此书，岂现世界中之“天路历程”乎？访苏之志由是益决。
仁之记。二十八日夜宿舍中正举行跳舞会中。今日又购卫布夫妇《苏联共产主义》与此书作者另一近著，共三册，计付二英镑五先令。
这段题记是侯仁之先生思想史中极其重要的史料，里面包含了多层意思，披露出一节关键的思想转折。
如何求得社会进步，是那个时代知识青年们最显著的情感基调和最重要的思想目标。青年侯仁之的这项追求，长期以来是在基督教的训诲中进行的（尽管这不是侯仁之个人的选择），从《基甸救国》到《基督教与人类之再造》正是这一历程的记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参加教会活动，诵读基督教书籍，交往基督教人士，并不妨碍追求进步，也不会泯灭救国的炽情。基督教文化中本含有很强的服务、救世精神。
侯先生的夫人张玮瑛也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她的母亲还担任过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会长。侯仁之与张玮瑛的婚礼是由司徒雷登主持，履行的是基督教仪式。张玮瑛先生曾说：“基督教给予我们的影响，不在信神，而是在仁爱之心与服务社会。”张先生的话是实在、中肯的，在他们那一代人的社会环境、社会经历中，遥远的神真是不重要，而眼前混乱凋敝的社会实在需要关怀。基督教的救世精神很自然地被中国热血青年对应到救国的具体行动中。
爱因斯坦在《科学和宗教》中说过这样的话：“我想先不去问宗教是什么，而宁愿问，一个我认为是信仰宗教的人，他的志向有哪些特征：在我看来，一个人受了宗教感化，他就是已经尽他的最大可能从自私欲望的镣铐中解放了出来，而全神贯注在那些因其超越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坚持的思想、感情和志向。我认为重要的在于这种超越个人的内涵的力量，在于对它超过一切的深远意义的信念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经企图把这种内涵同神联系起来。”（《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范岱年、赵中立、许良英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七年版，181页）
我们从侯仁之先生早年活动的片段中，明显感受到他的思想的超越性的进展，这种超越源于多种动力，包括对冰心等新文学作家作品的阅读，但不可否认，基督教文化在侯仁之的身上，也产生着正面的推动。服务多于索取、社会责任多于个人自由、宽厚多于指责，这些具有基督教文化特征的品质在侯仁之身上（以及学术风格上）十分显见。在侯仁之早期的职业选择上，教师（侯仁之中学毕业的最初志愿是去做教师）、医生（报考大学的第二志愿是医科）更是基督教文化中最流行的职业。
基督教的故事、概念、词语曾是青年侯仁之的思想表述原料。在上述题记中，尽管明确表达了对于“教会中人”的不满，但其中的关键一语，仍是教会词语，即“天路历程”。
《天路历程》是十七世纪基督教名著，作者为英国人班扬。书中讲述了基督徒肩负拯救世界的重担，踏上艰难而勇敢的历程，前往天国的故事。本书中译本由广学会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在保留原名《天路历程》的同时，又起了个中式书名《圣游记》。“天路历程”成为基督教文化中表达脱离苦难找到幸福之道路的特有词语。侯仁之也是用这个词来表达可供人类走向进步的道路。
在题记中，侯仁之特别提到“星洲好友沈祖荫”。沈氏是侯仁之教会中学的同窗，后旅居新加坡。侯仁之在乘船去英国留学的路途中，曾约定在新加坡与沈氏会面、畅谈。像那个时代的许多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一样，天下兴亡是他们讨论与激辩的话题。侯仁之与沈祖荫显然曾经通信讨论了“人类再造”、“天路历程”之类的问题。“来信说所见甚是”，正是沈祖荫对于侯仁之见解的肯定，但两人又对于“天路历程”在哪里的问题表现出彷徨而“未能置答”。侯仁之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夜之所以兴奋，正在于隐约看到了“现世界中之‘天路历程’”。
“现世界中之‘天路历程’”显然与社会主义和苏联有关，所以侯仁之在题记的最后表示了“访苏之志”。在题记中我们看到，这一端是“痛感耶稣之训诲实与现社会制度格格不入”，那一端则从苏俄社会主义看到了希望，这正显示出侯仁之思想的重大转变。
基督教文化对于侯仁之毕竟是“先天”的安排，而不是个人的选择。尽管家庭、师友在侯仁之面前摆下了基督教的正面位置，侯仁之也以真诚之心待之，但强大的社会现实终于压倒了基督教的说教，侯仁之感到了一种“可怪”的情形。当然，“可怪”是理性的，还不是感情的，在侯仁之的经验中，还没有必要将与亲情友情融合在一起的基督教文化做情感上的对立。
沈祖荫在多年以后，即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致侯仁之的信中仍提到这件重要的往事。当时，沈祖荫由于工作原因，情绪正在低沉，但回忆仍给他几分激励。他写道：
大前天礼拜，又翻出你十年前寄我的《基督教与人类之再造》和我给你信《论“天路历程”》来重读一过（仁之，实际上你早已是一个辩证唯物论的信徒并且越来越是了，宗教对于你只是一件外衣），看到当时自己言论的肯定有力，一刹那间恢复了一点自信。
信中，沈祖荫对于几年来侯仁之的思想转变有深切感触，以为基督教文化，在侯仁之那里，已经徒为一种形式，并直率地说：
仁之，实际上你早已是一个辩证唯物论的信徒并且越来越是了。
侯仁之一直保留着沈祖荫不同时期写来的四十六封信件，这是先生女儿侯馥兴近日整理父亲东西时在“文革”材料的纸袋中发现的。沈祖荫五十年代以后境遇复杂，侯仁之后来也很少对人提到他。但沈祖荫实在是侯仁之埋在心中的青年时代知心好友。
沈祖荫说侯仁之“早已是一个辩证唯物论的信徒”，沈祖荫的观察没有错。在侯仁之的青年生活经验中，除了基督教的训诲，还有一条重要的越来越强力的线索在引导着他的思想前进，那就是侯仁之本人的探索与找寻。
这条线索至少由这样几件关键的事情链接而成：
“五四”时期，尚在童年（小学二年级）的侯仁之曾打着白色小旗，穿着白色衣服，在本地参加了一次游行。当然，这次他只是跟着大孩子们去的。
初中一年级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侯仁之读到了冰心的《超人》：“它像一泓清流注入了我儿时生命的小溪，也像一阵清风吹开了我少年时代的心扉……从此我被引进了一个精神生活的新境界。”侯仁之后来结识冰心，并保持了长久的友谊。
初中二年级时，侯仁之参加演出了一出话剧《山河泪》，表现青年对外国侵略者的反抗和斗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意识形态化”的新式话剧（文明戏）是知识青年表达公共意识或向公众表达思想与激情的重要手段。剧中往往“背着时代的请求”。
上初中时，北伐军北伐，“那时真是想不在学校念下去了，我曾经一时急着要参军……被蒋介石枪杀了的那个汪振武到我们礼堂慷慨激昂地演讲，当时很受感染，很想参加国民革命军”。
“九一八事变”不久，侯仁之读到一九三二年一月号《中学生》上顾颉刚写给青年人的热情洋溢的短文，鼓励青年坚定信心，唤醒民众。侯仁之受到极大感染，并决定报考顾颉刚任教的燕京大学。
进入燕大不久，侯仁之在校园看到“三一八”魏士毅烈士墓，为烈士的事迹及碑文所打动。先生晚年仍然能够流利地背诵碑文：“国有巨蠹政不纲，城狐社鼠争跳梁。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己终取偿。北斗无酒南箕扬，人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毋忘！”
一九三三年，侯仁之听弟弟硕之（时在清华大学读书）讲述苏联水电事业的故事，颇受吸引。
在日寇占领北平期间，侯仁之积极帮助燕大学生南下大后方，因此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被判刑一年，缓期执行三年（此刻，日本人尚不知“西游之事”）。
一九四二年，侯仁之因秘密掩护进步学生“西游之事”（前往北平西山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有可能暴露而面临生命危险。但侯仁之接受洪业的意见，留下，准备让人们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同年，先生的弟弟侯硕之在前往延安的路上遇害，侯仁之悲痛欲绝。
一九四八年夏，留英中国同学会在利物浦大学开会时，侯仁之购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本香港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直保存至今。
留英期间，侯仁之成为左翼学生的骨干，先后担任中国留英学生会副主席和中国留英学生会利物浦分会主席，在中共地下党员计晋仁和英共党员陈天声的领导下，开展动员和争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并起草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协会会章》，提出要“加紧认识民主的新中国”。
以上诸事，在侯仁之先生的自述中，在他人撰写的关于先生的长短传记中，已经多次提到，在此已不必赘述它们的细节。这些事件，以及我们还不知道的许多类似的大小事，将侯仁之的思想与实践逐步引出基督教文化的范畴。
关于侯仁之与基督教，正如沈祖荫所说，到了后来，基督教文化只是侯仁之外在遗留的一种形式。有意思的是，这种形式也确实掩护过侯仁之本人。在日本宪兵队监狱，面对日本人的“审讯”，侯仁之巧妙地用基督教语言与他们周旋，日寇终究无奈，只判了个“以心传心，抗日反日”。其实，侯仁之不只是“以心传心”，他是一个“抗日反日”的行动者。
不过，也要承认，基督教文化的长期熏陶，给侯仁之先生留下了特有的道德意识。一个人，在强烈而又单纯的道德意识的约束下，不可能成为头顶反骨的暴力造反者或审势精明的职业政治家，而只能成为社会进步事业的无私参与者、肝胆相照的革命同情者，以及对于每一分进步成就的真诚的赞颂者。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英国获博士学位后，侯仁之先生没有去苏联，而是决意回国。在“有关同志”的协助下，侯仁之在开国大典前三天到达北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盛会。
最终，先生走出的是一条爱国学者的道路。
（本文是对侯仁之先生早年思想回顾的一个片段）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于北大中关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