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视角出发,探究形成中西民族性格差异的原因。由于千百年来宗教文化、哲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中西方民族性格差异主要体现在:华夏民族传统注重群体认同,西方注重个体本位;中国重道义,西方重功利;中国贵中和,西方崇力尚争;中国趋于内向,西方倾向开拓求新。
【关键词】 中西方;民族性格;差异
中华民族是华夏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是在中国统一国家里经过几千年时间融合了许多民族及其思想文化、感情意志、习俗信仰而形成的伟大民族。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融合过程中,扬长避短,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总体性格。这个总体性格是由各民族的优秀性格熔铸而成的。所谓民族的优秀性格是指一个民族长期形成并比较稳定地保持着的一种共有的思想活动特征和传统。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的。讲到探究这种差异之根源及原因时,传统上,学者诸家习惯用这么一种逻辑:由“地理环境决定论”推导出中西文化不同的渊源和发展轨迹,再由不同的中西文化渊源和发展轨迹,孕育出中西民族不同的性格。这种逻辑推理和理论应该是可接受和认可的。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世间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直线一元的而是多元复杂的。同样地,中西方民族性格差异的形成原因也是多元化的。本文试从哲学、宗教的视角,通过探讨中西方哲学、宗教信仰的不同来阐述由此表现出的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
一、汉族传统注重群体认同,西方注重个体本位
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汉族传统思想,其宗旨是以维护家国安定,群体和谐为基点。孔子所指出的“忠恕”、“恭俭庄敬”和“恭、宽、信、敏、惠”的处世态度及孟子所说的“辞让之心,礼之端也”便是要求人们克制个人的欲望,服从家庭乃至社会群体的意志和利益。汉儒董仲舒指出“大一统”主张以后,更把这种家国一体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儒家这种家国一体的群体意识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编织成的思想体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个体只有克制自己,服从群体,以家国的需要为需要,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纵观中国历史,正是这种家国一体的群体意识才使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群体得以稳定的发展和壮大,才使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伟大情操得以弘扬。
而西方则与此相反,西方是个重个性发展的社会。早在古希腊时代,民族血缘关系就已打破,个性原则便成了西方民族的基本心理和性格。到基督教文化支配欧洲以后,家族的权威更让位于宗教义务和个体意识。《圣经•新约》中耶稣说:“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圣经•新约•路德福音》这就把人们对家族承担的责任引向对超越家庭的精神权威和宗教力量的效忠上,进而产生“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基督教宣称人只要积极努力,接受苦难的考验,未来也便可进入天堂。这些思想都是建立在承认、发展个性的原则基础上的。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基督教只不过是把这种个性原则宗教化了。欧洲13-14世纪的任侠之风,17-18世纪的人权主义,都是这种个性崇拜突出表现。
二、中国重道义,西方重功利
伦理刚常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追求伦理道德成为儒家的最高价值原则。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成功便成仁”及“存天理、灭人欲”等等,都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的理论化表现。儒家这种义利观是建立在道德理性和感情欲望对立的基础之上的,它着眼于用道德的理性去克制感情欲望,使义和利、整体和个人关系得到调节和控制。毫无疑问,重义轻利价值观对弘扬人的理性精神,保持自身不沦为“物”的地位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这种义利观把人的正常物欲视为悖论,忽视道德与物资的统一性,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有严重的障碍作用。
西方基督教追求功利主义价值观。基督教虽然也鼓吹禁欲主义,要人们轻视现世生活,但它给人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来世的天堂。事实上,基督教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原则基础之上的。“救赎论”突出表明了这一点。马克思指出,基督教是与绝对的金钱崇拜相适应的。起初,“金钱是商品在天国的存在,而商品则是金钱在尘世的存在”中世纪的罗马教会则是“金钱的主要宣传家”。打着基督教旗号所发动的西方对东方战争的八次十字军东征实质上就是在罗马教皇的唆使下西方基督教徒对东方财富的掠夺。由于基督教把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宗教化,就使西方人形成了“人惟求新,器惟求利”的社会心理。
三、中国贵中和,西方崇力尚争
“重和谐,持中道”是儒家的处世原则,也是我国民族的传统心理。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要达到“和”,自然需要每个人将实现社会平衡的要求作为调整个人言行的尺度,做到“允执其中”。(《论语•尧日》)这便是儒家所说的“修身”。由此生出“中庸”、“中和”的价值原则和人格标准。故“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的核心便是思想行为的适度和守常。归结到对个人人格的要求则是要为人庄重、谨慎,节制个人的情感、欲望,反对固执一端的偏激片面,以达到处世通达圆融。所谓“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因此,当今许多人仍把中庸看作追求恰如其分的道德行为的择善固执。然而,人们重节制、求平稳的结果是老成持重、世故圆滑、妥协折衷、谦退隐忍成了中国人的立身准则,“明哲保身”、“知足长乐”、“适可而止”、“一争两丑、一让两有”等俗语成了中国人的处世格言。这固然为社会保持和平不可少,但由此衍生的不思变化、不求进取的文化氛围无疑消融了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
西方人由于受截然二分的宗教哲学观的影响,处世好走极端,崇力尚争。《圣经》中,大力士、与敌同归于尽的壮士参孙(Samson)有超人之力,他徒手打死狮子,以驴骨退敌千里;民族英雄、神人间的使者摩西(Moses)带领以色列人与埃及人抗争,最后逃出埃及;少年英雄大卫(David)徒手打死狮子和熊,又用甩石击杀非利士巨人哥利亚(Goliath),等等这些典故在西方基督世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故事中象征着力量和抗争的英雄人物无疑给西方世界民族性格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就使得西方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崇力尚争的性格。自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正式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西方世界从此进入基督教的“千年王国”时代。教权慢慢地从精神领域延伸到世俗领域。到了13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时,教皇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他有一句名言:“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像月亮要从太阳那里得到光辉一样,皇帝要从教皇那里得到政权。”纵观这一千多年里发生的无数影响西方文明进度的战争,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基督教有关。这些战争无不影响着西方基督世界各民族的性格—崇力尚争。所以,可以说“以刚道取天下”乃是西方最擅长者。
四、中国趋于内向,西方倾开拓求新
儒家思想注重内向自求,认为价值之源在于一己之心,因而重“心术”,重身心修养,重伦理道德,重三纲五常,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通过“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反省内求”以汇通万物,达到去恶求善。“人人可以反求自识,而无事乎向外追索”(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熊十力)。自识本心即可达到自我完善,亦即把握了外界事物的本体。儒家在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反省人的社会本质,道家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反省人的自然本性。这种返回到人自身的致思倾向是内向性的思维方式。内向性思维导致中国人求稳的心理和好静的性格,自然静,人也静,以静对静,只有静才能体悟自然,自识本心,才能悟出人生真谛,寻求人际和谐。老子的《道德经》称道虚静,倡导平心静气,安静自守,洁身自好,好自为之,节制欲望,不可争名夺利。“静”、“思”、“悟”、“忍”,成了大多数中国人思维和性格的特征。内向自求还造成安分守己,知足忍让,重义轻利,安逸现状,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的性格,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的探索精神和创造精神。
而西方基督教文化与我国儒家思想在这方面却形成鲜明的对比。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的西方人具有很强的开拓求新的民族性格。基督教经典《圣经》里的《旧约•创世纪》中关于人类始祖夏娃、亚当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智慧之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从此人类有了智慧的故事,反映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敢于违抗象征权威、传统力量的上帝的意志。从这里我们似乎能找到西方民族中那种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民族性格的萌芽。基督教信徒把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寄托于上帝,寄托于超越世间的精神欢乐,反而把现世人生视为一种痛苦。人只有通过体验这种痛苦,才能达到回归上帝的得救之路。基督教信徒“对超越的向往”的宗教态度也暗示着西方人的那种超越创新的民族性格。按照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正是清教徒讲求勤俭节约和刻苦工作的宗教伦理使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求新精神得以产生。中世纪中后期,西方发动的对东方的“十字架对新月的战争”——十字军东征,虽说是西方对东方的一场大规模的掠夺战争,但客观上来讲西方和东方的一次大交流、大融合,是西方人在基督教的影响下的一次大开拓创新,直接反映了基督教影响下西方人开拓创新的民族性格。
当然,中西方民族性格差异是多方面的,其形成原因也是极其复杂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哲学、宗教的视角对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作一粗略探讨,以起抛砖引玉之效。研究民族文化心态不仅需要研究它的常态,更要从它的反常态中去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全面地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心态结构和思维模式,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把握中西文化的异同。
【参考文献】
[1] 本尼迪克.文化模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 郁龙余.中西文化异同论[M].上海:三联书店,1989.
[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 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5] 约翰.希克.宗教之解释[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6] 卓新平.宗教理解[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7] 陈 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起源[M].上海:三联书店,1999.
[8] 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 郑春苗.中西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10] 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