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0层楼的高空，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寂静、孤独又让人血脉贲张。摩天大楼的玻璃清洁工们享有非同一般的视野，他们都看到了些什么呢？
高空的难题
2012年12月的一天早上，天刚破晓，鲍勃·门泽乘坐电梯来到曼哈顿第八大道赫斯特大厦第45层。他打开门走上楼顶，空气清新却寒冷，此地距离地面500英尺，除了空调风扇的轰鸣以外，一切都那样寂静。44岁的门泽有一双蓝色小眼，他说话声不大，留着胡子和一头浓密的褐色头发，笑起来会紧张。门泽是整栋大厦外墙玻璃清洁队的工头，他每天早上3点起床，从在皇后区的家赶来，5点钟打卡。他身穿蓝色工服，肩背黄色防坠落带，手上戴着大厚手套，手里拿着一份清单。他和58岁的罗恩·布朗、55岁的詹努斯·卡斯巴莱克，准备进入铁篮子里工作，这个篮子是纽约最复杂的外墙玻璃清洁设备。
当建筑师诺曼·福斯特第一次展示自己设计的赫斯特大厦（“9.11”后在曼哈顿被批准建造的首栋摩天大楼）设计图时，所有人的问题之一就是：以后这窗户该怎么擦？福斯特设计的大厦外墙均由玻璃幕墙和不锈钢组成，每个对角边都采用凹陷三角形（16英尺深，8层楼高）的设计，就像一张张大开的“鸟嘴”。这样的外观使大厦完工后看上去像一颗巨大的宝石，但却令高层窗户的清洁从业者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手足无措。
2002年初，福斯特找到多伦多Tractel-Swingstage公司寻求解决方案，后者是世界最大的脚手架和清洁窗户平台制造企业之一。面对福斯特的请求，公司工程师们耗时三年，终于设计出解决方案——一个矩形铁箱，它控制着一个40英尺长的桅杆和一个水压吊臂，通过六股缆绳吊着一个可伸缩的清洁篮，铁箱内有一台电脑，它监控着67个电子机械安全感应器和开关，可以在大厦楼顶420英尺长的钢架上运行。2005年4月，当这台耗资300多万美元的机器安装完毕后，工作人员形容它“像是迪斯尼乐园中的游乐设施”。
门泽告诉我，每天清晨他们开始清洁窗户前，都要花1个小时进行安全检查、机器操作，最后才开始用水和清洁剂干活儿。门泽说：“真正擦窗户时，还是一桶水一块抹布，没什么特别的。”
拎着水桶的巨人
纽约高层窗户清洁业的兴起源自19世纪晚期摩天楼数量的上升，一个波兰移民首先看到这个商机，组织起一群在异国他乡求生存的波兰人给高层建筑擦玻璃，逐渐形成一个正式行业，并有了行业规模和规范，成为不少移民的立足之选：波兰人之后是乌克兰人，接着是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最近在美国涌入做这行的移民大多来自南美，比如秘鲁、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
发展到今天，从事擦玻璃这行仍不需要受多少教育，目不识丁都能干。但如果没有私人关系，加入工会很难。安迪·霍克是纽约高空清洁从业者工会的代表，他是帝国大厦清洁队三位元老中最资深的一个，他的家族中不乏高空清洁从业者。他的父亲路易斯是德国移民的第二代，出生在布鲁克林，20世纪50年代末，路易斯和五个弟弟都加入了这行。“他们让他们的儿子从事这行，又让他们的女婿都加入进来，就这样队伍不断壮大。”41岁的霍克告诉我，他身材壮实，留着山羊胡。他在18岁生日时加入工会，现在他有30至40个亲戚在做这行。“我有三个女儿，没儿子。但我敢肯定她们将来会对我说：‘爸，给我丈夫找份清洁窗户的工作吧。’”在纽约，这一行几乎完全是男性的领地。霍克自1996年就在帝国大厦工作。他的右小腿上有一副刺青，一个巨人正在攀爬帝国大厦，他穿着制服、拎着水桶。霍克解释道：“我刚把金刚扔了下去，帝国大厦是我的了。”
清洁的艺术
赫斯特大厦的三个人完成安全检查后，爬入清洁篮，准备开始工作。吊臂将钢篮从楼顶提升40英尺，越过大厦的护墙。对于今天篮子里的第四个人——我——来说，这是整个过程中最令人紧张的阶段，当清洁篮越过护墙时，一阵寒风从我头顶掠过，每当我移动一下身体，这个狭窄的平台就晃得厉害，我就像在乘坐世界上最恐怖的游乐设施。门泽把胳膊肘搭在钢篮沿儿上，从容地用一个有16个键的遥控器控制每根绳索的移动。最终清洁篮完全悬挂在了第八大道上空，大家准备好进入工作岗位。
每降三层，门泽和他的工友就将绳索固定在大厦外墙的钢钮上，防止高空作业篮被大风吹动。如果天气好的话，他们每天在高空工作4小时，从上到下清洁整栋赫斯特大厦需要1个月。清洁更高的摩天大楼则需要更长时间：时代华纳中心有80层高，外墙玻璃全部清洁一次的周期需要6个人干4个月。
门泽说：“前几年，清洁大楼玻璃就是直上直下，因为楼房都是规则的，但现在建的大厦全都有角度。”随着玻璃安装技术的进步、电脑软件的发展，可以使大厦每一层有不同的设计，设计师还能设计出整面外墙完全玻璃化的大厦，把纽约变成一座水晶花园，充满各种几何图形和不规则形状。
说回赫斯特大厦，我们的钢篮渐渐靠近44层的玻璃窗，门泽控制着钢篮外的脚手架也慢慢下降，随着他们拉动钢篮上的滑轮，整个操作平台缓缓靠近倾斜的窗户，直到他们离玻璃只有几英寸远，终于可以干活儿了。
无论是站在楼里还是楼外擦窗户，方法是一样的：先用湿抹布擦一遍，再用干抹布擦一遍，玻璃就澄明瓦亮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第一次尝试是某天早上在帝国大厦86层观景台内进行的，罗恩·兹比格是大厦清洁队的3号人物，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大块头，浓密的金发齐肩，柔道黑带，虽然有他的指导，但我还是做得不好。兹比格看着我在玻璃上留下的脏水，爽朗地总结：“糟透了。”他开始示范清洁窗户从业者的艺术。滚刷在玻璃上轻触和流畅蜿蜒地滑行——追上滴下的水，但滚刷始终不能离开玻璃，最后手腕用力，同时拂去灰尘和水，这时滚刷可以抬起了。兹比格说：“一边擦，我脑子里仿佛在播放着音乐，一个连续的乐章。”作为一个资深从业者，门泽左右手都可以自如地擦玻璃，用哪只手取决于他站在脚手架上什么位置。同事布朗说：“哪怕需要用脚来擦，他也照样能办到。”
高风险职业
赫斯特大厦是一幢写字楼，加上我是周六一早去的，晨光中的办公室就像管理不善的水族馆，空空如也、毫无生机。给公寓大楼擦玻璃就完全不同，门泽笑着说，“干这行，你什么都能看到，很多人不习惯使用百叶窗，因此虽然不是故意去看，但不少人的晨浴习惯、早餐习惯我们都尽收眼底。”更多的时候，他目睹的是办公室工作的无聊。“对着窗户的电脑，10台里有7台，它的主人在玩纸牌接龙。”当门泽和他的工友出现在窗外时，很多人就起身离开办公桌，显然对有人在窗外看他们工作感到紧张。我问门泽，他是否认为户外高空作业很危险，他说：“这活儿永远是危险的，但你别去想它。”这份工作最大的风险在于不按规定检查设备，“它是一台机器，机器总会有出故障的时候。”
多年以来，从事高空清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1993年，纽约高空清洁行业工会发起学徒培训项目，所有新加入的工会会员，需完成216个小时的课堂培训、3000小时的工时才能拿到一份资格证。虽然如今在美国，从事高空清洁比开出租更安全，但即使从30英尺的空中落下，存活率仍只有50%。兹比格说：“第4层是一个临界点，体重200磅的人从4层摔下来，死定了。”
从业者的倒霉故事已成为这个行业的知识宝库：1962年，一个脚手架坠落，在上面擦玻璃的四名工人身亡；还有一位擦玻璃的仁兄把自己的安全带存放在后备箱里，谁也想不到它被电池漏出的酸侵蚀了，一天早上，那条安全带断了，又一个生命走了；1999年，一个名叫理查德·辛格尔顿工人在高空作业，前一分钟他还在12层清洁斜开的窗，后一分钟他倒毙在人行道上；2001年9月11日那天，当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时，有3名从业者正在高空擦玻璃，他们中二人死亡、一人幸存。1983年至2009年，在纽约的非工会从业者身上共发生大约200起事故，其中有70多起是致命的。一位高空清洁从业者的遗孀说：“人们没有意识到，嫁给一个擦玻璃的人，和嫁给一名消防员或警察，所担的风险是一样的。”
“世界之巅”
40层以上的世界是一个几乎寂静的世界，那里是完全的隔绝，但却令人兴奋。门泽说：“你从楼顶降落下来，可以逐渐听到人们在街上争吵，有汽车声、喇叭声、鸣笛声。但在上面，什么都听不见，只有你和你的合作伙伴。你们什么都可以谈，你还可以自言自语，没有人冲你嚷嚷。”
但这个行业的文化也逐渐发生变化。经济衰退导致高层大厦减少定期清洁次数，并缩减长期雇员，甚至裁员。许多资深从业者不再期望他们的孩子从事这个职业：门泽的儿子在时尚技术学院上学，他计划成为一名摄影师；罗恩·布朗的儿子毕业于罗格斯大学经济系，他的儿子对老爸的工作丝毫不感兴趣，布朗说：“即使他想接我的班我也不会同意的。”
但目前这份需要拎着水桶完成的工作仍不是技术能解决的，虽然玻璃生产商Pilkington已经开发出在阳光下可以自我清洁的窗户，德国和日本的科学家也制造出一系列造价不菲的清洁大厦玻璃的机器人，但这两项发明均未得到广泛应用。
现在，纽约城最高的建筑仍是位于第五大道的350号楼——帝国大厦。12月的一个晴朗无云的早晨，大厦门童宣布：“欢迎光临帝国大厦，今天的能见度有50英里！”我和兹比格来到位于102层的观景台，我们经过游客，打开一扇无名的白门，再爬上钢架楼梯，进入一个小圆房间，这里是103层。明亮的阳光射进两扇玻璃门，它们要算全纽约最高的窗户了。兹比格打开东侧那扇门上的挂锁，门外是很窄的一圈，也许就18英寸宽，被水泥护栏围着，护栏只有兹比格大腿那么高。
“欢迎来到世界之巅。”他说。一阵轻风吹过，我们头顶上的电视天线嘎嘎作响。目光所及之处有如一张卫星图片，护墙之外显然是无尽的宇宙空间，我的掌心开始冒汗，顿时心生畏惧，腿一软蹲在地上。
兹比格说：“不是你一个人有这种反应，所有人都害怕上来。”我尽量站起身，他则随意地提起水桶和工具，开始擦玻璃。在帝国大厦清洁窗户是一层一层进行的，中间不间断。“我们的常规做法是从高层做起，一直做到最基层。作为完成工作的奖赏，我们会再次来到最高层，一切重新开始。”
[译自美国《纽约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