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历史人物王昭君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塑造了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由史实一步步演变，生发出一个个不同的人生道路。
关键词：历史；悲苦；艺术创作；浪漫主义；新颜
王昭君是西汉元帝刘奭的宫人，竟宁元年（公元前三十三年）出塞和亲。此后，以她的故事为题材的各种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创作者站在各自所处的时代，联系自己的身世遭遇，带着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塑造出千姿百态的王昭君形象，赋予她不同的生命归宿。
（一）
王昭君的事迹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其中记载她出塞的内容共有三处，分别见于《元帝纪》、《匈奴传》、《王莽传》，但均极为简略，几乎连昭君的轮廓都勾画不出来。在《元帝纪》里，主要是抄录了元帝赐王嫱给呼韩邪单于为阏氏的诏书：“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在《匈奴传》中，虽从正面记载昭君出塞这件事，但提到昭君也就这么一两笔：“竟宁元年，……单于自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另外，还补充了昭君出塞后的情况：“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另在《王莽传》中补记的是有关昭君子女的事。以上就是记载于《汉书》中的昭君的“历史本来面目”。
《汉书》成书三百多年后，刘宋史学家范晔写出《后汉书》，他笔下的王昭君显得有血有肉，并有了初步情节：“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从《汉书》、《后汉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王昭君的一生：入宫，出塞，为宁胡阏氏并生二子，复为后单于阏氏并生二女，这就是王昭君真实的生命历程。不管她是被当作“礼品”赠送给单于的，还是出于因“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这样的个人动机而出塞的，总之结果是一样的：出塞和亲并促进了汉匈之间的安定团结。昭君出塞带来的汉匈和平，虽是时势造成的，并非昭君一人所能办到，但和亲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的。王昭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促进两族友谊作出了贡献。
（二）
根据简单的历史记载，从古至今人们写下了许多作品来吟唱这位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仅清胡凤丹《青冢志》记载的诗歌就达四百首以上，记载昭君事迹的书达二百多部。以昭君为题材的琴曲歌舞在民间风靡一时，有关昭君的地方戏更是剧种繁多，如广西桂剧，川剧，京剧等等。昭君在艺术领域里成了一个典型形象。
现在我们看到的咏叹昭君出塞的最早作品是收在《乐府诗集》中汉代的一首琴曲歌辞《昭君怨》。歌辞以一只在桑林里“养育毛羽，形容生光”的鸟儿起兴，暗示昭君在家乡的健康成长。“上游曲房”指她被挑选入宫。词意到此转折：原以为选入皇宫是“升云”“上游”，值得庆幸，却不料“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沈，不得颉颃”。身体和精神都长期受到摧残。虽饮食无忧，却失去了自由。这分明是用笼中鸟的处境来形容昭君的宫廷生活。“翩翩之燕，远集西羌”，指喻昭君出塞和亲。这时虽摆脱了囚笼的幽禁，却离故乡父母越来越远，再也不能见面了。这首歌辞通过一只鸟的被囚禁、被放逐，控诉了封建统治者对昭君的迫害，展现了昭君因失去自由和幸福而感受到的彷徨、苦闷和哀伤。
史书中关于昭君的生平记载过于简略，这就为后人吟咏昭君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上述《昭君怨》便是在史书基础上的丰富。
自从晋代石崇写作《王明君辞》以来，王昭君便进入了诗词领域，并定下了“屈辱”与“哀怨”的基调。“仆御涕流漓，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默默以苟生”，从此昭君的“满腹悲怨”便成了大量诗人吟咏的情感。如庾信“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陈后主“啼妆寒叶下，愁眉寒月生”，李白“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颜”，杜甫“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欧阳修“马上自作思归曲，遗恨已深声更苦”。这些是咏叹昭君出塞道路风霜之苦，远嫁身世之悲，异地家国之思的，当然也寄寓着对幽闭汉宫的怨恨。有的诗词借昭君慨叹诗人自己的怀才不遇和不满，如李白“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苏轼“古来人事尽如此，反覆纵横安可知”。大量吟咏昭君的诗篇都是在“屈辱”与“哀怨”中抒发他们各自的愤懑。
作家或民间艺人大都从昭君个人的不幸遭遇中选取素材，提炼为文艺作品，其中充满了对王昭君悲苦命运的同情。他们借事抒情，“各摅胸臆愤”，“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於千载”，塑造了昭君怀抱琵琶，远嫁塞北，哀怨啼哭的悲剧形象。
（三）
在历代描写昭君的作品中，大多以哀怨的笔调写其悲切、幽愤地度过一生。但也有的出于某种原因，给昭君安排了一个与史实不同的死亡结局。
旧传东汉蔡邕所写《琴操》：“……昭君至单于，心思不乐……昭君乃吞药自杀。”封建社会中的作家认为，昭君既然被选作皇帝的宫女，就应从一而终，再嫁匈奴是极不光彩的。于是写其“心思不乐”。至于她从胡俗被呼韩邪父子两代立为阏氏，就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了，这有悖于封建伦常观念。“一女侍二夫”本已不光彩，更何况是“乱伦”的可耻行为。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昭君吞药自杀的结局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唐代无名氏的《王昭君变文》也有同样的结局。昭君到胡地后，终日郁郁寡欢。单于用种种方法以引起昭君的兴致，而昭君最后还是在忧郁中死去。这里虽含有很强的大民族主义色彩，但无疑昭君的死亡仍是由封建的道德标准决定的。
除了个人感情和恩怨，王昭君还同国家、民族的命运发生了联系，于是昭君又成了一个舍身殉难的巾帼女杰。元代杂剧作家马致远创作的《汉宫秋》，以民族矛盾为背景描写了汉元帝同王昭君的爱情悲剧。王昭君被选入宫时因未贿赂画师毛延寿，被点破画图，打入冷宫。后被汉元帝发现，封为明妃，恩宠有加。不料毛延寿畏罪叛国，把她的真象献给匈奴单于。单于遣使赴汉，并以大兵随后，指名索要昭君，朝廷上下束手无策。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昭君挺身而出，愿和番。昭君北行，在番汉交界处毅然投江自尽。在番强汉弱的情况下，昭君表示情愿和番，得息刀兵，救国于危难之中，对汉朝来说是爱国的行为，在黑江投水而死，对汉族人民来说是保全了民族气节。作为一名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汉民族的戏曲家，“舍生取义”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而气节的保持尤为重要。
作家用封建阶级的道德标准来要求王昭君，为她选择了一条与史实不同的人生道路——死亡。或吞药而死，或抑郁而亡，或投江自尽，都是要其全节而终，这就为昭君形象打上了封建道德观念的烙印。这种结局的安排，虽与史实不符，但丰富了昭君的形象，并且符合过去时代我国传统道德标准，符合民族的心理特征和特定历史时期的群众的理想和愿望。
（四）
不管王昭君是在异域凄惨地终其一生，还是舍生取义中道而亡的命运，都透着哀怨、感伤的情绪。然而在有些作品中她的人生也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汉魏以来的胡笳五弄《明君别》的曲辞早已失传，但我们知道全曲分为：“辞汉、跨鞍、望乡、奔云、入林”等五段来演唱。从这五段的题目推想，前三段是用写实手法描写昭君辞别汉室，跨鞍上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遥望故乡的情景。后两段则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让昭君幻化为一只飞鸟，从异域奔向云中，最后飞入桑林中去。人们不愿看到昭君渴望自由，追求幸福的理想归于破灭，于是借助幻想这根魔杖，使昭君摆脱羁绊，自由地飞回故乡。
明代传奇无名氏的《和戎记》也增加了一些浪漫主义色彩，如凭借太白金星的神助，给关在冷宫中的昭君送去一支瑶琴，帮助她把怨声传给元帝，使毛延寿毁貌事败露。在昭君出塞时，太白金星化成一只白雁替昭君传递遗书给汉元帝。最后沿用《汉宫秋》的情节让元帝和昭君在梦中幽会，并让昭君推荐其妹秀真给元帝，完成了大团圆的结局。
清代周文泉的传奇《琵琶语》写的是昭君因不肯贿赂毛延寿，遭毁貌应诏出塞和亲。昭君要离开祖国，十分凄楚，于是到圣母庙去哭诉，圣母怜其远嫁，遂命东方朔及青鸟使者去救她。恰巧这时毛延寿自汉朝逃到匈奴，向番王献图，青鸟遂将图形衔去，变作宫女把图形献给番后。因为番后的嫉妒，又慑于汉威，番王终于听从番后的劝告，修表请昭君还朝，并解毛延寿归汉。于是汉王杀了毛延寿，同时昭君受了青鸟和东方朔的指引，白日登仙去了。
人们对昭君充满同情与关切，但又无力以助，只好寄托于神的力量希望昭君得以超生，在艺术的幻景中为她开辟一条自由之路，解放之路。这种浪漫主义的解决方式，跟那个时代反封建斗争的民间悲剧，如《青凌台》、《孔雀东南飞》等在处理人物结局时所采取的方式——化鸟，有着内在的联系。
（五）
进入新的时代，作家又给昭君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清新的气息，使她具有叛逆的性格，她不为命运所摆布，拥有了灿烂、美好的明天。
“五四运动”后，郭沫若于一九三二年创作了话剧《王昭君》。王昭君因未贿赂毛延寿，被点破容颜而应诏出塞。毛延寿的女儿向元帝告发了父亲的贪赃枉法，元帝才如梦初醒并为昭君的美姿所动，想用杀毛延寿来换取昭君的谅解和好感。但最后昭君在愤愤之下和毛延寿的女儿一起离开了宫廷，奔赴匈奴。
在郭老的笔下，王昭君成了力图摆脱封建镣铐，蔑视封建权威的斗士。昭君在离开宫廷前，对元帝进行了无情揭露。在反对男性中心道德论，提倡和支持女权主义的时代潮流下，作家赋予了王昭君全新的性格。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曹禺的话剧《王昭君》更是旧貌换新颜。王昭君以爽朗明快的色调、丰富倩丽的英姿出现于新时代的舞台。此剧仍以昭君出塞为题材，但此时的昭君对生活充满希望，以百倍的信心去迎接挑战，并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的光荣使者。她热爱草原，热爱草原上的人民，有志气、有胆识，愿为民族和睦和汉胡百姓的安乐贡献自己的一生，这就是她选择的人生道路。历史上的王昭君为民族和平做出贡献，于是曹禺擦干她的泪水，清除她的幽怨，赋予她新的生命和有意义的人生。为王昭君开拓了一条不同以前的崭新人生之路。
王昭君真实的一生已成为过去，历史无法更改它既成的一页，然而那亘古的时间长河毕竟不能淹没后人发自心灵深处的“长太息”甚至“掩涕”。人们同情昭君的不幸命运和悲苦遭遇。于是在艺术的幻境中为昭君寻找了一条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生之路，甚至使她的人生更具崇高感。
文学作品中的王昭君离史实越来越远，这是可以理解的。艺术源于生活，但艺术作品并非生活的简单再现，它需要对生活进行集中、提炼、创造、升华。作家们按自己的美学理想、伦理观、道德观、人生观为昭君安排命运，为她的人生赋予了时代的意义和内涵，向我们创造性地展示了她的与史实不同的生命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