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3篇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 浅谈欧洲政坛右转： 社会民主主义面临挑战 [论文关键词]欧洲政坛左翼与右翼社会民主主义 [论文摘要]欧洲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地和大本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
欧洲政坛右转：社会民主主义面临挑战
[论文关键词]欧洲政坛左翼与右翼社会民主主义
[论文摘要]欧洲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地和大本营。
冷战结束后， 在世界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 欧洲社会民主党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第三条道路” 为标志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神奇回归”。
然而， 进入 21 世纪以来， 欧洲政坛“右转” 现象不断加深， 社会民主主义面临严峻挑战。
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欧洲特定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必将对欧洲政坛的近期走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欧洲，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和主要的思想流派， 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战后， 社会民主党在欧洲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 他们在议会内外为争取劳动群众的利益进行了 卓_有成效的活动并推动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工的政策， 把资本主义政府的某些社会政策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推进了一步， 社会民主党也因此在欧洲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苏东剧变后， 世界社会主义暂时处入低谷， 社会民主主义也一度受到很大冲击， 但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 欧洲社会民主党纷纷实现了“政治革新”， 其打着” 新中派” 旗帜实行的以“第三条道路” 为标志的改革政策被认为是欧洲左翼政治力量复兴的一次重大胜利。
然而好景不长， 进入 21 世纪以来， 社会民主党的各项政策却陷入了困境。
一、 欧洲社会民主党面临挑战：
在政治选举中一再失利
进入 2l 世纪以来， 欧洲政坛局势急转直下， 社会民主党不但在国内的政治选举中一再失利， 而且在欧盟机构中地位也有所下降， 这一局面首先体现在世纪初欧洲一些国家的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中。
2001 年 5 月， 意大利举行了全国大选， 以意大利力量党等中右派政党组成的自由之家击败了由左翼民主党等中左党派组成的橄榄树联盟上台执政； 在 2001 年 9 月的挪威议会选举中， 执政的工党仅获得 24、 4％的选票， 创下了自 1927 年以来的最低得票记录； 同年 11 月， 丹麦在野的自由党为首的政党集团以较大的优势赢得选举， 而连续执政 8 年的社会民主党在这次大选中只赢得了 29． 1％的选票， 比上届大选减少了 6． 8％。
2002
年 5 月， 法国社会党不论在总统大选还是随后而来的立法选举中一再败北：
其社会党领袖若斯潘在总统大选的第一轮选举中即被淘汰出局； 社会党在议会中只获得 138 个议席， 传统右翼势力以压倒多数大获全胜， 共获议席 393 个， 法国左右共治的局面宣告结束。
无独有偶， 在 2032 年 5 月的荷兰议会大选中， 荷兰工党仅获得 l5． 1％的选票， 与 1998 年相比下降了 13． 9 个百分点。
在德国 9 月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红绿联盟也是一路险象环生， 最后仅以 11 个席位的优势侥幸胜出。
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颓势在近几年来并没有得以扭转：
2005 年 2 月， 丹麦政府大选宣告结束， 原中右执政联盟的自由、 保守两党共获得 71 个席位并顺利获得连任， 其中自由党以 52 个席位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 社会民主党作为主要在野党仅获得 47 个席位， 比上届又减少 5 席。
2007 年 11 月丹麦议会选举结果揭晓， 右翼政党集团第三次赢得了选举， 获得了议会 179 个议席中的 94 席， 拉斯穆森领导的右翼联合政府将继续执政 4 年。
2007 年 5 月， 法国举行总统选举，社会党候选人罗亚尔不敌右翼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萨科齐， 再次在选举中败北。在英国， 执政的工党在 2004 年 6 月的地方市政选举中遭受了英国有史以来执政党在地方所遭受的最惨重失败， 损失了 460 多个议席， 得票率跌至第三位， 居两大反对党之后。
2OO6 年 5 月英国工党又在地方选举中丢失 319 席， 仅获得 26％的低支持率。
2008 年 7 月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的局面继续上演， 甚至痛失稳控60 年的苏格兰地方议会议席。
而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工党支持率滑落到 23％， 是 1943 年以来最差的一次， 在野保守党相对却有 45％的支持率。
如此艰难的局面使工党在明年的大选中如履薄冰， 政局汲汲可危。
在目前欧盟 27个成员国中， 社会民主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的政府只有 10 个， 而在有些联合政府中， 社会民主党并不占统治地位。
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失利不仅表现在国内政治选举的惨败， 而且表现为在欧盟一些主要机构中政治地位不断下降。
尽管在世纪初欧洲新一轮政治序幕拉开之前， 就有不少学者对欧洲社会党的政治前景就做过不太乐观的预测， 但是几年来这样的选举结果还是让不少学者为之震撼， 有关“欧洲政坛要变天”、“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终结”、“第三条道路已经失败” 的争论和疑惑纷纷产生， 在此， 笔者认为， 近年来欧洲政治右转现象的出现是在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和和 9·11 事件后的特定政治背景这样一个国际大
环境下发生的， 右翼势力的抬头的确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动荡， 但是它不会使欧洲的政策发生实质性的方向转变， 轻言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失败也许为时过早。
二、 欧洲政坛右转原因探析
造成欧洲政坛右转的原因是复杂的， 归纳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球化浪潮中欧洲的极端民族主义、 排外情绪不断发展， 极右势力得以利用移民问题大做文章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末以来全球化发展的势头进一步加快。
目前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和反映并不一致。
在关于对全球化的种种争论和界定中， 笔者比较赞同阿兰· 鲁格曼的观点，这位英国学者在《全球化的终结》 一文中谈到“当今全球化的观念的首要误区”“就是用一种超经济学的理论方式， 如人类社会学的、 国际政治学的、 社会哲学的和文化的方式， 无限制泛化了 的全球化的概念内涵。” 心， 目前意义上的全球化虽然其后果不免涉及到政治的、 文化的领域， 但主要是由大国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相反， 在政治和文化的层面上，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现象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统一进程中的分裂和断层。
这其中， 由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引发的极端民族主义、 种族排外主义浪潮不断高涨， 在西方国家， 由外来移民引起的政治上的分裂和分歧已成为重要问题， 对于欧洲这样一个民族主义国家集中的典型地区，加之近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 民众由此产生的这种心理现象更为严重。
我们知道， 1999 年极右政党在奥地利选举中获胜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其政纲中提出的“没有移民” 的口号， 而 2002 年法国大选几乎重演了几年前的这一幕。
极右翼“国民阵线” 候选人勒庞居然在第一轮总统大选中以 16． 86％的得票率击败若斯潘进入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 被法国和欧洲上下称之为“政治地震”。
即使在遭到“全面封杀” 的背景下， 他依然能在第二轮大选中获得 17． 79％的支持率， 其为竞选提出的主要口号是“法国和法国人优先”、“退出欧盟”， 主张赶走一切外来移民。
他们把本国经济形势恶化、 社会动荡、 失业率上升等问题统统归因于外来移民问题， 以此抨击现存政府的政策不利。
2007 年法国总统大选， 萨科齐提出的收紧移民政策、 严打非法移民的措施再次让他吸引了大量中下层选民的支持。
在 2002 年荷兰大选中， 极右翼政党的代表人物富图恩也正是凭借其反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强硬立场获得了荷兰选民不断增加的支持。
在丹
麦， 2001 年右翼自由党赢得大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极右翼人民党结成联盟，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提出了激进的排外口号以迎合排外隋绪。
(二)政党政策趋同现象使社会党的竞选纲领难有创新
虽然欧洲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 但长期以来， 其政治格局一直在左、 右翼两大派别之间摇摆， 可以说是“多党两极格局”。
如果从执政风格和具体的方针看， 两大派别仍留有不同的特点， 存在一定的差别。
但是即使在两派对立尖锐的时期， 他们各自的阵营内部也存在温和、 保守、 自由派别之分。
而长期的政党斗争实践已使他们认识到：
没有一种单一的政策可以涵盖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 所以在保留本党特色的同时， 必须借鉴他党行之有效的政策为已所用。
在政治对立化的斗争中， 势力渐衰的一方通常会试图接受反对派的某些观点， 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主张进行宣传。
失势一方的经典战略就是“综合对立的立场， 通过吸收对手的观点并将其中性化， 从而达到尽可能保留自己立场的目的。”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 一书中提到一个看法：
社会主义变得保守了， 保守主义变得激进了。
左和右的区别仍然存在， 但是这一区别的意义已经和过去不同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并不明显地属于左翼或右翼， 欧洲复杂多样的阶级结构、 宗教信仰、 社会心理、 民族成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
这种多元化发展的长过程和最终结果反映到政治生活中就是党派利益渐渐磨合、 不同纲领政策相互吸引、 相互趋同。
以法国为例， 由于三度左右共治， 左右两党的政策趋中化现象更为明显。例如， 若斯潘于 2002 年 2 月 20 日宣布参选， 提出了建设一个“活跃、 安全、 公正、 强大的现代化的法国” 的竞选口号。
3 月 14 日， 希拉克在《我对法国的承诺》 的竞选纲领中， 提出了建设“伟大的法国、 团结的法国” 的竞选口号， 而比较两党在此次大选中对恢复经济、 政治改革、 打击犯罪、 增加就业及社会福利等方面提出的对策， 除了具体表述的差别， 我们几乎看不到实质意义上的区别。
既然“谁都有好牌， 谁也没有王牌”， 选民投票给哪一派也就降低了意义。
(三)个人主义思潮的回升和选民政治意识的淡漠增大了大选变数
西方国家实行选举制， 本义在于通过扩大选民政治参与度保持民众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 也可以提高政治的透明度， 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选民对政治的淡漠却有增无减。
随着信息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网络的普及， 西方资
本主义的发展进入被有些学者称之为的“后工业社会” 或“后现代社会”， 强调关注个陛、 保持生活方式、 文化方式多元化的一个个人主义时代似乎重新来临。在 2002 年法国总统大选期间， 两轮选举弃权率达到 28． 44％和 20． 29％； 在议会第一轮选举中弃权率则高达 36％。
在法国年轻人中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据法国易普索斯统计局对参加 4 月 23 日巴黎、 奥尔良、 蒙彼利埃、 图卢兹反勒庞游行的 6 万名法国青年进行的调查， 18 岁至 24 岁的年轻人有 37％没有参加投票。” _l4J 而在参加投票的人群中， 有 1／ 3 的选票投给了极右势力。
在英国，近年来地方选举投票率逐年下降， 在 2004 年的地方选举中， 投票率只有 37％。E53 从欧洲议会的选举投票看， 1979 年民众的投票率高达 62％， 2004 年却下降到 45％， 而到今年 6 月的 H 议会大选投票率只有 43． 39％， 创下历史最低水平。在此之前， 根据 4 份的一份民意调查皿示， 有 53％的选民表示不感兴趣， 62％的选民称投票毫尤意义。
l 从以上数据难看出， 选民对民主权利的视同儿戏和对政治的冷漠态度不能不反映了欧洲社会深刻的民主危机并可能对其造成损害。
近年来欧盟宪法条约在一些国家被否决以及一体化进程遇挫不能不说是这种民主信任危机的体现。
(四)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使有些国家社会党
政府预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政策难以实现自 2001 年春季以来， 由于美国“新经济” 的破灭和日本经济的“滞胀” 趋势进一步加深， 世界经济已经呈现衰退趋势， 而同年 9 月发生的多起“恐怖事件” 无疑更使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直接影响到欧洲经济的复苏， 2001 年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原预测为 3． 5％， 后来调整到 2％， 再后调整到 1． 7％， 而这一年实际的增长率却仅有 1． 6％。
最近几年， 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 1％2％之间徘徊， 呈现经济增长乏力、 竞争力下降之势。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无疑使原本低迷的欧盟经济雪上加霜。
根据欧洲央行的预测， 2009 年欧元区国家的 GDP 增长率将为一 1％， 也就是 C-DP 出现负增长；而经合组织的预测则更为悲观， 如果算上所有欧洲国家的话， 实际 GDP 的负增长可能达 2 到 3 个百分点。
7_在欧元区， 实践证明， 人们对由欧元的启动带来的增长活力的预期过于乐观， 相反由于石油和食品价格的上升、 疯牛病和口蹄疫的爆发使欧元趋向疲软， 群众日常消费能力大幅下降。
就欧盟的几个主要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看， 在法国， 客观地讲， 自社会党 1997年上台执政以来， 其经济形势是远远好于西欧其他国家的， 其经济增长率几年来一直保持在 3％以上：
1998 年为 3． 5％， 1999 年为 3％， 2000 年为 3． 3％。
|8j(n踟)社会党政府实行的其他几项改革政策也初见成效。
但是从 2001 年开始， 法国经济出现衰退， 法国政府原来预测 2001 年法国的经济增长可能达到 3． 3％左右，但是实际增长却比预期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 此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这不仅给社会党的改革政策以当头一棒， 使其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难以兑现， 而且由经济衰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再度爆发， 形势动荡， 政府在短时期内又无力扭转局面，选民对现存政府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也就应时产生了。
在英国， 布莱尔执政初期曾经创下经济增长率 3％以上的骄人成绩， 但是布朗政府上台后的两年， 英国经济则面临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严重衰退， 特别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 英国虚拟及实体经济均受到严重冲击。
根...
篇二：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
党史 ·2012 年 4 期□吴志军从 “极右”到 “极左”：“四人帮”性质的确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政界和思想理论界对“四人帮”性质的认识和确认经历了 从“极右”到 “极左”的显著转变。
正如思想史的转换大都表现为鲜明 的渐进性而非突变性一样， 对“四 人帮”性质的 定位也经历了 复杂而丰富的认识过程。
目 前党史学界对这一转变的具体历程大都语焉不详。
本文拟通过对大量历史材料的梳理与解读， 重构并诠释这一拨乱反正时期重要的思想史事件， 尤其关注知识分子在此进程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 ， 展现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迁大潮中的意义与价值。一粉碎“四 人帮”后， 新的 中央领导人迅速将其路线确定为“极右”， “他们是极右派， 是彻头彻尾的 走资派， 是穷凶 极恶的反革命…… 他们的路线， 右得不能再右了 ”①， 并从 12 个方面加以论证和解释， 从而成为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重要指导原则和主要目 标。
此后， 官方报刊连篇累牍地从批判“‘ 四人帮’篡党夺权” 的主观动机、“反革命的罪恶历史” 及其“阶级本性”、“腐朽生活”和“反革命政治纲领”等方面， 强化论证“四人帮”是“极右派”。
知识分子除配合这些方面的揭批外， 还基于文化界的具体情况， 着重从“四 人帮”全面否定新中国 成立后教育事业的 “两个估计”、 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 “文艺黑线专政”论、妄图打倒一切传统文化遗产的思想以及以“儒法斗争史”为中心内 容的影射史学等方面， 论述了 “四人帮”路线的“极右”性质。
这种界定极大地加强了 “反革命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极右实质”的传统意识形态理念。将“四人帮”的性质确定为“极右”， 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力图维持和延续“文化大革命”路线以及“要集中批‘ 四人帮’ ， 连带批邓”的政治策略紧密联系在一起， 主要表现出“左”的思想的惯性延承。
它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语境和“两个凡是”的观念架构中展开其内在逻辑， 不仅继承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的政治批判话语、方式和内 容， 在思维模式和语言结构上均保留着浓厚的“革命大批判”色彩， 而且以很多未经确证乃至完全错误的史实和证据来刚性地比附预设的政治结论和教条， 极大地模糊和迟滞了对于历史真相和因由的真正探究与反思， 典型地再现了极左历史编纂学的鲜明特征。
事实上， 对“四人帮”所谓“极右”性质的批判， 与“批林批孔”运动中对林彪集团“极右”性质的批判， 不仅具有形式上的雷同， 而且在精神实质上也极为相似， 在一个特殊的问题领域里强化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力， 导致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仍然维持了以往的错误结论和认识， 使拨乱反正呈现极大的自 我矛盾性和不彻底性。将“四 人帮”的性质认定为“极右”， 只 是孤立地描述出 这一政治势力背后的所谓“修正主义”的抽象特征， 缺乏足够的事实经验和严谨的逻辑规范的有效支持。
这种批判无论在复杂的理论层面还是单纯的宣传实践， 都会引 发一些实际困难。
因此， 与“极右”性质的认识相联系， 当 时政界和理论界也明确意识到“四 人帮”至少具有“‘ 左派’ 的‘ 空壳’ ”②， “‘ 左派’ 伪装和极右实质…… 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③。
到1977 年底， 思想理论界开始批判“四人帮”具有“凡事‘ 左’ 三分”的倾向 ， ④并注意到“左”与右的路线具有同样的危害性， 提醒人们要“看到‘ 左’ 倾与‘ 四人帮’的假左有一定的联系”， 主张恢复既反右又反“左”的原则。
⑤部分民间思想者则更早地明确指出 ， “四人帮”在认识革命和建设的任务、 对象、 动力 和方法等方面呈现明显的“左”倾特征， 因此“当 前我们应该反对、应该批判、应该清算的是‘ 左’ 倾路线， 是极‘ 左’路线， 当前主要危险是‘ 左’ 倾危险， 应该抓住极‘ 左’实质进行批判， 进行清算。
”⑥可惜这些对“四人帮”性质的新思想和新认识，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未得到广泛的关注、呼应和伸张， 但这种批判的悄然转向在 1978 年得到了加强和延伸。二进入 1978 年后， 在坚持“四人帮”性质为“极右”的认识前提下， 政界和理论界将批判重点转向 “四人帮”的所谓“假左真右”。
同年 2 月 底， 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 “四人帮”“推学术论坛18
BEIJINGDANGSHI北京党史·2012 年 4 期行的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路线， 在表现形式上有极右的一面， 也有极‘ 左’ 的一面”， 必须彻底“揭露他们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 。
”这对于进一步定位和批判“四人帮”的性质无疑具有较强的统摄性和指导性， 思想理论界由 此普遍将“ 四 人帮 ”的 “ 极左”作为“极右实质”的 “表现形式”或“策略手段”来加以认识， “既揭它的实质， 又批它的极左表现”， “这种极左正是极右实质的表现， 正是达到极右目 的的手段”⑦。
研究者还将“假左真右”视为“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显著特征， 并着重探讨和批判了 “假左真右”的哲学基础。
他们指出 ， “四人帮”的反动言行全部以 “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和极端猖獗的形而上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⑧， 他们打着“反对机械唯物论”的旗号， 极力夸大主观能动性， 颠倒存在和思维的关系， 大肆宣扬主观唯心论， 自 我膨胀至极点， 一切以“我”为中心， 一切为“我”而存在，把“我”的 意志视为 世界的 主宰 ， 奉行“ 一切 根据需要”、“有用 就是真理”的实用 主义哲学， 具有很强的欺骗性。
应该承认， 通过对“四 人帮”哲学基础的 探究， 为以后正确理解“四 人帮”路线的 性质提供了 一种独特的审视维度。与此同 时， 思想理论界将“四 人帮”“假左真右”路线的形成缘由 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中根深蒂固的“宁‘ 左’ 勿右”、“‘ 左’ 比右好”等思维及其卵 翼下盛行的极左思潮， 认为修正主义分为“左”和右两种，“左” 的修正主义比右的 修正主义具有更大的 欺骗性， 危害更大， 流毒尤甚。
因此有研究者主张对“假左真右”的批判要落实到对极左的批判， 并敏锐地意识到批判极左对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队伍中还有一部分同 志， 至今没有从极‘ 左’ 的 精神枷锁中解放出 来， 心有余毒， 心有余悸， 前怕 狼， 后怕 虎 ， 因而对拨乱反正的措施认识不清， 执行不坚决”⑨， “不批他们的极‘ 左’ ， 就不能拨乱反正”⑩。
思想理论界普遍揭露和批判了 “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及其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空前灾难， 以及他们关于反修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谬论， 总结和概括出 “四 人帮”极左行为的具体实例和表现， 主张要持续深入地清算“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这才是真正要革命的表现”輥 輯 訛。
在此期间， 研究者指出 “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还具有浓厚的 “左”倾教条主义特征， 主张联系林彪集团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历史来批判“四 人帮”的极左行为， 并开始初步勾 勒自 反右派斗争以来逐步发展的极左思潮的历史轮廓。
所有这些对“四 人帮”极左属性的 思想认识， 尽管服膺于“极右实 质” 的 大框架， 但毕竟已 逐步接近“ 四 人帮”的真正性质， 不啻为认识上的一种进步。此外， 在逐步启动的拨乱反正进程和愈日 泛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促动下， “四人帮” 的封建主义性也被逐步揭示出 来。
輥 輰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即指出 ， “四 人帮”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设置了 诸多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 我们要敢于触及， 敢于弄清是非； 科学无禁区， 凡有超越实践并自 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 就没有科学， 而只 有蒙昧主义、 唯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
1978 年 7 月 13 日 ， 《人民日 报》发表特约评论员 文章《民主和法制 》， 再次明 确地将“四 人帮”与“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
“我们从‘ 四 人帮’ 身上，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主义的 阴 魂”， “在一定意义上， 肃清‘ 四人帮’ 的流毒和影响， 就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
”对“四人帮”封建主义性质的 发现和确 认， 不仅比所谓“ 极右 ”和 “ 假左真右”的认识深刻得多， 并且触及中共党史中某些带有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
它不仅关涉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认定和历史定位， 而且也决定了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话语， 因 为“新时期”的 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便来源于将 “文化大革命” 等同于 “封建主义 （ 复辟）”， 进而将自 身确定为重新“反封建”并与五四 新文化运动乃至西方启蒙运动发生文化承继性关联的新的历史时期， 对“四 人帮”封建主义性的 确定显然具有关键节点的重要意义。由 上可见，1978 年在理解“四 人帮”的性质问题上呈现多种思路， 其中既批判“假左真右”又着重批判极左思潮的矛盾样态， 集中体现了 当 时中国社会在认知“左”与右的关系问题上的徘徊与惶惑。
在此其间渐次形成的一种比较清晰的 反“左”取向 ， 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 当 时中国社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批判意向 ， 亦反映了 拨乱反正进程的愈日 深入以及 1978 年在拨乱反正史中的特殊性， 为次年最终确定“四人帮”的极左性质铺垫了基础。三经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初两年多时间的思想积累， 在 1979 年全面拨乱反正及其带来的民主与自 由 的政治社会环境的促动下， 思想文化界对“四人帮”性质的认识迅速发生了变化。
1979 年 1 月 23 日 ，《光明日 报》发表金汶《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恶意推行的“左”倾路线》。
文章明确指出， 应当用实践标准判别路线是非及其归属， “右倾”和“假左”都不是对林彪、“四人帮”性质的科学概括， “左”倾才是林彪、“四人帮”机会主义路线的基本内 容和特征。
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 很多读者认为切中了林彪、“四人帮”路线的要害， “解决了人们普遍关心的大问题”輥 輱訛。
同年 2 月 28 日 ， 《人民日 报》发表张显扬、王贵秀《论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一文， 进一步指出 ：
将“四人学术论坛19
北京党史 ·2012 年 4 期帮”路线的性质错定为“极右”和“假左真右”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明晰地区划作为政治派别的“左”右和作为政治路线的“左”右， 将错误路线同提出错误路线的政治派别的动机和错误路线产生的恶果混为一谈， 甚至将错误路线等同于反革命阴谋活动。在此前后，“四人帮”的性质被迅速明确为“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或“极左的政治路线”， 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旋即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任务和主流话语。知识分子从思想、政治、组织和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揭露了“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表现和危害，如再次批判了“四人帮”在教育领域推行的以“两个估计”和由此派生出来的诸多谬论为内容的极左路线輥 輲訛；着重揭露了“四人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史学大肆歪曲和篡改历史，“缺乏起码的史德”，力主进一步“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把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同时批判肃清‘四人帮’极左路线在史学界的一些流毒”輥 輳訛；等等。
有研究者深入概括了极左路线的特征：
将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超越客观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 全盘肯定或完全否定的绝对化思维模式、颠倒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形式主义泛滥等。
輥 輴訛还有思想者就极左路线的性质属性明确指出，极左路线是党内的错误路线， 是属于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其本质不是对抗的阶级斗争，只能用民主的、讨论说理的方法来处理。
輥 輵訛以此为契机，思想理论界在回顾新中国 30 年历史的基础上， 开始全面构建和反思中共党史上延绵不断的极左思潮的发展脉络和文化谱系。在此期间， 部分思想者进一步指出 ， “四人帮”极左路线极端夸大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 随心所欲地改造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 貌似比一切社会主义更加“革命”， 其本质是陷 绝大多 数人民于普遍贫困 的假社会主义， “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一种， 就是马克思主义”， 因此我们要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划清界限， 就必须坚持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准则的同时， 突破长期以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僵化认识，“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避免大的 挫折， 少走大的 弯路”， “我们已经耽误了 多年宝贵的时光， 不能再耽误了。
然而要想不耽误时间， 就必须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办事， 也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輥 輶訛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经触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 促进了 当 时整个思想理论界“回到马克思去”思潮的泛起。在此基础上， 思想文化界还普遍认为， 极左思潮泛滥并形成极左路线的根本社会历史根源， 便在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文化未得以彻底清算， 极左思潮与封建主义的关系得到更加深入的理解。
有研究者撰文指出 ， 林彪、“四人帮”的本质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再版， 他们的“理想国 ”是靠小生产作为经济基础、闭关锁国作为条件、“社会主义”作为门面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王国 ， 如此反动的社会专制主义与我国落后的经济、 文化和顽固的封建残余思想密切相关， “今天， 我们批判林彪、‘ 四人帮’ 的社会专制主义， 如果不彻底根除它的思想源流和经济基础， 那么遇到适宜的气候， 还会长出 新的毒瘤。
”輥 輷訛这一分析深刻 地沟 通了 极左思想 与封建主义之间 的 内 在联系。
輦 輮訛这种对“四人帮”封建主义性质的确...
篇三：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
卷 第5期 文化与传播 Vol.4 No.52015年10月 Culture & Communication Oct. 2015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剧”，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业界未有统一定论。关于它的提法和定义，笔者首见于王新民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纲》一书。书中这样阐述：“在国际‘反修’斗争大背景下，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从此，中国的城乡便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的戏剧舞台便开始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教育剧。”书中将“社会主义教育剧”的内容概括为：
“向全体国民宣传和强化阶级斗争理论，同时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国民，但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发，教育的重点主要是年青的一代。”［1］P193 书中同时“根据作品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关系”，将“社会主义教育剧”分为了三类：一是丝毫不顾生活真实，一味图解阶级斗争理论，演绎政策，宣扬错误路线的剧作，如扬剧《夺印》等；二是作者从生活出发，剧中的冲突、人物都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但由于错误思潮的影响，作者不自觉或被迫“拔高”主题，以符合阶级斗争的理论，从而使剧作陷入“左”倾错误路线之中，如《千万不要忘记》等；三是能从生活出发，并不勉强把一切矛盾都拔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也不企望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而是认真按照艺术的规律描写生活，塑造人物和提炼主题，从而成为不可多得的戏剧佳作，如《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王新民的上述三种分类，更多的是从创作现象考虑，并没有跟进深入的历史分析。他将《霓虹灯下的哨兵》同《第二个春天》《年青的一代》《远方青年》等作为戏剧佳作考虑，显然是从创作现象中得出的结论，而对这类剧作沦为政治运动工具的性质，以及价值观上“反启蒙”、 “非人化”特征等等，缺乏应有的分析。这与董健在《戏剧与时代》中评价的出发点明显不同。《戏剧与时代》虽然也承认这批戏剧在成败得失上不尽相同，肯定《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二个春天》等剧目在题材选取、性格描写和艺术表现等方面有所创造， “在‘技术’层面上，大都用功颇深”；但同极左还是极右？—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剧”的解读杨智摘 要：新时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剧”的价值和历史定位，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当代戏剧史上， “社会主义教育剧”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于一种晦暝不清的地位。笔者认为， “社会主义教育剧”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生，其远离“五四”文化传统，摒弃现代启蒙意识，沦为政治斗争工具，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极左戏剧。关键词：社会主义教育剧；极左戏剧；反修防修剧；阶级斗争中图分类号：I234 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5-10-05作者简介：杨智，广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广西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合同编号：XBS100021）84
杨智 极左还是极右？ —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剧”的解读戏剧文化与传播时指出，这些戏剧从总体上看， “在‘精神’层面上，即对‘人’的思考上，大都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舞台形象的政治符号性在各剧中不同程度地压抑着人在具体环境下的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这些戏都号称‘现代戏’，却不能以现代的眼光真实地揭示现实”。［2］P95 也就是说，董健在《戏剧与时代》一书也肯定这批戏剧在编剧技巧等方面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对这批剧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质，以及价值观上“反启蒙”、 “非人化”特征，均持否定态度，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与此同时，因为这批戏剧的“反对修正主义”的背景，董健在《戏剧与时代》中将之称作“反修剧”［2］P95 。出于同样因素的考虑，他在和胡星亮主编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稿》一书中，还将它称作“反修防修剧”。［3］P25王新民、董健德高望重，二人对“社会主义教育剧”的定义，在业界具有代表性。虽然二人观点存在着明显差异，但有一点却可形成共识，即“社会主义教育剧”是1962年底至“文革”前的那一批戏剧，主要指话剧；且未将其与“十七年”其他戏剧相并论。（一）新时期伊始，人们对“社会主义教育剧”评价不一，一种明显占据上风的是将它同整个“十七年”戏剧史混在一起进行评价，对整个“十七年”戏剧持完全肯定态度。这里面就包括“社会主义教育剧”。有认为“十七年”戏剧艺术的“大发展、大提高，是以革新力量为主力，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同各种各样的保守势力和粗暴作风进行两条战线的韧性战斗的结果”［4］ ；有将1962年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与“社会主义教育剧”的产生构成一对因果关系，等等。1979年11月，赵寻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报告中这样认为，从1962年年底开始，话剧舞台上陆续出现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第二个春天》《南海长城》《激流勇进》《七月流火》《雷锋》《年轻的一代》《豹子湾的战斗》《英雄工兵》《代代红》《不准出生的人》《电闪雷鸣》等“优秀剧目”， “这批剧目无论从题材、主题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和新的追求。这是建国以来话剧艺术的新成就，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话剧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广州会议以后，不仅话剧获得丰收，戏曲工作也出现了新的局面，特别是在编演现代戏方面。广大戏曲工作者积极性很高，进行了许多新创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像豫剧《人欢马叫》，沪剧《芦荡火种》，花鼓戏《打铜锣》《补锅》，曲剧《游乡》都是那几年出现的优秀现代戏。1964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更是集中地检阅了那一两年来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成绩。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可喜收获。如《红灯记》《芦荡火种》《节振国》《六号门》《杜鹃山》《奇袭白虎团》《红嫂》《黛诺》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新成果。”［5］P15801977年11月，在中国第四届文代会上，周扬在会上所做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应当重视革命现代戏的成果，决不能因为‘四人帮’曾经窃取和歪曲这些成果并荒谬地封之为‘样板戏’，而对它们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强加在它们身上的污染，正确总结革命现代戏的经验，使它们重放光彩”。周扬讲这番话时，尽管是就当时社会各界对“革命现代戏”现状议论的一种官方表态，但他显然对“样板戏”创作本身持肯定的态度，而且还将建国后至1962年10月这段时间的戏剧、 “社会主义教育剧”和“样板戏”在本质上未作区别，统称“革命现代戏”。对于“革命现代戏”， “文革”之后在文化部的官方文件中，仍在要求对它“要大力地宣传和鼓励，对新创作和演出的现代戏剧目，要积极支持，不要求全责备”。［5］P1580造成上述现象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革”时期的“革命现代戏”沦为政治工具的性质缺乏足够的认识。列宁在“党的文学”原则定义时，认为“坚持还是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历来是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6］ ，认为文艺应成党的事业一部分，成为它的“齿轮和螺丝钉”。［7］P647 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为人对其机械照搬留下托词与借口，因为理论毕竟应该联系实际。这种现象，在新时期之后具有一定普遍性。冯牧曾撰文赞扬“社会主义教育剧”，认为在1963年至1964年那段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第二个春天》《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年青的一代》《雷锋》等，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声音，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先进人物、先进思想那样深刻地、生动地通过艺术形象推上舞台、推上银幕，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8］ 对于话剧《雷锋》，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第一通讯总站评论组曾撰写题为《红旗永不倒，光辉永不灭 — —喜看话剧〈雷锋〉》的评论文章，发表在《人民戏剧》1977年第4期上。文章认为这个85
杨智 极左还是极右？ —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剧”的解读戏剧文化与传播戏“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感人的艺术形象，成功地塑造了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高大形象，深刻地揭示了雷锋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境界”，但对当年《雷锋》一剧推出的时代背景、政治目的、文化影响等等，显然未能作出充分考虑。1978年，周扬、郭汉城均撰文肯定《朝阳沟》，郭汉城认为“《朝阳沟》这样一出好戏，竟然被‘四人帮’压了十几年”［9］ ，对此，周扬也持相同观点。对于《朝阳沟》，推行极左路线的江青等认为它是“自然主义”，描写“中间人物”，［9］ 即不够极左。周扬认为《朝阳沟》使“大跃进年代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烈情景又映现在我们眼前，引起了我们对过去生活的种种回忆。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10］ 这样，周扬的文章反而是对《朝阳沟》的极左思想予以肯定。显然，周扬本人在此至少对当时曾风靡五六十年代的左的思潮缺乏足够的认识。综上所述，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剧”，至少有两种值得商榷的解读方法：一是将它与“十七年”时期其他戏剧混为一谈， “社会主义教育剧”还没有得到戏剧历史位置的准确把握；二是这一现象仅仅被看作是创作现象，还没有被作为历史现象看待，因此，它的政治意义、文化意义还没有得到论说，这就导致它的面貌不清，一种左的认识还没有得到清算。这种左的认识就是：阶级斗争是必要的， “反修防修”是正确的，提倡做“共产主义新人”是理想的文化高峰，所以，那段时间的剧作尽管有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倾向，但其积极意义是不能否定的。（二）1960年5月， 《戏剧报》发表社论《话剧艺术的战斗任务 — —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等，应视为“社会主义教育剧”通常意义上的诞生背景。但是，纵观历史不难发现， “社会主义教育剧”不是从戏剧创作出发提出来的，而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出台的。1963年初，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后，党在大政方针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一是在国际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二是在国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前者进行舆论导向和精神引导，后者展开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而配合“社教运动”的戏剧就叫“社会主义教育剧”。也就是说， “社会主义教育剧”一开始就是政治斗争形式的一部分，这和在它之前的戏剧有着明显的区别。实际上，1962年5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后，戏剧界整体偏向极左，写阶级斗争成为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这个过程说明了“社会主义教育剧”应政治运动而生的深层背景。以这样的视角定义“社会主义教育剧”，就可以这样解释为， “社会主义教育剧”是指1962年10月至1965年12月，国内戏剧界在主流意识形态推动下，出现的一批“反修防修剧”，旨在“向全体国民宣传和强化阶级斗争理论，同时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1］P193 。这种解释也决定了“社会主义教育剧”作为戏剧的创作主题，一切以“社教运动”为圭臬，为“社教运动”服务，也就意味着它的创作只能是在阶级斗争、 “反修防修”旗帜下去营构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理念，诸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知识分子工农化”等等，这种创作背景是催生“社会主义教育剧”创作主题的直接原因。扬剧《夺印》是较早推出的“社会主义教育剧”。该剧写的是苏北里下河地区小陈庄生产大队队长陈广清经不住坏分子陈景宜一伙的腐蚀拉拢，被“篡夺”了大队领导权。大队生产由此一再滑坡，大批稻种失窃，社员生活贫困，情绪低落。公社党委派来优秀共产党员何文进到大队任党支部书记。陈景宜一伙对何文进先是拉拢，继而离间他和群众的关系，最后煽动群众闹事，竟至杀人灭口。但何文进有着较高的阶级斗争觉悟，他进村后便与普通百姓站在一起，多次拒绝陈景宜一伙的拉拢腐蚀，最后一一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夺回了象征大队领导权的“印把子”。该剧通过何文进和坏分子陈景宜的矛盾冲突，意在向人们展示所谓现实生活中的农村阶级斗争图景。正如东方明在文章写道，该剧在告诉人们“目前农村中，还存在着隐藏的，但是尖锐的阶级斗争”。［11］这出戏由于紧密配合了“社教运动”及当时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从而很快成为轰动一时、炙手可热的剧目，由扬剧改编为话剧、歌剧乃至电影，并被各种剧种移植演遍全国。但是，这出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的戏剧，剧情及人物设置令人质疑处颇多。戏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均有根据当时阶级斗争需要人为设置的痕迹。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文进在剧中一上场，俨然一副党的化身形象出现。他一进小陈庄，便被大队长陈广清引进了坏分子陈景宜的家 — —陈家门楼。陈景宜等布置好茶、烟、酒、菜和“松软的被子”，企图拉他下86
杨智 极左还是极右？ —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剧”的解读戏剧文化与传播水。但他很快觉察到陈景宜的计谋，于是迅速地抽身离去。陈景宜等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提出分稻种为他设下圈套。他果断制止了大队长陈广清附和陈景宜等人的错误决定，依靠胡素芳等人挫败了陈景宜等人的阴谋。当陈景宜等坏分子栽赃陷害胡素芳时，又是他及时赶到，使陈景宜等人吃了败场。他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依靠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等等，因为有他在，才保证了与陈景宜等坏分子斗争的最后胜利。相形之下，作为陪衬的大队长陈广清要“糊涂”得多。在剧中，如果说他把大队的财权、粮权交给了“陈家门楼”，出于同姓等原因还可以解释，那么在剧中的整个盗种事件中多次被陈景宜等人利用，直到最后才悔悟过来。这在建国后左的路线推行了多年的农村，其“糊涂”的程度让人难以置信。而贫农陈友才这个人物的设置，也是疑点颇多。他在陈景宜等坏分子胁迫下，两次参与了偷窃盗种事件，被偷窃的稻种是三千斤，用船藏在黑鱼嘴芦苇荡，这种助桀为虐的行为，其真实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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