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特质”是以往人们学术研究中很少涉及的一个问题。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特质”的问题，主旨在于探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方面所具有的一些明显的特征或特殊性质。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四大方法论特质的探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
关键词：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方法论特质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4-0052-05
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以往人们较多地侧重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相关内容本身的研究，而较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方法论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因而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特质”的问题，就是以往人们在学术研究中很少涉及的一个问题。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特质”的问题，主旨在于探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方面所具有的一些明显的特征或特殊性质。通过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所具有的这些特征或特殊性质，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因而，探讨和澄明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和毛泽东哲学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探讨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变革社会制度的现实诉求”、“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语逻辑”、“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和“民族化、大众化的言说方式”等四大鲜明特质。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包括列宁）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因而，我们应从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关联以及与中国实际的关联上，合理地去探究和揭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这些特质。
一、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变革社会制度的现实诉求”的特质
“变革社会制度”的现实诉求，既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现实诉求，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在方法论上的现实诉求。
“变革社会制度”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即马克思创立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现实诉求
马克思在自己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学界有人认为，马克思这个论断的意思是说，以前哲学家们的哲学理论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它们不懂得实践对于“改变世界”的意义，从而只知道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所以，“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对马克思上述论断的一种误解。实际上，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是关于整个《提纲》的一种总结性论断，应该联系整个《提纲》的主旨来解读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我们认为：（1）马克思在这里是总结性地从批判性和建构性的统一看待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的：从其批判性说，马克思认为，以前哲学家们的旧哲学理论在方法论上，都不是用实践思维方式去理解相关哲学问题（这应是旧哲学理论所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缺陷的问题），因而，在它们用不同的方式对相关哲学问题的理解（即解释世界）中，就会必然地导致它们所存在的另一个显著的问题——即在这些哲学理论中提不出“改变世界”的问题。从其建构性说，马克思认为，他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由于是采用实践思维方式去理解相关哲学问题，这样就在它对相关哲学问题的从实践理解（即解释世界）中，就会内在地蕴含和提出从实践理解的“改变世界”的问题，从而在他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中，实现了从实践理解的“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高度统一。（2）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所诉求的“改变世界”，包括从实践理解的改造“自然、社会和人”三大对象性的维度，从实践改造人类社会的维度说，所谓“改变世界”就是指“变革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之所以要变革以往的旧哲学思维方式——即他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诉求，其理论层面的诉求是“变革以往的旧哲学理论”，其实践层面的诉求是“变革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由之，“变革社会制度”就成为马克思所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现实诉求。
“变革社会制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在方法论上的现实诉求马克思创立新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方法论的实践层面所提出的——“变革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诉求，列宁主义哲学在方法论的实践层面所提出的——“变革现实中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制度”的诉求（尤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经验），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提供了客观规律性方面的理论依据，又提供了历史经验方面的现实依据。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看来：（1）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为了改变旧中，国、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才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寻求救国救民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的思想、道理、意见和办法的。中国之所以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因为中国具有“变革现实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客观需要，是因为马克思创立新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方法论的实践层面所提出的——“变革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诉求，列宁主义哲学在方法论的实践层面所提出的——“变革现实中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制度”的诉求（尤其是俄国十月礼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经验），它们与中国共产党人救国救民所诉求的“变革现实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具有高度契合性和一致性。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向西方、向俄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是我们的客观需要和我们自觉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2）中国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使其在每一表现中能够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例如，关于“变革社会制度”的现实诉求问题，马克思创立新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方法论的实践层面所提出的是“变革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诉求，列宁主义哲学在方法论的实践层面所提出的是“变革现实中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制度”的诉求，它们在“变革社会制度”问题上，虽然同中国也要求变革现实中的社会制度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一致性，但它们各自所诉求变革的社会制度（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或俄国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制度）则并不适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要具有中国的特性。由之决定了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其方法论的实践层面所提出的诉求，就被中国化为“变革现实中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二、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语逻辑”的特质
“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语逻辑，既是马克思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话语逻辑，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在方法论上的活语逻辑。
“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语逻辑是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话语逻辑这是因为：（1）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反对一切旧哲学从抽象性看问题，而主张从实践（即从主体改造客体的双重对象化活动）的这种现实性看问题。例如，关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既不像资产阶级哲学那样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单方面、绝对性地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也不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从抽象的道德义愤出发——单方面、绝对性地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而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肯定的否定”的理解中——即从资本主义合理性丧失（亦即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转化）中，提出了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即资本主义在其自己历史行进中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问题。（2）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不满足“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性论断和号召，而是进一步从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实践活动——即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实践活动，去探寻进行这个历史性实践活动的主体——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这个历史性实践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通过对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总结）去探寻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等等，从而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3）从“变革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经由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途径去实现——即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这样的“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中引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世界”的意义说，马克思创立新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实践层面的——“变革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诉求，其所蕴含的话语逻辑，就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语逻辑。
“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语逻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在方法论上的话语逻辑这是因为：（1）马克思创立新的唯物主义在方法论的实践层面所提出的“变革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诉求，列宁主义哲学在方法论的实践层面所提出的“变革现实中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制度”的诉求（尤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经验），既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一种关于客观规律性方面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方面的现实依据，又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的实践层面上提出“变革现实中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语逻辑。（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应是一种外在的中国化，而应是一种内在的中国化，而内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应包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变革社会制度”现实诉求的——“无产阶级革命”话语逻辑的中国化。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看来，这既是一种内在的应当性，又是一种外在（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活动中）的必然性。如在我党的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中，毛泽东实际上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著作并不多，但由之他懂得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道理，掌握了“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去看待中国的革命、阶级等问题”的方法论，于是就抓住“阶级斗争”这四个字去从事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了。此后，毛泽东撰写出了包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许多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话语逻辑的名著。（3）从“变革现实中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必须经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去实现——即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从这样的“批判旧中国社会制度中引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中国社会制度”的意义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实践层面的——“变革现实中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诉求，其所蕴含的话语逻辑，也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语逻辑。
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的特质
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理论层面的诉求是“变革以往的（西方）旧哲学理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理论层面的诉求则是“变革以往的中国旧哲学理论”。它要求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国化、创立出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由之决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具有“‘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的特质。
“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客观需要
因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看来：（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具有“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创新的活动，即要求创立出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而要创造出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在毛泽东看来，这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思想内容方面，就应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在各个方面去做出合符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相应地，而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中的“各个方面去做出合符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就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思考解决中国革命建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经验”进行一种哲学的概括和总结，从而使之升华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的各方面之构成，由之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具有“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2）只有具有“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才能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表明，教条主义者认为在中国革命中只能是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人们应去照搬照抄的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巴黎公社”经验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而不是什么中国革命的经验。显然，由于教条主义缺乏“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它就不仅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甚至在它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与之相反，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正是具有了“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它才能在自己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即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在其思想内容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合符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从而真正实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断创新的可靠途径
因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看来：（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只能通过“‘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的途径来实现。“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的灵魂，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断创新的可靠途径。我们知道，在怎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教条主义由于不具有“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它是取消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条途径就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问题；经验主义由于凸显的是“一孔之见、一得之功”那样的狭隘经验，而不是凸显的“中国经验”，实际上它也是取消和反对马克心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条途径也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问题。只有像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所做到的那样——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中、通过“‘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的途径，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产生了第一次历史飞跃，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2）只有通过不断“‘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的途径，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能够不断地“在各个方面去做出合符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就应不断地对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思考解决中国民主革命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经验”、“如何思考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经验”、“如何思考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经验”进行一种与时俱进的哲学的慨括和总结，从而把它们不断地升华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之各方面的构成，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活动中，正是不断地采用“‘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的途径，才确保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自身的不断创新。
四、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民族化、大众化的言说方式”的特质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来说，它所谓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是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进行中国化，由之创立出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这样，就决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必然地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言说方式”的特质。
“民族化”的言说方式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特质
因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中的“中国化”，从其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来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包括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1）从其思想内容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的实践层面所提出的——“变革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现实诉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语逻辑和“凸显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必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密切相结合，从而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各个方面的思想内容，在理论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理论内容上是“中国化的”。这方面也就是毛泽东所要求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显然，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容的“中国化”，规定着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容的一种“民族化”。所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具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容的“民族化”言说方式的特质。（2）从其表现形式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民族化”（亦即中国化）的理论内容，必须要通过一定“民族化”（亦即中国化）的表现形式，才能传达和表现出来，才能形成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体系。在问题的这一方面，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挖掘资源，可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形式来表现和阐释“民族化”（亦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这也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具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亦即中国化）理论内容的——在其表现形式方面的“民族化”言说方式的特质。
“大众化”的言说方式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特质
因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看来：（1）“大众化”的言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人民群众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是人民大众事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活动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采用“大众化”的言说方式，才能够为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主体——中国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由之，它才能掌握中国广大人民大众，从而实际地成为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主体——中国广大人民大众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所以，“大众化”的言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客观需要。（2）“大众化”的言说方式是宣传、教育、组织和发动人民大众的客观需要。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虽是中国广大人民大众的事业，但中国的广大人民大众相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其觉悟性、革命性相对较低，因而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去向他们做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组织和发动工作。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采用“大众化”的言说方式，才能够为中国的广大人民大众所理解、接受和运用，这就有利于我党去向中国的广大人民大众作宣传、教育、组织和发动工作。所以，“大众化”的言说方式是宣传、教育、组织和发动人民大众的客观需要。由于上述这两个客观需要，决定了“大众化”的言说方式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具有的一种重要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