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青藏高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是中华先民发生发展、民族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地区;青藏高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迄今之前，尚无对青藏高原地区的考古有过系统地评价和研究整理的图书问世，也无从广域综合的角度来观察总结青藏区域考古的图书，《青藏高原考古》的出版，填补了这一区域的学术空白。《青藏高原考古》一书，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奠定了民族区域考古学的基础;廓清青藏高原民族的历史;为青藏高原科考提供历史证据。
关键词：青藏高原;民族地域;考古研究;历史文化
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辑的大型图书《青藏高原考古》（全书10册，2016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终于问世了，该套大型学术文丛的出版，惠佳学林，可喜可贺。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高原，也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域，在这片雪域高原上，却有着不容小觑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青藏高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是中华先民发生发展、民族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地区;青藏高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虽然国内考古学界曾对青藏高原做过许多考古调查和发掘，对不同阶段的考古作出了持续的努力，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由于这些考古发现相对比较零散，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上就像散落草原的珠宝，易被岁月湮没，难以引发人们的关注，所以迄今为止，尚无对青藏高原地区的考古有过系统的评价和研究整理的图书问世，也无从广域综合的角度来观察总结青藏区域考古的图书。因此，《青藏高原考古》的出版，填补了这一区域的学术空白。
《青藏高原考古》注重了田野发现、考古研究、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对原来的研究做了系统整理和规范，为研究者扩大中国考古学区域研究的观察视野，深入开展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和考古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和帮助。
我们以为，《青藏高原考古》一书，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奠定了民族区域考古学的基础
青藏高原的独特地理环境，决定了其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反映在考古学方面，也必然会与中国其他区域考古有着较大的差异。在中国考古学的这一学科之下，分支学科——民族区域考古学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可能。
何谓区域考古学，简而言之，即以自然区域为“空间单元”的考古学研究。青藏高原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又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并存的分布空间。青藏高原考古相对中国其他区域考古，既有许多共性，又具有更多的独特性。毋庸讳言，青藏高原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但又它必然会以自己的鲜明特色而著称于世，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众多的民族，时空纵横，构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
在欧美考古学中，一直存在着“区域文化”和“文化圈”的概念。美国考古人类学家韦斯勒（Clark Wissler）提出了一种年代—区域假说。在他看来，文化因素从一个最初的中心点向外扩散，其发展是偶然的或“历史的”。然而，一旦得以确立，文化和环境便相互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环境，因为自然环境具有相对的不可变性（《人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青藏高原考古》主编霍巍教授则更看重文化和文化交流的作用，他认为：人类对青藏高原的适应和定居、迁徙与交流、生存与发展，从来就不是在一个自我封闭的“文化孤岛”上进行的，从一开始就与高原周边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不同的族群和文化中吸收多方面的养分，经过选择与改造使其成为具有高原自身特色的“文化基因”，并将这种基因一直传承和发扬下去（《青藏高原考古》前言）。
其实，上述各有侧重的见解和看法，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无论人类文化有多少类型，无论各地域人类文化如何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对人类文化起决定性作用的，离不开自然环境的约束和人类的文化选择。自然环境制约和人类文化选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文化发生与文化交流，对人类的重要程度如何，并不能一概而论，要视人类对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所作出的文化选择和文化适应而定。《青藏高原考古》一书，多角度、全面地揭示了当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历史关系，对于我们深度了解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选择、文化适应的相互关系大有帮助。从这一角度而言，《青藏高原考古》为不同类型文化的产生的原因提供了难得的素材和论据。
依据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以迄明清时期，展示出来的重要考古发现，《青藏高原考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民族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绝好样本——无论是从青藏高原独特的区域文化着眼，还是从文化交流传播形成的文化圈看，青藏高原区域的民族、民族文化，都受制于其自然环境，并承受文化交流和融合，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在青藏高原各民族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并非是沿着单一文化进化的路径发展，其发展有时会出现曲折迂回的态势。这种现象，通过对该区域内各民族的政治结构、经济形态、社会意识、宗教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考察，经过考古寻觅到一些踪迹。比如西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昌都卡若遗址，是相对发达的农业社会，这是考古发掘通过统计其农业石制工具的种类、使用的陶器、食物的构成、居住的房屋结构、墓葬随葬品种类和数量等而得出来的结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这种相对稳定的旱作农业（粟和青稞）形态却发生了变化，后续兴起的却是生业形态相对落后的畜牧业，并且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耕作农业演变为畜牧业，其实是这一区域内人们的文化选择和文化适应，气候变冷，自然环境的变化，耕作农业已无法持续下去，为了生存而选择了畜牧，这是史前人类的现实却又明智的选择。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独有的文化内涵变迁，通过考古发掘而得到证实。
青藏高原考古，实际上是民族區域考古学，即具有独特文化属性区域的考古学。在这一区域内，因为民族众多，又处于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客观情况和较为封闭的环境，决定了其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考古工作者所面对的是区域内古代民族众多、人口数量较少、分布区域分散或者呈立体交互（如岷山山上居住羌族，山下居住氐族）、文化样态重叠、生业复杂的现象。诸如建筑，有石砌平房、土坯平房，有数层的泥石木骨楼房，更有高耸的石砌碉楼，还有草原上散布的形形色色的毡房;各种石砌和木作的大大小小的宗教寺庙，如西藏拉萨大昭寺、青海西宁塔尔寺、甘肃甘南的拉卜楞寺、四川阿坝的格尔登寺等。还有宏伟壮观的宫殿如拉萨布达拉宫。又如葬俗，既有巨石累砌的吐蕃王陵、吐谷浑陵墓，也有石棺葬、大石墓，以及土坑葬;有火葬，也有土葬，还有二次葬等。如生业形态，既有农耕，种植粟黍，也栽种青稞大麦;有渔猎采集，也有畜牧或半农半牧，还有游牧等;即使社会进入青铜时代或铁器时代，其工具依然杂驳，既有铜铁金属，也有各类骨木竹器、石器、陶器;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迟滞现象，是考古学断代常见的事情。诸如宗教，其形态也是精彩纷呈，既有原始巫术，也有萨满教、本教，还有道教与藏传佛教等。
《青藏高原考古》从青藏高原的地理单元区划内的地域文化着眼，涵括青藏高原区域的考古发现以及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汇成一书，其所涉及的考古内容和研究框架，构成了民族区域考古学的基本部分。
二、廓清青藏高原民族的历史
《青藏高原考古》以青藏高原民族地域考古文化为主，必然涉及该区域的民族历史研究。由于这一区域的藏族历史文化鲜明且独特，因此吸引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重点关注;但同时海外学者也带来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在热衷于藏族个性独特的民族文化以及神秘的宗教文化的探究基础上，容易将藏区文化泛化，有人据此泛化出“大藏区”的概念，不仅给历史文化研究带来困扰，也混淆了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居住的史实。
《青藏高原考古》通过考古工作者的田野发掘和文物考古研究，明晰了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及金属器时代的青藏高原，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变迁和演进。通过青藏高原人类活动的调查，以及考古发掘工作，让我们对青藏高原的民族历史有了清楚的认识。自从有人类出现活动的时候开始，青藏高原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羌、氐、藏、吐谷浑、纳西、回、蒙古、汉等民族就生存繁衍于此地。众多的人类文化遗址，如西藏的昌都卡若遗址、拉萨曲贡遗址，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文化以及卡约、寺洼、辛店文化、川藏峡谷的石棺葬文化、大石墓文化等考古文化，居住西藏昌都从事盐业的纳西族，居住甘肃、青海、岷江流域从事旱地农耕的羌族，居住白龙江流域、岷江流域从事农业的氐族，居住青海从事畜牧农耕的吐谷浑族，甘青陕川滇交界地区从事农业的回族等，都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从而廓清了那种认为青藏高原是“大藏区”，是藏族单一民族居住地区的错误认识。
当然，我们必须要指出，藏族历史文化和民族宗教，是青藏高原最有特点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形态，西藏文明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毫无疑义，青藏高原是藏族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也是他们自古以来发生生长壮大的地方。藏族的发祥与兴盛，跟青藏高原这一地理环境有关，也与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诸多民族的相互交流、融合有关。
青藏高原最古老的民族集团，应该是西羌，这是一个部族众多且联系松散的庞大人群集团，我国西部的许多少数民族，大都与西羌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藏族的祖先，正是古老的西羌中的一个支系，在西藏的中部（山南地区），发展出“雅砻文化”，公元前2世纪，建立起“雅砻王朝”，奠定了藏文化基础。经过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和历代赞普的发展，雅砻部落成为西藏最强大的部落。到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时期，雅砻部落征服联合了各大部落，统一了全西藏，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期间，吐蕃王朝吞并了东女、白狼、槃木、附国等羌系小国，逼迫云贵高原南诏国（六诏）臣服，收服了青海境内的吐谷浑王国，并使之吐蕃化。以《青藏高原考古》一书中出土的青海都兰县血渭草场的吐蕃棺板画和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为例，通过对棺板画上的人物场景、民俗风情、丧葬习俗的观察和研究，清晰地反映了作为鲜卑族的一支吐谷浑，如何被吐蕃化的过程。
藏族的宗教文化，历来颇受人们的关注，这不仅是其有着浓厚的宗教氛围，而且其宗教的特点极其鲜明，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本教，还是藏传佛教，其仪轨、程式以及宗教用具，如寺庙建筑、坛城（曼荼罗）、塔、玛尼堆，佛像、擦擦、经筒、经幡等，都能让人感受到宗教慑人心灵的魅力。
《青藏高原考古》一书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容易让人感到紛繁复杂，特别是涉及民族文化，诸多学者的不同见解更是让人感到困惑。尽管如此，本书中出现的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还是给学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路径和方便。透过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考古以及学者的辛勤探索，为我们了解青藏高原民族历史的全貌，正确树立民族历史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为青藏高原科考提供历史证据
青藏高原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孕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黄河就是从这儿发源。其区域内的森林、草甸、湿地是长江黄河的水源涵养地，因此她是我国生态的屏障。而这片广袤的雪域高原，又是高山荒漠、草甸分布区和横断山脉的植物垂直分布区，有着丰富和独特的植物和动物，同时又是地质结构变迁高原隆起的地区。所以，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历来受到国家和政府重视。我国首次进行青藏高原科考是1973—1976年。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是2017年8月17日启动的，由中国科学院牵头，将对青藏高原的水、生态、人类活动等环境问题进行考察研究，分析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我们欣喜地发现，《青藏高原考古》一书，能够直接和间接地为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提供历史证据。
《青藏高原考古》有《科技考古》《文化遗产及保护》专编，内有多方面涉及青藏高原区域考古，能够为青藏高原科考直接提供可靠的历史数据，诸如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人类在青藏高原的活动，由此而获知的数万年来地形地貌的变迁，气候的变化。通过对人类的居址的考察，从古人所使用的石制工具、陶器，能够判定其所处的时代以及加工技术。而对墓葬所用木材的种类、年轮、产地判断，通过这些建立起来甘青地区的数千年的时间序列。根据人类遗骸年龄、性别和个体差异，体质人类学由此考察得出当时的人种、民族成分的构成。遗址考古发掘所发现的众多的动物遗骸和生物遗存，结合时代关系，可以得到数千年来生物在青藏高原繁衍的情况，如动物、植物，各类生物资源。通过历史上该地区使用金属器物的情况，从而获得金属冶炼铸造的情况：如青铜器的起源，通过金相分析和电镜扫描不同类型的铜器，从而获得铜、锡、铅、砷等配方成分;又如通过金属成分分析了解铁器的出现及其冶炼、铸造工艺特点。同时，从考古发掘出土遗物中，还可了解古人手工制作的工艺和制品的资料，比如丝织品的类型、编织方式;玉髓制作天珠染色、构图、磨制等工艺。那些固定的文物如古建筑、壁画以及岩画、玛尼堆等，不仅展示了古代艺术的魅力，而且还为建筑学、力学提供了科学数据;通过岩画、寺庙壁画颜料矿物成分的检测，获得文物保护利用的第一手资料等。
《青藏高原考古》中的《田野考古》《考古研究》编，其内容也能够间接地为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提供一些历史证据。比如，粟米、青稞、小麦等农业作物的遗迹遗痕，以及浮选法筛选出来的农作物种子，能够提供青藏高原农业起源的物证，而高原上农业作物种植的更替，能够清晰地反映历史时期人类与气候之间的关系;又如人类遗址的分布，以及历史村落分布的变化，能够说明历史上人类的居住环境和选择;新石器时代青海喇家遗址中人类遗骸掩埋的惨景，表明了当时地震和洪水的发生，以及当时气候的状况;粟米和双耳彩陶罐在四川岷江流域的传播，表明了青海、甘肃古代人群南迁的史实，也表明距今5000年前气候变化（变得寒冷）对气候生态临界状态脆弱地区人类的影响;石棺葬沿岷江和横断山脉南下分布，以及嶲、昆明等游牧民族沿横断山脉迁徙的文化现象，也反映了气候变迁的客观事实。
概而言之，《青藏高原考古》既是云贵川藏甘青新等地考古工作者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展示，同时也是民族区域历史文化演进过程的可贵探索。可以断言，青藏高原，无论是文物考古、历史研究，还是综合性科学考察，现在已不是研究的盲区，而且都具备了深入研究的较好基础。相信今后的青藏高原考古和科考工作，必定会在《青藏高原考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