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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道：“内城（小城）可以定义为等于或包含宫城”，即“宫城”在广义上与“小城”“内城”一致，“小城”“内城”“宫城”这三个含义相互重叠的词，都是指被围起的聚落里的空间，有时直接被称作“城”。但“大都无城”的“城”非彼“城”，而是相对于内城（小城）的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郭”。至于为何以“城”字代指所有的聚落外围城垣，他认为，“既然郭的存在以城为前提，没有（内）城，郭则无从谈起，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也就只能称为‘城’了”，具体来说就是有些聚落并没有明确的内城，这种情况下外围的防御设施就要称作“城”了，因为“郭”必须与“内城”相对，况且“郭”的其他称谓——“大城”“郭城”“外城”“外郭城”也都带有“城”字。
许宏还提到了另一个重要概念——“郭区”。他早先的著作《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9]就指出：“夏、商、西周时期都邑的布局已初具内城外郭的雏形，但罕见郭城城垣”，可谓是“大都无城”观点形成的一个重要线索。同时，他把在内城外围，但未被外郭城围起来，往往含有“一般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等”的广大区域称为“郭区”。郭区不同于有外郭城城垣围起的“郭城”，郭区和宫城（内城）一起，是“大都无城”形态都邑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清这些概念之后，各个时代的都城案例都可以放进上文说到的形态分类框架中。从“中国古代都邑城郭形态一览表”中可看出，自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北城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的布局（即“大国无城”）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书中以考古学材料为主，辅之以文献资料，来证明在曹魏邺北城之前的大部分城郭确实是“宫城+郭区”的布局，而商代二里岗和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宫城+郭城”状态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且并非与前后时期一脉相承。这其中不乏争议和材料的缺陷，如赵都邯郸，一般认为它包括“赵王城”和“大北城”两个部分，具有鲜明的战国“两城制”特征。但正如许宏在书中提到的，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邯郸故城应只有大北城，大北城西北部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小城一带可能是宫城所在地，赵王城只是一处重要的离宫而已。目前考古材料不充分，尚不能确定大北城西北部的这一建筑基址群和小城的性质，那么赵都邯郸究竟能否成为战国时期“城郭并立”的都城形态的例证也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或许随着今后考古材料的丰富，对城郭形态及何为主流的判断会发生变化，但许宏这种看待城郭形态的视角无疑是独特而富有借鉴意义的。
二、都城形态的动态解读
《大都无城》一书的副标题“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道出了本书所要传达的一个重要理念。许宏在后记中写道，他在撰写博士论文及工作实践中“愈益感到‘总平面图式’分析都城遗址的局限性，因而一直在呼吁动态解读的理念”。对都城的动态解读，即在分析都城形态时，不局限于固定的总平面图，而意识到在最终形成一幅总平面图之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应在观察都城形态变化的基础上总结其形态特征。
比如汉长安城，它的“郭”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惠帝筑城时先以城池为郭，即延续了战国时代“大立郭城”的传统，而武帝之后国力强盛，人口剧增，于是原来的城池转变为“内城”，在城外筑建章宫，扩展上林苑等，不断向外蔓延，成为内城加郭区的“大都无城”的状态。同时，汉长安城的朝向和轴线问题也有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书中提到刘瑞从城市动态发展的角度加以解读，认为汉长安城“首先是一座朝东的城市，然后才变为朝南” [10]。刘瑞的分析不同于众多学者“总平面图式”的研究，而“把都城的空间布局放在一个发展的框架中去做动态解读”，这给许宏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再如鲁都曲阜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出现。关于该城的形态演变尚有争议，发掘者认为它大圈套小圈的城郭布局反映了西周城市的特点，而许宏仔细梳理考古材料后于2000年在《曲阜鲁国故城之再研究》[11]一文中指出，可确认的鲁城最早的城垣大致在两周之交或稍晚，内城外郭应是春秋后的形态了。因此，他认为鲁都曲阜经历了西周时期的“大都无城”、春秋时期的“内城外郭”及战国时期的“城郭并立”几个阶段的演变。
两周时期都邑在不同阶段的动态演变在“中国古代都邑城郭一览表”中也得到了体现。书中每讲到一个都城的例子，便会详细地介绍它的发现和研究情况，试图通过语言让读者全方位地感知这个城市的面貌，时间框架中的变化则为这种叙述增加了一个维度。许宏并非第一个实践动态解读都城的人，但他书中处处可见的对动态解读城市形态的关注，不仅使他对都邑的描述更加立体，还给我们研究城市考古带来了重要的方法提示。
三、承前启后与跨时代继承
对都城动态解读的意义之一在于更好地看清其发展过程中的传承问题。正如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城郭是我国古代所有都城必然的组成部分一样，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国古代都城形态的发展从来都是单线地一脉相承。
许宏通过动态分析都城形态，亦想探究其中设计之思想来源和传承。基于该书的分析，笔者把都城形态传承分为“承前启后”和“跨时代继承”两种。
除了“大都无城”这一主流形态，书中想强调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城郭俱备的少数几个时段——商代二里岗期、春秋战国时期——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由军事局势高度紧张的历史背景造成的，这些特殊情况不可能是承前启后的环节，尤其是城郭并立的战国时期都城，许宏称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正如前文所述，西汉长安城一开始也经历过大立郭城的阶段，或许可以理解为当时处于尚不稳定时期而对战国传统的延续，但很快就演变为宫城加郭区的形态了。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特别提到的汉长安城朝向与轴线动态演变问题，提供了另一条线索：一开始朝东的设计，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许多地域流行并实施的尚东和尊右的思想”，又或是“战国时期逐渐流行阴阳五行学说在汉代的反映”。而许宏认为汉帝国的社会形态更接近于西周王朝，因此汉长安城的“跨周法”是对“大都无城”的西周王朝都城的继承，而不是“对礼崩乐坏、乱世争防的东周城郭形态的模仿”。
除汉长安城跨时代继承西周都城形态以外，书中提到的另一个跨时代继承的情况是殷墟对二里头的继承。许宏认为，属于殷墟文化初期阶段的洹北城“在继承了郑州城、偃师城的某些布局特征的同时”，又“具有开创具有洹南殷墟模式先河的意义”。其实发掘者认为洹北城遗址有夯土城墙，而许宏认为所谓“封闭的方形夯土城墙的基槽”遗迹其实是“填壕”，并没有夯筑城墙。这样一来，洹北商城似乎就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上了。另外，尚处于二里岗末期的小双桥遗址是一座高规格的都邑性聚落，但未在遗址范围内发现城垣遗存，许宏以为此时可能就已揭开殷墟时代“大都无城”的序幕。综上，商晚期殷墟的“大都无城”表面上是跨时代继承了二里头文化，但小双桥、洹北城在商代前期（以郑州城、偃师城为代表）与商代后期（殷墟）之间的过渡，减弱了时代跨越感，让人更加关注它们的联系。至于跨越了西周、春秋、战国的齐都临淄、鲁都曲阜等，虽然城郭形态发生了变化，但它们显然是有承接关系的。而殷墟是否继承了二里头的都城形态，不能仅仅通过它们都是“大都无城”形态而下定论，许宏也指出，关于洹南殷墟未筑城原因的一种推想是殷墟的“族邑模式”[12]。
动态解读都邑可以帮助理解发展传承的规律，而通过分析已有的考古资料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都城之间或承前启后，或跨时代继承的关系。但对城市形态、城和郭的形态的观察并不是全部。譬如书中讲到关于汉长安城的“跨周法”，学者们还注意到思想观念的影响。值得肯定的是，“大都无城”概念提出后，所有都城都能放进可以清晰区分的城郭形态类别中，并由此梳理出一条城郭形态演变线索，这条线索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都城的演变。虽然这种角度未必全面和精确，且只能基于已发现的考古材料，但它至少为我们观察古都的发展历史提供了一种思路和视角。
[1]许宏.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J].文物，2013（1）.
[2]许宏.“大都无城”的余绪：对若干春秋都邑的聚落形态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三代考古：六.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3]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M].北京：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4]许宏.最早的中国[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5]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6]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J].文博，1984（1）.
[7]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573—574.
[8]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J].考古，1987（10）.
[9]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10]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45.
[11]许宏.曲阜鲁国故城之再研究[M]//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12]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J].中原文物，1995（3）.
〔责任编辑：谷丽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