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南昌起义过程中，中共对建立什么样的领导指挥机构，进行了谨慎研究和初步探索。起初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领导机构。起义胜利后，为团结更多党外人士，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内设各机构。而参战各军的军部，是真正掌控部队的指挥机关。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中共中央和起义领导者对失败原因所作的深刻总结，为我军早期领导指挥机构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 南昌起义 指挥机构 前委 革委会 参谋团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南昌起义直至最后失败，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8月1日的“南昌暴动”，二是8月3日后起义军南下直至潮汕溃败的“叶贺失败事件”。在整个起义过程中，是谁在领导和指挥部队作战行动呢？
一、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党内领导机构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在武汉作出“分共”决策的同时，并没有立即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而是令其第一、第二方面军等部“东征讨蒋”，企图控制长江下游地区，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不愿陷于“蒋汪之争”，遂率部南下，企图重占广东，另立局面。为稳定部队，张发奎部在南下过程中暂未实行“分共”。但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其态度日见右倾[1]p11。中共临时中央基于当时形势，及时召开常委会议，初步决定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以云集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会后，周恩来指定聂荣臻为书记，组成“前敌军委”，先去九江做准备，并交代“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2]p121。
聂荣臻回忆说：“举行南昌起义，是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3]p60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在7月中旬，具体地说，是在7月15日至20日之间的一次会议上，做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这次会议还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负责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起义的具体时间，要听中央的命令。
主任[11]p25。但由于战事紧张，这一指示未能及时贯彻执行。28日，国民党军在汕头强行登陆，袭击革委会驻地。这时刘伯承率参谋团和贺龙、叶挺等起义军主力已进至揭阳地区。周恩来在汕头亲自指挥战斗，将登陆之敌击退。30日，周恩来等决定放弃汕头，向海陆丰撤退。10月3日，周恩来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流沙，同先期撤到这里的革委会机关会合。随后召开革委会领导人和起义军将领紧急会议，周恩来这才在会上宣布不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而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并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编，向海陆丰撤退，作长期革命斗争准备；其余人员分别由海上撤退，转往香港或上海[2]p128。至此，起义军的领导和指挥机构中共前委、革命委员会及参谋团，随之解散。
三、起义军各军军部及其“军委”，实际掌控并指挥部队作战行动
南昌起义，预定参战的部队有：叶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及蔡廷锴第十师一部，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贺龙第二十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部，共2万余人。贺龙的第二十军和叶挺第十一军两个师是起义军的主力。所以在8月1日凌晨，指挥部队作战行动的主要是贺龙和叶挺的指挥部，中共前委因为未建立指挥机关和缺乏有效指挥手段，而主要负责政治领导。起义成功后，聂荣臻和周士第率第二十五师等部陆续赶到南昌，加入起义队伍。这时，起义军借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任命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但并未建立起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前敌指挥部。起义军南下作战行动由各军军部或师部直接指挥，并受革委会参谋团的指导。贺龙在南下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各军在形式上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即前委之下，“各军设军委；军委之下设师委，师委之下每团有支部及分支部小组”[12]p134。名义上，军委、师委等均在前委领导或指导之下，但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李立三报告称：“军部方面的组织比较好，各种会议也比较的多，不过与前委的关系很坏，因为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这是党的组织上一个很大的弱点。”[9]p420
李立三这里所说的“军部”即军司令部，是直接指挥该军的军事指挥机关；“军委”即党在军一级的委员会。军部虽然建立了党的委员会，但组织很弱，远不能有效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这也是起义军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叶、贺率领的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溃散后，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也遭受严重损失，后撤至饶平，与由潮汕撤出的第三师余部会合。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另有任务，党代表李硕勋奉命到中央汇报，其他三个团长因事先后离开，“由玉阶负总责指挥”（玉阶，即朱德）。聂荣臻退至香港后，还十分牵挂起义军余部的领导指挥问题，他在11月4日发给中央军委的信中表示：“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又说：“玉阶已曾表示向大众云：‘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由此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12]p140但从这里也可看出，朱德在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的困难情况下，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意志。后来，正是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起义军余部转战到粤北赣南地区，艰难地保存了一支约800人的革命武装。10月底，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为了隐蔽，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员朱德，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下辖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关枪连。[13]p94经过整编、整训，部队纪律更加严明，在作战形式上也开始逐步掌握游击战的战法，为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教训及启示
南昌起义的最终失败，可以总结出诸多方面的教训，而未能对旧军队进行彻底的改造，未能充分发动和武装工农群众，可以说是主要的教训。同时，未能在组织机构上实现对军队作战行动的集中统一指挥，尤其未能有效地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则是不可忽视的根本教训。正如刘伯承后来总结指出的：作战指挥要统一，命令要厉行，谁都知道这是必然而且是必需的。“此次暴动军事上之进行，事实上可以说谁不能指挥谁，完全是友谊的协商进行，有时协调已定而怠惰迟缓并未按照实行，甚至贻误事机亦不负纪律上责任”，致使作战行动难以为继[8]p32。教训可谓深刻。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的开端。起义军南下不久后很快溃败，使党的高层认识到：“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这支新的革命军队，不能是雇佣的性质，必须“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建设这样一支新的革命军队，“本党应当努力的改组现时参加革命的雇佣军队。同时应当想种种方法武装工农”；而“这些工农武装，是造成新的革命军队之中心势力”[9]p340。
改造旧有军队和武装工农，是造成新的革命军队的两个重要方面。而要实现这两个方面，建立和实行一整套不同于旧军队的指挥机构和组织领导体制，是极端重要，甚至是决定成败的因素。这个从南昌起义的失败教训中得出的真理性认识，在随后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由毛泽东付诸实践，并取得可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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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央通讯（第13期）[J].1927-11-30.
[1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广西地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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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朱德年谱（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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