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佛教传入中土后，其音乐中的梵呗、唱导等形式即对中土固有的说唱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经过说唱艺术对佛教梵音的吸收和融汇，这种新变的音乐形式为中国古代戏剧提供了一种更符合其自身的音乐范式。
关键词：佛教音乐 说唱 戏剧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之后，直至两晋依然传播较慢，流布不广，其深层原因即在于宗教自身的神秘性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性使佛教在接受上存在相当的难度。因早期佛教产生在一个重视口述的传统之中，故而采用何种方式传教，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于是，富于表演性的音乐凭借其自身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优越性很快成为早期佛教语言的主要表现形式。尽管“无法复原这批音乐的音声，但可以肯定，它是功能完整、品种齐全、技艺精巧、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所以从公元三世纪至八世纪，它自北而南、由乡村而至城市，逐步征服了整个中国。”[1]佛教音乐的传入，主要是以梵呗、转读、唱导、佛曲等不同的艺术体裁为阶段性标志的。这些音乐体裁由于负载着不同的艺术功能，从而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创造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效果。
“自从佛教传入汉地以后，佛经的翻译活动就开始了。由于汉梵语言上的差异，原来能歌唱的佛经就变得不可唱了。而唱经是宣扬佛教教义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齐梁时期，一种将汉式音乐旋律同印度的声律糅合起来而制成曲调歌唱汉文偈颂的‘梵呗’诞生了。”[2]实际上，三国孙吴年间（222-252），月氏僧人支谦译出《瑞应本起经》、传授《帝释乐人般遮琴歌呗》，就已经建立了弦唱佛偈的梵呗音乐。齐梁时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已有《陈思王感鱼山梵声制呗记》的标题。随着梵呗的产生，六朝时期还出现了很多擅长唱呗的经师。梵呗形式在中土的广泛采用，一方面反映了佛教音乐向源流地早期形态的回归，另一方面反映了西域音乐同汉民族文化的结合，而这种异域艺术形式和本土文化的结合，诱发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口述传统，并渗入到了城市社会和主流文化的领域，继而使佛教音乐的民间化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如此以来，以声为主，富于叙述的基于音乐、语言所共有功能的梵呗就逐步发展成为一种适合于大场地，能说能唱的声乐形式。当原始佛教音乐带着中土特质开始传播之时，佛教徒为弘扬佛法，便“设乐以诱愚小，俳优以招远会”，[3]在“法会”和“无遮大会”的名义下建立了以俗乐为内容的音乐中心，而“化俗”也成为各派传教的宣传手段，甚至借用俗曲的创作和演唱。诸如华严宗讲究齐会唱诵，禅宗用《五更转》、《十二时》等民歌“唱道”。从北魏开始，都市寺院普设戏场，梵呗这种源于佛教的音乐形式开始融入中国古代戏剧系统。
为扩大佛教的传播与影响范围，在阐释自己教义的同时又排除他说，佛教徒借鉴儒家固有的讲经辩经形式将原生态的佛教教义融会为具有中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佛理。讲经活动也随着佛教的传译而发展，并逐渐制度化。部分讲经文中频繁出现的“平”、“侧”、“断”、“吟”之类的指示性音声符号，实与印度音乐一脉相承。这种华梵艺术的结合物，后来也为戏剧剧本所采纳，成为专门指示声腔曲调的符号标志。讲经制度的确立，既为佛教文学中的俗讲提供了范型，又为俗讲的盛行开启了先河。从讲经到俗讲的分化过程中，唱导的出现极为关键，“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4]它是佛教说唱教化时较为世俗化的一种宣教形式，也是一种二元复合型艺术形式，即有说有唱，其中的“说”本质上就是中国本土讲经辩经形式的延续，而“唱”则是汉化了的印度“梵呗”。梵呗的形成从声律上解决了佛教在汉化过程中传播手段的对应性问题，而讲唱艺术的确立则使佛教在内容的讲解上拥有一种适合在中土传播的文化形式。将这种文化双向回流的方式应用到戏剧的层面，讲唱中“唱”、“念”、“讲”的艺术形式，就很自然地为戏剧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艺术手段。讲唱中独特的诵经声腔，感染力强，传播效果佳，以致如教坊这样的音乐专属机构也开始模仿和推广。
与唐前纯文学叙事作品相较，唐代讲唱艺术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叙事容量扩大，情节更加饱满，题材富于变化，生活化气息浓厚。中国叙事文学脱离幼稚状态开始走向成熟与唐代讲唱艺术的繁荣是密不可分的。讲唱艺术“盖在韵散兼施。韵文部分即所谓的‘唱词’，是俗讲变文新添的部分，也是俗讲经文中最为突出的部分，更是俗讲经文将佛教经典通俗化、大众化的主要部分，所以唱词每每利用当时民间最为通行的新歌俗曲组合而成”。[5]正是这种宗教与世俗的“联姻”，讲唱艺术将文学和音乐在最大程度上进行了融合，把讲唱富于节奏的声腔、艺术化的语言和佛典教义、世俗见闻等穿插在一起，以说表和唱诵结合，叙事和代言并用，共同叙述故事和表现人物，为后世戏剧提供了重要的表现方法与手段，同时也为这种艺术形式本身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讲唱文学的蓬勃发展，为戏剧文学的出现做好了前期准备，而戏剧文学的出现则结束了古代简单原始的演剧活动，进入了相对复杂的古典戏剧时代。
注释：
[1]王昆吾《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巴蜀书社，2002年，第26页。
[2]胡连利《敦煌变文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3][唐]道宣《广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7页。
[4][梁]释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521页。
[5]郑阿财《敦煌佛教文献与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