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欧盟产业政策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面向未来的现代产业政策，它必须借助于“其他政策和行动”才能得以实施，是对欧盟各成员国产业政策的重要补充、指导与制约。随着欧洲一体化不断加深和国际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欧盟产业政策将在欧盟经济政策结构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中国和欧洲各自提出工业制造业发展新战略，为中欧工业和制造业合作开辟了新的空间。
关键词：欧盟产业政策；发展历程；新动向；中欧产业合作
很高兴与大家交流欧盟产业政策和中欧产业合作问题。我从事欧盟产业政策研究已经超过十年，2012年出版过一本叫《欧盟产业政策研究》的专著，过去几年继续跟踪研究欧盟“再工业化”战略，包括德国“工业4.0”，以及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的“新工业”战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有关欧盟产业政策的理念、实施方式、发展历程以及近几年的最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欧合作现状和前景。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我讲的欧盟产业政策指的是欧盟层面的产业政策，而不是欧盟各成员国的产业政策。欧盟有28个成员国，其中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是老牌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每个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国内对这些国家产业政策的研究也相对多一些，但是对于欧盟层面产业政策的研究则非常少。即便是研究欧洲的学者，大多数人对欧盟层面产业政策也知之甚少。然而，我们作为跟欧洲打交道的人，无论是学者、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都感到欧盟层面的产业政策对其成员国产业政策和经济决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一带一路”的大时代背景下，了解和掌握欧盟产业政策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现实需要的。
一、对欧盟产业政策的界定
（一）产业政策的理论框架与实践发展
1. 学术界至今未就产业政策的定义达成共识
产业政策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经济政策，甚至可以说是最复杂的经济政策。为什么这么说？一方面，产业政策是活生生的实践，各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自然和历史条件不同，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短期、中短期政治经济形势不同，它们的产业政策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另一方面，对于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学术界始终存在争议，存在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分野，大家对于产业政策本身是否应该存在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在这种情况下，至今为止国际经济学界没有对产业政策的定义达成共识，也就是说产业政策并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定义。被公认为最权威、最全面的经济学百科全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就没有收录“产业政策”这个词条。我曾经在《欧盟产业政策研究》一书中梳理总结了20多种“产业政策”定义，这些定义有的很宽泛，有的又很狭窄，或者说很狭隘，都是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所给出的。
在2016年下半年以及2017年8、9月，国内经济学界掀起了两场关于产业政策的学术大讨论。如果仔细看有关发言或文章，就会有这样一个体会：这些讨论一部分涉及产业政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也就是说应不应该有产业政策；另外一部分讨论如果应该有产业政策的话，那么怎样的产业政策是合适的，产业政策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大家基本围绕这两个问题在讨论，讨论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我们知道，学术讨论也好，一般辩论也好，如果大家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不一样，论辩就很难真正深入开展，也很难真正达成共识。所以，我今天不想就国内有关产业政策的大讨论发表看法，但是我希望今天讲的内容能够对大家更好地理解国内相关学术讨论有所帮助。
2. 产业政策实践的发展趋势：由直接干预转为间接干预
我们一定要看到，不论学术界对产业政策怎么看，认为它的存在合理与否，不可否认的现实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它们在历史上或者至今都曾经实施或正在实施着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比如今天要讲的欧盟。欧盟的主要大国，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工业国家，它们都是这样的情况。纵观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其总体发展趋势。在1980年代初之前，产业政策大多意味着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政府对一些特定的经济部门的直接控制，其中一些典型的政策有价格补贴，包括直接给予企业的生产性补贴，有控制价格，有出口补贴、进口限制，甚至还有国有化等一系列直接干预措施。19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产业政策的涵义和实践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以往直接干预式的产业政策逐渐式微，代之以立足于开放的市场经济的间接干预产业政策。这种干预方式是鼓励竞争、推动创新，鼓励企业通过创新发展壮大，从而提高产业竞争力。这类产业政策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青睐和重视。这种产业政策的转变首先发生在工业国家，最近这些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在发生这一转变，趋势都非常明显。
3. 促成产业政策转变的两大影响因素
促成产业政策由直接干预向间接干预转变的有两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二战以后的经济政策实践催生了经济理论和观念的变迁。1970年代，美欧各国经济纷纷陷入“滞胀”困境。在此之前，被各国政府奉为国家经济管理法宝的是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滞胀”发生以后，凯恩斯理论失灵了，各国开始深刻反思1970年代及以前的经济政策，再次探索政府干预经济用什么样的力度、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手段更为合适。反思的结果就是：战后一波的国有化以及一系列的直接干预措施，对于战后经济的恢复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效果已经大不如前，而且还造成了各国的财政负担。1970年代，西欧各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负债，财政压力都非常大。相比之下，间接干预方式逐渐被证明可以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又不会给政府造成太大的财政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试图重新定位政府功能的理论思考促成了经济理论的变迁，各国产业政策实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第二个因素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国际经济竞争形势的变化。19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以及全球政治格局剧变（苏东剧变），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开启并加速，各国越来越处于一个日益开放的国际竞争环境之中，这也给各国产业政策的理念和实施方式提出了新课题。一方面，为了确保本国企业和产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够拥有一席之地而不被淘汰，各国政府就必须有所作为，不能自由放任。另一方面，随着国际贸易加速，国际资本流动也相应加速，国际经济规则日趋完善，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相互之间产生溢出效应。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对经济进行传统的直接干预，比如说类似于贸易保护的政策，其政策实施空间已越来越小。因此，各国政府就转而寻求基于开放竞争环境的更加有效的产业政策措施。对于产业政策实践由直接干预向间接干预转变的变迁，意大利著名学者帕特里奇奥·比安基认为，如果说1980年代以前产业经常是被视为政府控制市场的媒介的话，1980年代以后到21世纪的今天，产业已经越來越被公认是一国财富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源泉，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迫使世界各国的产业和企业不得不持续地进行结构转型以适应形势变化，新的产业政策就是以帮助企业和个人更好地适应结构转型进而提高国家产业竞争力为目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