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京是中国著名古都，历史文化名城。明初定都于此，并进行了大规模城市建设，城市迅速发展，人口大幅增加。永乐北迁后南京城人口锐减，城市衰退。随着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南京城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人口规模也有所回升。本文以永乐北迁为节点，对明代南京城人口规模的曲折发展历程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考察。由于南京城在永乐前后的两次发展中的主导因素不同，使得南京城在两次发展中呈现出了诸多不同的特点。明初的南京城受政策驱动，城市扩张迅速、人口增长显著，但随着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城市也陷入了衰落，人口大量流失。明中后期的南京城受经济主导，呈现出持续而稳健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明代；南京；人口；城市
1 明初南京城的人口
在对明初南京城的人口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对明初的人口统计工作进行一定的了解。何炳棣先生在《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一书中对明代的人口统计工作做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何先生认为明太祖时期的人口统计，不论是在条例规则上还是实际效果上“都相当接近现代人口调查”[1]，因此明太祖时期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具有相当高的价值。这一统计成果要归功于明初践行有效的黄册制度。黄册制度内容复杂、影响深远，其中最基本和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各户按照户部下发的表单样本，将本户的丁口、财产等项目如实填写，再编纂成册，经由州县府司逐级汇总到户部，存放到后湖（即玄武湖）黄册库中。虽然明代第一次大造黄册是洪武十四年，但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就下令在他控制的地区内登记户口，并在洪武四年完成了统计工作。我们可以从下列部分府县的户口数据（见表1），对每户的平均口数有一个大致的估计。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估计明代立国之初，平均每户人口数约在4-5口之间。这个数字在明太祖统治后期还有明显的提升，据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直隶的每户平均人口数已达5.62。与此同时，何先生也在书中指出，洪武之后编纂的黄册，在可靠度上大大降低，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人口问题的关注重点转移到了赋税问题上，这就导致政府对于代表绝对人口数目的“口”这一统计项目变得不再关心，洪武二十四年颁布的法令规定后世大造黄册时的重点应当是十岁以上的男性，很好的佐证了政府的这一态度。在之后的黄册统计数据中，旋即出现了许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明代上海县隆庆六年（1572）的统计数据显示的性别比竟达460.4，[3]这显然是不真实（或者说不完整）的人口统计数据。这使得我们在后文分别论述明初与明中后期南京城的人口时，需要合理的使用官方统计数据。
洪武四年，南京城的军民户口数合计只有23463户，[4]根据前文的论述，约为十万人口。与上文表1中所列举的同处江南的吴江县户口数相比照，南京城的户口数相当之少，这可能与“高皇帝定鼎金陵，驱旧民置云南”[5]有关。但明朝在此定都为南京城带来了大量的移民，移民主要有以下几类。其一是开国功臣、公侯勋爵、京城官吏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根据曹树基先生所著的《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中的分析与计算，洪武朝约有公侯勋爵1200户，行政官员1000人，吏员3000人，[6]即五千余户，两至三万人口。其二是大量的驻军，据《洪武京城图志》记载，洪武朝京师驻军有42卫，[7]按照明代军制，每卫统兵5600人，这42卫的士卒合计约有23.5万人，且根据明朝的军制，士卒需携带家属迁往驻地，即使按每位士卒携带两名家属前往驻地，这一人口数也有七十万之多。[8]当然，这些士兵并不是全部驻于城中，而是包括了城内与首都周边郊区的所有驻军。其三则是大量平民，上文谈到南京城的原住民被大量迁往云南，然而开国初期正是首都需要大量人力进行建设的时期，显然，朱元璋也意识到了京城人口过少的问题，于是洪武一朝太祖一直在徙苏浙等地的居民迁入京师。据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的记述，洪武朝前后共迁入了四万五千余户入京。[9]这些迁徙入京的人中，有富民也有小民，其中小民占了多数，这些小民进入京城后大多成为力士、工匠和仓脚夫，成为兴建南京城的中坚力量。韩大成先生认为，到了洪武朝后期，南京城连同郊区大约有户近十万，口约六十万以上。[10]而曹树基先生则认为南京城内的在籍人口能达到七十至八十万人。[11]以上估算都没有计入包括各地轮班工匠、国子监监生、外地商人及官吏在内的大量流动人口，其中轮班的工匠数量就在十三万人左右，[12]所以这些流动人口的合计数量可能在十五万以上。综上所述，洪武时期的南京城人口保守估计在八十万左右，乐观估计可能接近百万人口。
2 永乐北迁之后的南京城人口
永乐北迁首先带来的就是大量人口的北迁。主要有以下几类人随永乐北迁，第一是大量民户与匠户，据《客座赘语》记载：“成祖北迁，取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减户口过半”，按照前文所述的洪武后期每户平均人口计算，约迁走了十五万人口。第二是大量驻军，根据曹树基先生在《中国移民史》中的考证，洪武年间驻扎在南京的42卫驻军，有35卫调入了北京。[13]也就是说，约有五分之四的南京城驻军随行北迁，按照前文对洪武朝南京驻军人口的估计，有五十六万的人口离开了南京城及其郊区，这几乎占到了南京城的半数人口。第三是随行的官吏，考虑到这类人口在洪武时期的南京城中占比很少，而且永乐北迁之后南京仍保留了完整的都城建制，洪武朝设立的中央机构大多得到了保留，只是定员少于北京的中央机构。所以我们姑且可以认为这类人口减少较小，从人口占比上看更无法与民匠和士卒两类人口相比。第四则是以轮班工匠为主的流动人口的减少，这类人口的减少也非常显而易见，他们来到南京城是因為洪武朝南京城正在进行大量建设工作，急需大量劳动力，而根据张泉先生在其《明初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一文中所给出的附表“明初南京城规划建设大事年表”，[14]表中列举了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南京城建设大事，其中建文、永乐两朝的事迹只占了不到六分之一，可见南京城在洪武之后已经停止了大规模建设，这些轮班工匠也就没有继续在南京城服役的必要。
结合上文推论的洪武朝南京人口数量，扣除北迁与外迁的人口，此时的南京城可能仅有三十万左右的人口，减少了一半有余。
3 明朝中后期南京城的人口
首先是变化较少的军政类从业人口，即官吏、士卒等，由于永乐之后南京的行政建制没有什么变化，南方的政局也较为稳定，故这类人口的数量有很大可能还维持在永乐北迁之后的状态。利玛窦曾经在札记中写道：“然而仅仅该城的警卫就有四万名士兵”[15]，这一数字与永乐之后留下七个卫所的兵力人数大致相符。
民户与匠户的实际人口很难确定，因为晚明官方在大造黄册时，丁数已经取代户数和口数成为重要的赋税人口。甚至很多记录中，只能找到丁数而无法找到户口数，如：
上元，洪武初户三万八千九百有奇，口二十五万三千二百有奇。正德八年，户二万九千一百六十有奇，口一十三万五千八百有奇。万历二十年，坊厢户六千一百二十九丁，船居户五百九十八丁，里甲户二万九百九十丁，总计二万七千七百有奇。[16]
可以看到，顾起元能够给出洪武、正德年间的户口数据（准确与否暂且不论），但到了万历年间，却只能给出丁数了，说明晚明户口统计工作的缺失。而何炳棣先生对晚明到清初“丁”的概念做了详细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丁数”并不能用作推断当时人口的依据。[17]所以笔者只能根据前人研究的基础，对明代中后期南京民匠户口数变化做一个趋势上的判定。下表给出了几次官方统计中南北直隶与全国合计的户口数情况，可以作为我们推测南京城人口的参考。
由表1我们可知，南直隶的人口数据（至少是在官方统计上）从弘治到万历年间是有大幅增长的，增长率超过了30%。南京城作为南直隶的中心城市，其人口增长率在统计上至少不应当低于这一数字。或许我们可以由此做出推测，南京城在十六世纪是处在一个人口上升期的阶段。曹树基先生也认为，“从明代后期南京城市繁荣的景象看，南京城市人口可能达到40-50万人。”[19]若按照永乐北迁后南京城剩余30万人口，至万历时有30%的人口增长来计算，再加上流动人口，与40-50万这一数字是比较接近的。此外，《客座赘语》中还多次提到明代中后期南京城米价昂贵的问题，[20]南京城地处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区，南直隶的粮食产量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而南京城内米价仍然偏高很可能说明南京城中确实人口众多，仅靠应天府的粮食产量无法满足其需求，需要从周边府州运粮，导致米价偏高。
4 结语
从明代南京城的两次人口增长，我们也不难勾勒出明代南京城的两种发展模式。明初的南京城，是在政治因素的主导下，出于统治者的意愿和需要，依靠政策优势迅速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发展模式，在永乐北迁之后难以为继，这也是永乐之后南京城一度陷入衰退的原因。明代中后期的南京城，则是在经济因素的主导下，依托江南广阔而富饶的腹地，稳定而持续的发展。不过也要注意到，明初南京城的建设成果，在客观上对明中后期的南京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得南京城能够维持其在南方的中心地位，最大程度的享受到江南地区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促进自身的发展。
注释
[1][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页。
[2 资料来源于[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7-8页、第22页。
[3][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1-14页。
[4]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7页。
[5][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坊厢始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3页。
[6]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23页。
[7][明]礼部纂修：《洪武京城图志·桥梁》，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34-36页。
[8]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页。
[9][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坊厢始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3页。
[10]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9页。
[11]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7页。
[12]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9-40页。
[13]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9-330页。
[14]张泉：《明初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中国古都学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5-202页。
[15][意]利玛窦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7页。
[16][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户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40页。
[17][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第2章《丁的实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8-41页。
[18]梁方仲：《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0-31页。
[19]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9页。
[20][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米价》，卷2《议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页、第37-38页。
参考文献
[1][明]《明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2][明]顾起元：《客座赘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3]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4][美]何炳棣著，葛劍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5]梁方仲：《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作者简介
邱俊崚（1994-），男，汉族，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历史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