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内蒙古作家里快的长篇小说《狗祭》以守护“忠诚、仁义”为核心的“守护草原”的生态文化学主题表现了一种超验的文化生态意识，期冀以“草原”的精神象征意来阐明当下社会迷失于商品拜物教中的 “公共理性与道德”，揭示类似“自然神性”完美的“诗意的生存”，以此实现基于“草原”文化精神对现代文明 “祛魅”的意义表述，建构了作者自己观念中的大地伦理。
关键词：《狗祭》 生态文化学 草原精神 大地伦理 祛魅
从社会伦理学的意义反思“现代性”是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重要的主题之一。从对现代性伦理的“乌托邦”想象到对现代性伦理的“反乌托邦”解构，体现了作家对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刻反思。现代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及其伴生的非科学性影响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继而酿造了系列跨界的伦理冲突。科技的现代化导致的社会物质家园的失陷，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人类理性精神的放逐和诗意栖居理想的幻灭等都让人类瞠目结舌。
当下大陆，此类题材的大多文学作品仅仅是借文学的名义泛泛地表达一种激愤的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情绪，而缺乏对这种伦理情绪意义的终极性思考。在人与自然矛盾突出的当下社会，我们该如何表述、建构作为公共政策的环境伦理，如何借助我们本土的文化资源建立我们自己的大地伦理观念，如何把文本表达的“社会自我”扩展到“生态自我”等问题对我们的作家来说还应该值得深入思考。
由于特殊的文化质素和表意的焦虑性特质，内蒙古作家里快的基于生态伦理的创作值得注意。他的长篇小说《狗祭》采用寓言化的叙事形构了以“草原”作为文化模型提出的构建“大地伦理”的文化策略。
一、《狗祭》主题的生态文化学解读
《狗祭》发表于《十月》杂志2008年第2期，故事用寓言化的形式将传统的“忠诚与背叛”主题演绎到现代工业文明与受其蛊惑的草原生态文明的对峙中。作者巧妙地让呈现出具有“泛精神返祖”象征的从现代化的城市回归草原，并接受草原文化熏染的蒙古族后裔阿如汗链接起蒙古族老人“老骆驼”与那只几乎无所不能的狗——哈日巴拉。作者不厌其烦地讲述这只具有灵性的狗对主人的忠诚，从而让哈日巴拉承载了厚重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情感。小说前半部描绘的哈日巴拉不仅仅是一只狗，更像是一个通晓情义、忠诚无比的人。它冒着风雪为乡亲们找回丢失的牛群、从草甸子里找回迷路的孩子、在冰雹中勇敢地救护了老主人。在主人公“老骆驼”巴图与哈日巴拉从排斥到接近再到情感深入融合的过程中，作家为主题的延宕提供了足够的意义预设。下半部中，外来的工作队要在草原建工厂，这个工厂将对库伦图草原形成严重污染，更重要的是这将污染草原上的生命之源——恩格尔河。工作组想方设法引诱哈日巴拉，利用它的机智、勇猛去威胁牧民，逼迫牧民集资入股和在草地出让协议书上签字。在他们的诱导下，哈日巴拉背叛了老主人，也背叛了库伦图草原。哈日巴拉的精神背叛让“老骆驼”瞒着老伴儿和孙子亲手杀死了哈日巴拉。上、下半部的故事出现了巨大的情节反差，突显了“老骆驼”杀死心爱的哈日巴拉这一行为的精神意义。上、下半部的故事隐喻着两种不同的文化符码，一是蒙古族传统的草原文化符码，一是现代的工业文明的文化符码，充满张力的故事情节表现了这两种文化符码间的内在性紧张。
事实上，作品让阿如汗从现代的工业化的都市回到草原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的需要，实际上是作者通过“老骆驼”的行为强调要重拾古朴原始的草原文明、土地精神，延传自然的生命伦理。在老骆驼的心目中，草原以及草原孕育的蒙古族的族体精神、生活习性与外界繁华的现代文明形态相比具有更为独特的品质，即沉静、自然的民族品性，这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之根。这种文化之根实则表达了作者理念中对“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族的民族文化于日渐失范的现代文明具有的文化“救赎”功能。这种“救赎”功能与以日渐沙化的草原为物质性表征的失范的“大地伦理”是药与病的关系，它可以调节环境伦理中强调的自然之善与个人之善间的伦理平衡。按照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理解，“如何协调私人利益和公共的善”①是环境伦理学给我们开出的一道难题。按照道德哲学家的形而上的解释，在此问题上“伦理利己主义既站不住脚也不道德”②。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道德的力量要远远大于法律，古朴、原始的道德心律远胜于现代的法律体系对人心的捆绑。
这种围绕“草原”的物质形态演绎出来的文化符码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符码，后者围绕物质中心主义将前者一步步地推向了道德的边缘。重塑“大地伦理”的关键就在于偏置这种物质中心主义，建立一种源于自然的环境伦理。这种环境伦理只有在地理学意义的“边缘”环境中才能静下心去发现，而“草原”则无疑是作者构建的这种“边地”。于是，作者让老骆驼杀死哈日巴拉的行为就不能泛泛理解为一种情感上的无奈之举，而是意图以此来捍卫蒙古民族源于“草原”的特有的文化根性，这正是作者意图中构建“大地伦理”的重要环节。
这种大地伦理是以“草原”文化为核心，以蒙古民族的文化根性为想象的文化共同体。美丽的内蒙古库伦图草原频繁在故事中出现，作者在小说中不时用诗性的话语对其进行描述。在作家笔下，美丽的库伦图草原是“腾格里专意赐给咱蒙古人的恩物！它同时赐给我们的，还有那些可爱的牛羊、骏马、骆驼。为了让咱们有一个祥和、安宁的环境，它还在草原上布下宽阔的大河、甘甜的泉水、通灵的山鹰、奔突的黄羊、漂亮的梅花鹿，还有歌喉婉转的百灵，就是枝叶枯了的时候，也散发着芳香的鲜花——草原，那是咱蒙古人的根啊！”在里快的笔下，这是一片原始的草原，是未受现代工业文明浸染的一块处女地。在文本中，我们不时读出“草原”的重要，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物质依托，是一个稳固的民族精神的地缘基础。它孕育出的“草原”文化以“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为中心，强调人对自然的伦理道德，它融化了蒙古民族的伦理实践，以“自然”为核心，包含着蒙古民族的信义、践行的品格。
于是，作者用一种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完成了对“忠诚与背叛”这个主题充满悬疑的解释，建构了自己理念中以“草原”文化为核心的“大地伦理”观念。刘小枫分析浪漫主义时指出“正是在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以为大功告成的十七八世纪，浪漫思潮在历史的沉沦中却应运而生了。它与数学和智性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思潮拼命抗争，竭力想挽救被工业文明所淹没了的人的内在灵性，拯救被数学性思维浸渍了的属人的思维方式”③。俞兆平进一步认为，“浪漫主义哲学、美学思潮，最深层面的内质表现为科学理性，工业文明的抗衡，或者说是‘现代性’的第一次的‘自我批判’，它在人的生存价值的确立，人文精神的救赎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④。《狗祭》的封面上写着的 “当代工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剧烈碰撞；强烈的现代生命意识与生存理念张扬”是文本表述的核心所在。作者的“大地伦理”观念以浪漫主义为底色，以“守卫草原”为核心，以“忠诚”、“背叛”为主题，表达对生命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思考，其意义指向了对物质文明发达导致的道德文明失范的批判。
二、建构“大地伦理”的现实批判范型
然而包围着浓浓浪漫主义叙事风度的《狗祭》，其主题并不是一场关于“大地伦理”观念的简单论证，作者还尝试着建立起“大地伦理”的现实批判性格，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环境伦理中具有能动性的人类。作品中，作者一直在刻意弱化诱惑哈日巴拉犯错的外部因素，显然作者并不想将现实过多地拉到充满浪漫主义的文本中来。为了达到对主题的深层表现，作者开始让“老骆驼”进行自我的心理言说。于是作品中大段的富有哲理性的话语从“老骆驼”的思绪中飞出来，这种言说甚至几欲将中规中矩的叙事打断。为了延缓不必要的叙事节奏的紊乱，于是作者调动了那匹神秘的白骆驼以及草原上优美又不失魔幻色彩的自然风景，让其来调停这种叙事的蒙太奇状态。正是在这种非正常的叙事中作者完成了对文本预设意义的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碍于诗意化叙事的需要，作者并没有盲目地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而是借“老骆驼”之口赞扬了现代文明给草原带来的帮助。这里体现了作者对现代文明的理性认识。接下来，作品开始对基于物质利益基础上的现代文明进行了伦理上的批判。“老骆驼”对哈日巴拉的态度代表了对现代文明的一种间接的指摘，甚至可以说是反击。在他看来，失却理性、经不住引诱的哈日巴拉并没有太大的过错，只不过是来自人类的引诱过于强大。哈日巴拉可以用它那双尖锐的眼睛穿越黑暗，进而捕捉到隐藏在不远处的猎物，可是却无法穿透迷雾、诡计和阴谋。“老骆驼”说：“诱惑，是一种客观存在，根本不以什么东西为转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利益存在，诱惑就是必然的。他的制造者们，既有卑鄙，也有高贵，然而不管是谁，隐藏在背后的都是一种自利。”而哈日巴拉也就在这种自利驱动的强大诱惑下迷失了本性。“老骆驼”借助这种言说实现了“大地伦理”观念的评判功能表达。
正是这种围绕“大地伦理”造成的表意策略，其现实评判性功能的表现造成了“守护忠诚”、“守护草原”价值立场的凸显。可以说，这种“大地伦理”观的及物性功能可看做是对陷入商品拜物教漩涡的人文精神进行浪漫救赎的一种方式。在作者笔下，作为“大地伦理”核心的“草原”是一个兼容了实在与虚无、抽象和具体的概念。实在、具体指它与作家的生命精神息息相依，化为作家笔下人物生命的希望与动力，是构建“大地伦理”的物质性基础；抽象、虚无则指“草原”是一种精神概念，有文化意义的无限延展性，以至于化为了可以让作家感受、领悟甚至消逝自我的精神境界，是构建“大地伦理”的精神性内容。具体说，《狗祭》里的“草原”指涉蒙古族族体文化精神的起源，它可以使人得到一种“灵魂”的孤独。这种“灵魂”伟大的孤独就是作品体现出的“守望”精神。因此，文本的“大地伦理”观实质是作者一种新的生命感觉和认知方式。
文本的“大地伦理”观带有“自然神论”的色彩，由此体现了作品主题的终极意义。“自然神论”是18世纪欧洲启蒙知识分子借助自然来反教会、反专制、反贵族特权的一种思想资源。它为“天赋人权”观念提供了理论支持，是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重要内容。作家借助《狗祭》实现了对自然的崇尚、皈依，把自然把草原当成了批判野蛮的武器，同时也批判了现代工业文明。在他的笔下，“老骆驼”反抗、斗争外在物质性压迫的力量的源泉就是宁静、深沉的自然草原，是根源于自然的蒙古民族的民族精神。于是，“草原”概念在作家创作思想里变得神圣化。由此出发，他创造了“老骆驼”的典型形象，同时借助“老骆驼”的情感与文化价值取向塑造了自己理想中的一种典范世界，即一种根源于自然、根源于草原的本意念世界，臆想了一些关于善、美、正义的纯粹观念。作者意图通过这种价值立场来表达融会草原精神，阐明自然的理性与道德，取得诗意的生存，趋于神性般完美的生态观念。
小说“大地伦理”观念的塑造造成的结果是其作品因此呈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美丽想象，造成了一种审美浪漫主义的美学效果。毋庸置疑，作品围绕这种“大地伦理”观念隐藏着一种“乌托邦”式的人文拯救理想。本质上讲，“乌托邦”理念其内涵不仅仅指“自我”对现实的超越，另外还特指以此为手段使情感化的个体与现实关系中的个体隔离。当然，这使得小说带有了“悲悯”意味，而正是“悲悯”激发了读者的道德感，形象化了“大地伦理”的现实形态。
正因为此，作品以“大地伦理”观念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学主题表现了一种深层次的超验的文化生态意识。作者不仅仅企图以此来调节生态系统中自然之善和人类之善，更是希望以“草原”的精神象征意来阐明当下社会渐已迷失的 “公共理性与道德”，揭示“诗意的生存”，期冀达到生存意义上的类似“自然神性”的完美。于是，文本以此实现了基于“草原”文化精神对现代文明 “祛魅”的意义表述。这种表述方式和对民族文化“药”性功能的发掘，在当下表现环境伦理的作品中，其文化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①②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００页，第４０１页。
③ 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④ 俞兆平：《写实与浪漫——科学主义视野中的“五四”文学思潮》，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4页。
作 者：刘绪才，文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现代中国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