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技术在被运用于解决环境风险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制造环境风险。科技内在的不确定性，使其应用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及其环境负效应大大增加，并引发环境风险的累积甚或直接生产；科技理性的过度工具化，使其发展速度脱嵌并超越于原本应该制约它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容量，导致科技政策选择在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间的失衡，从而加剧环境风险的再生产；科技理性从社会中的抽离，则会引起利益相关者对环境风险知识与定义的争夺以及风险冲突、信任危机等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从而造成环境风险管理的失效。科技在环境风险生成过程中的种种失灵，使其自身成为转型中国环境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
[关 键 词]环境风险 不确定性 脱嵌 科技失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学视域下的区域环境风险及其应对机制研究”（12BSH023）；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转型加速期我国区域环境风险的社会学研究”（12YJA840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芳（1966-），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等。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6）04-0001-08
现代社会中，人类社会与它所依赖的生态环境系统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就是科学技术。诚然，对处于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而言，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在中国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成为首要的推动力；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科技的发展在不断加剧的环境风险面前，同时扮演着解决问题和制造问题的双重角色，尤其是科技解决环境风险问题的局限性正在日益凸现。由于科学知识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科技发展的过度工具化导致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科技理性从社会理性中的抽离，使得科技创新发展的速度脱嵌并超越于原本应该制约它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容量，从而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诸多负效应和不利影响，导致了环境风险的不断累积、生产和再生产，并由此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所指出的，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却掩盖了社会潜在的巨大风险，被认为是“社会发展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当代最大的社会风险源。①
一、 科技内在的不确定性：引发环境风险的累积和生产
1. 科学知识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科学知识的确定性传统肇始于古希腊时代。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在寻求世界本原的理性思维中，不仅确立了思维认识的对象只能是具有客观不变性的本质存在，同时也确立了用理性思维的逻辑推理获得本质存在知识的方法。在他们看来，理性应以追求普遍必然性的、确定性的知识为己任。②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革命和计算机网络的迅猛发展，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得以凸显，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确定性传统也遭遇了否定。一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被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观所否定，拉普拉斯的决定论被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彻底打破，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也揭示了自然界所具有的整体性、非线性、多变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另一方面，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同时表明，科学理论是不能得到证实的，而只能被证伪。如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的否证式科学发展观，在剖析科学知识实证基础内在矛盾的同时，也揭示出了科学知识本质上只能是“可否证的假知识”。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学科取得的这些新发展，不仅打破了传统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发展的确证性原则，同时也说明经验、科学理论或科学知识本身并非是切实可靠的，而是具有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科学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随着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构建过程中各种外在社会因素的渗透而得到进一步的增强。20世纪中后期逐渐形成的科学历史主义学派，将科学视为一种发展知识的方法论框架抑或理论范式。其中，库恩的“范式”理论最具代表性。在库恩看来，范式是历史的和相对的。范式不仅决定了科学家的世界观、价值观、信念体系、思维方式等，而且同时决定着知识的意义与标准。在科学历史主义学派这一解释的基础上，继而涌现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更是将科学知识完全纳入了社会学的范畴。如社会学家默顿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就进一步指出，科技活动不仅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社会诸因素的强烈影响，而且在其内部也是一种社会化的存在。③
2. 科技内在及应用中的双重不确定性引发和制造了环境风险
科学知识所具有的这种内在不确定性和相对性特征，使得在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或科技价值得以实现的过程中，科技对自然环境所产生的负作用和负效应也大大增加。环境风险一般可以分为自然环境风险和人为环境风险，分别是指由自然原因或者人类活动所引起的，通过环境介质传播能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产生破坏、损害乃至毁灭性作用等不良后果的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科学技术对于自然环境造成的负作用和负效应，埋下了人为环境风险的隐患，甚至直接引发和制造了环境风险。
首先，从科学本身来看，科学知识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使得科学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过程中所获得的只是相对真理性的知识，而并非是对自然环境的绝对正确的认识，因而应用这样的科学知识去改造自然就难免会带来环境风险甚至环境危机。究其原因，一是作为构建科学理论基础的科学事实通常是通过观察实验获得的，而观察渗透理论表明，任何观察都不是纯粹客观的，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总是存在着相互作用。观察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观察目的、甚至是语言形式和价值观念都会影响观察的结果，这些情形都使得科学事实并不具有绝对的客观中立性；二是长期以来科学所依据的机械自然观极易导致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忽视自然界的系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及其与人类社会的本质差别，进而催生人类主体性的张扬和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激发人类统治和征服自然的欲望，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盲目开采和无节制的掠夺；①三是科学家在建构科学理论时同样因受到各种价值因素的干扰而难以保证完全中立。由于专家们具有不同的理论背景和思维方式，在环境风险问题上难免会各抒己见甚至矛盾重重，同时也不排除有些专家为了自己的声望或经济、政治等原因，而对科技应用可能造成的环境风险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专家在创造知识中的这些功利性倾向，很有可能使得科学知识的获得与应用过程成为环境风险的直接生产者。
其次，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科学知识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技术开发及其成果应用过程的不确定性并引发环境风险。人类要生存和不断发展，必须发明和创造技术以改变和控制自然、利用和索取自然界的资源。而人类要对自然环境实现有目的的控制，首先就需要对自然规律进行科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实施技术手段改造自然。换言之，在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中，蕴含着运用认识自然规律过程中产生的科学知识。正是如此，科学知识具有的不确定性也会带来技术开发和应用的不确定性及其相应的不利环境影响。具体而言，技术成果使用后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往往有直接后果和间接后果之分。对于那些具有前瞻性质的科学研究来说，尽管其带来的技术应用所引起的直接不良后果可能相对较小，但在初始条件变化、作用时空转移、人们认识水平不断提高以及社会变迁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仍然会对环境产生难以预测的不良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常常具有延缓效应及滞后发作的特征。②其结果是技术应用的后果在开发的前期往往难以预料，此时虽然可以进行控制但却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不知道该如何控制；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影响在后期得以逐渐显现，届时虽然知道应如何控制却已经很难再进行控制了。这种情形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当研发一种环境技术来用于解决某个环境问题时，其结果却又引发了另一个新的环境风险或环境问题。对此，后现代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曾列举实例进行过精辟的分析：就技术而言，有了化肥生产技术，就解决了提高农作物产量的问题；有了建坝蓄水技术，就解决了稳定水源的问题；有了水净化技术，就解决了由于化肥未被作物吸收而污染水源的问题；运用磷肥，解决特殊建造的去污工厂的污染问题；紧接着又需要一项去除那些富含磷酸化合物的水库中的毒藻的技术……难题的解决又导致了难题的产生，又需要新的处理技术。因此，如果说提高农作物产量技术、稳定水源技术是一般工业技术，可能引起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话，那么污染水源净化技术、去除毒藻技术就可以算作一种名副其实的“生态技术”。但是显而易见，“生态技术并非有利生态”，甚至可能对环境产生破坏性影响。③尽管有些时候这种影响或蕴涵的环境风险可能在短期内并不明显，但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以环境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事实上，中国当下的许多环境风险和突发环境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可以说，由于科技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间接后果，或者说这种科技应用的延缓效应和“非彻底性”，不仅增加了人们认识技术所产生的环境负效应与环境风险的难度，同时也增加了发生环境危害时采取措施控制环境破坏的难度。换言之，这些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复杂技术，在解决原有环境风险问题的同时，可能会将更多、更大的环境风险带入到这个世界，从而使我们真正置身于后果严重的环境风险社会之中。其实，对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进行了揭示并指出，“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④然而，科技的不确定性及其潜在抑或外显的环境负效应长期以来都被人们无意或有意地忽视或者隐藏了，在巨大的物质财富吸引力面前，人们更愿意相信科技能够解决一切环境风险问题，而“知识在谬误中前进”则被迫退到了幕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忽视、隐藏以及对科技解决环境风险问题的盲目乐观，也是产生环境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科技理性工具化与政策选择失衡：加剧环境风险的再生产
理性作为认识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的思维形式，是在一定科学理论指导下，借助一定的物质技术手段进行实践活动的认知形态。①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质上来看是人类理性发展的结果。人类在科技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并且实际地支配科技实践活动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构成了人类的科技理性。作为一种截然不同于传统社会认知形态的新思维方式，科技理性的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思维方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表征。
1. 科技理性的工具化及其与价值理性的断裂
科技理性作为近代以来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产物，它包含着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的方面：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其中，工具理性在探索宇宙真知的基础上，具有功利性和相对性的特征。它主要强调手段、条件和结果等客观事实以及自然世界的工具性，追求手段对目的的可能性或有效性，但工具理性往往会忽略人类的存在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与之相反，价值理性主要强调的是意义、道德等主观因素，它在对世界真知把握的基础上，强调人类的存在目的与价值归属，并追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性。按照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社会理性行动的组成部分。对科技理性的发展而言，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毋庸置疑，科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不仅表现在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已经日益直接地转化成为物质生产；同时也表现为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也在以科学的方式不断地进行着分解和重组。然而，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价值的不断实现，科技的发展也在逐渐演变成为物质生产快速发展的根本依赖性工具，并被视为现代社会无所不能的发展手段和发展的主要目标。换言之，科技理性的无节制发展，使其逐渐退化为单向度的工具理性，而将对人的道德关怀和价值理性排除在外。这种单向度的工具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一种目标定向的理性，它以对世界的控制作为最终目的。在现代性条件下，这种控制即表现为科技发展对自然界的肆意掠夺。②
科技理性的“工具化”发展，导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这两个原本在其内部应紧密联系的属性发生了断裂，致使科技发展中的工具理性失去了应有的价值理性引导，科技发展因而也从手段逐渐演变成了目的，相应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迷失在海德格尔所指称的技术“座架”之下。具体而言，一是人们以科技作为理性工具，开始对自然界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征服、控制与管理；二是科技发展作为人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的手段逐渐演化成人生存的目的，从而使得人本身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物”的附庸；三是对科技工具理性的过度关注，使得一部分人在获利的同时却侵犯了另一部分人的权益。③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科技理性的这种内部断裂，及其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被工具理性支配的结果，造成了现代社会的严重环境风险。也正是由于此，现代性的发展陷入了一种悖论，亦即科学技术在作为解决环境问题、应对环境风险手段的同时，也演变成为环境风险和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对此，吉登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科学理应使世界的可预测性增强，但与此同时，科学也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性。①
2. 科技政策选择的失衡与环境风险的再生产
与科技理性的过度“工具化”相伴生的，是现代科技活动中人文价值的缺失与社会责任的游离。其直接的后果是在对科学技术进行选择的过程中，科技的目标仅仅是瞄准经济利益，经济（利润）和效用（效率）标准成为其主要的价值标准，商业利益或商业价值成为最重要的因素，而科技所应具有的环境伦理、社会责任等内涵却常常遭到忽视。简言之，就是科技选择在经济效用和环境伦理责任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在这样的情形下，新科技的开发和应用固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带来更多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益，但这样的成功往往也包含着与生态系统的冲突、对环境质量的破坏以及对环境公平正义的偏离。正如美国著名环境科学家巴里·康芒纳所言，“如果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是因为它在完成它的既定目标上的成功的话，那么它的错误就在于其既定目标上”。②
科技选择失衡的现实表现之一是科技开发和应用选择标准上的失衡。一方面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过度开发和使用一些技术，并由此引发诸多难以预料的环境风险后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当下或短期内无利可图，一些环境友好型技术抑或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环境技术得不到适时的开发。因为“科技是为应对市场压力而创造的，而不是为了满足没有多少购买力的贫困人口的需要的”，③因而它不会主动地关心社会责任和环境公平问题。切实的例子比如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尽管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等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污染，但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各种新型农药和化肥还在源源不断地研发出来并投入使用；而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却由于需要长期持续和大量的资本投入而鲜有进展，以至于目前我国农村基本上还在采用比较落后的漫灌技术（灌溉水的利用率只有20%～30%）。用水技术的落后，导致农村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低下、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又如，近年来在不少经济发达地区调整产业结构以后被淘汰的、具有环境破坏性的产业和技术，很快在一些相对落后和贫困的地区又重新找到了“出路”，因为这些地区买不起合适的技术，为了尽快摆脱贫困和落后，他们的环境保护能力自然就会受到影响和限制。而与新技术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环境风险相比，针对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环境技术研发的缺位，同样是造成中国转型期的环境风险，尤其是农村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科技选择失衡的另一个现实表现是科技政策选择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失衡。通常而言，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指标要求科技开发要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则，然而，即便是在环境保护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共识的今天，这一原则也并非所有的科技人员和政府部门都能够自觉地遵守。从科技人员的角度出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基本上不是根据市场逻辑进行开发的，因为它们在经济上没有什么优势；④相反，以经济理性和市场逻辑进行的技术研发，又往往难以兼顾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从政府部门的角度出发，由于GDP的增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用来标榜和考核官员的政绩，于是在科技政策选择的考量因素中经济增长指标就远比环境保护指标要来得重要。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社会的经济利益已经明显地受到环境退化的影响时，政府部门才有可能会采取行动来阻止环境的继续退化。⑤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科技发展在经济效率与环境保护之间还没有能够达到一种良性的平衡。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百姓，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迫切愿望使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科技发展所承载的物质欲望也在日益膨胀。这不仅为科技理性工具化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也催生了大量仅以利润和效率为目标的科技行为。而只关注经济效益却忽视环境伦理责任的科技行为，无论是科技人员的科技研发行为，还是政府的科技决策行为，实际上均已演化成为一种经济行为。按照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的社会嵌入理论，人类社会的所有经济行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入到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及文化体系之中的。①由此，当科技理性的发展过度关注于工具理性却游离于环境伦理和社会责任之外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就会脱嵌于本该制约它的社会结构，科技创新的速度也会超越于本该制约它的社会制度容量。此时，“无论科学还是技术，都不能解决科学技术的变化速率与社会的变化速率之间可能的失配”，②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必须依靠科技选择的社会政策过程，而如果社会政策过程也出现失衡，那就势必会使经济效率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不和谐状态更加严峻，并阻碍富有成效的应对环境风险的科技政策与手段的施行，进而也会进一步加剧环境风险的再生产。
三、 科技体制化及从社会的抽离：催生环境风险管理的失效
1. 科技理性从社会中的抽离及环境风险话语权的垄断
如果说科技理性的内部断裂是环境风险内在生成的必然结果，那么，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断裂则是环境风险外在界定与管理失效的根由。科技理性和社会理性是人类精神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科技理性的目的主要表现为求真和求善，即真理性、效用性和经济性；社会理性的目的则主要表现在对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伦理规范、风俗习惯以及人的存在价值等进行追问。科技理性惟有嵌入于社会理性之中，方能发挥其功能、实现其目标。
伴随着科技理性的日益工具化，科技体制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吉登斯将这一过程的标志性现象称为科技理性从社会中的“抽离”，认为这种抽离化机制起源于现代性的时空分离，是现代性形成的动力机制之一。他将该机制划分为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种类型。前者是指信息交流媒介，如市场经济背景下货币符号的产生和发展；后者则是指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③由此可见，科技发展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组织系统从各种社会关系中独立出来的过程，也是科技不断为财富权力与知识权力控制的过程。④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科技系统掌握了环境风险的话语权。尽管科技无法完全解决其自身产生的环境风险，但对环境风险的界定、对环境风险责任和义务的判定及对风险后果的分配等都是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因而科技系统成为了环境风险话语的代言人。其次是受到功利化和政治化倾向的影响，科技体系的话语权为专家系统控制之后又不可避免地与市场资本和政治权力相结合，使得市场系统与政治系统逐渐获得了对科技发展的控制权。概而言之，通过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的这种抽离化机制，环境风险的话语权为专家、政府和资本系统所掌握，普通的社会公众则被当作外行人而排除在外，他们对环境风险的感知尤其是话语权由此也遭到忽视甚至漠视。
2. 风险冲突、信任危机与环境风险外在界定与管理的失效
科技理性从社会中的抽离及其导致的科技权力和环境风险话语权的垄断，也催生了诸如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缺失、风险隐匿、风险冲突、信任危机、管理成本上升等一系列环境风险管理失效的问题。
首先，科技规划和科技决策的制定与施行作为环境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一旦缺失了社会公众的参与、监督以及应有的公正和透明，官僚、资本与技术权威在利益上的结盟就会难以避免。而当科技理性话语被政府或者资本所控制时，它就会因为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到政治和资本进程中而沦为某种附庸。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在进行建设项目的环境论证和环境风险评估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偏好而专门挑选那些不会“惹麻烦”的专家与会，从而使这种论证变成一种“决策咨询秀”；或者先利用专家的意见进行“闯关”，等到出现问题之后再拿专家的意见作为“挡箭牌”。①面对普通民众对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表现出的担忧和质疑，受官僚化运作机制和固有“稳定性”思维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及其“专家智囊”甚至还会把某些环境风险隐藏起来，他们对待小规模环境风险群体性事件最初所采取的高压处理方法即是如此。这种科技权力垄断的结果，不仅会侵害公众的环境权益和利益，还会导致环境风险的生产因缺乏社会的监督而变得规模日益扩大。
其次，引发利益相关者对环境风险知识和定义的争夺，以及相互间围绕环境风险利益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科技专家一般受雇于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并服务于这些机构的科技和环境决策。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会根据服务对象的要求，在科学“概率”的指导下对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做技术上的评估。然而，由于专家在知识背景、学科领域和服务对象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使得专家系统对技术的环境风险问题在认识与表达上也并非“铁板一块”，突出表现在他们对同一项技术，如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在认知和理解上都会存在争论，并由此会对事件解决问题的思路给出截然不同的结论。②风险总是与利益相连，环境风险的生产过程往往会出现因风险生产而获益的“风险赢家”和因风险生产而受损的“风险输家”。掌握着环境风险界定话语权的专家系统对于环境风险知识解释的内在分裂，不仅导致了政府部门对于环境风险事件应急决策的过程因存在技术性分歧而可能出现滞缓，同时也加剧了“风险赢家”和“风险输家”之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因为面对环境风险，没有人甘愿成为“风险输家”，不同的风险利益主体往往会借助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专家意见，围绕是否存在环境风险、风险伤害的程度及其损失补偿等环境利益问题，展开对于环境风险知识和定义的争夺。近些年来在全国各地屡屡发生的抗议上马垃圾焚烧项目、PX项目等环境风险型群体性事件，所呈现的就是这种争夺和冲突的真实社会图景。
再次，引发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削弱专家系统的权威，冲击社会信任系统，进而导致环境风险管理难度和成本的上升，甚至是环境风险管理的失效。科技理性对社会理性的排斥，迫使人们不仅要承受科技发展本身所带来的环境风险压力，同时还要面对由于社会内部系统性的迟滞、隐藏的环境风险事实、利益主体间的环境风险冲突等而形成的多元的和爆发性的环境风险问题。随着环境风险事件的频繁发生，这种状况的存在反过来也激发了人们的环境风险意识和社会理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增强。具体到环境风险的界定和评估上，虽然人们仍在强调科技理性，但科学知识和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为更多的社会公众所认识，不同社会群体的环境利益诉求和表达也受到了包括大众传媒、环保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个人等在内的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与此同时，在一次次的环境风险型群体性事件中，由于“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都不会得到风险专家的回答，而专家的回答又没有切中要害，不能安抚民众焦虑”，③因而专家系统对于环境风险的话语垄断地位和“权威性”也受到了社会的挑战，不仅专家所称的环境风险“平均水平”、“可接受水平”等被民众认为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而且还引发了民众对政治权力和财富权力所创设的传统社会秩序合法性的质疑。④面对高发的环境风险，人们不再盲目崇拜专家和政府，而只相信自己。换言之，环境风险的生产过程冲击了原有的社会信任系统，并引发了社会信任关系的深刻变革。更为严峻的情形是，在社会信任系统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一旦环境风险爆发，人们往往会陷入更深层次的担忧、恐惧和焦虑之中。这样的一种不良循环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环境风险管理的难度，并催生更多环境风险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很显然，对于任何社会的管理者而言，都不会放任这种情况的蔓延，政府尤其需要对环境风险事件造成的各种损失和社会影响进行弥补和修复。由此，就会进一步导致管理机构对环境风险预测、评估、监管、应急和危机事件善后等一系列治理成本的增加。
综上所述，开启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让中国驶入了现代性发展的快车道。在市场动力的推动下，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巨大活力，但同时也催生了对资源环境的掠夺式、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日益借助于科学技术及其发展来定义、裁定和应对环境风险，并力求寻找一套安全的制度来管制环境风险。然而，现代科技内在的不确定性、科技理性内部的断裂及其与社会理性的抽离，使得科学技术在被用来解决各种环境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环境风险的威胁，加之社会转型过程中科技与环境管理制度存在的诸多不完善，导致科技对于环境风险的生产因为缺乏足够有效的约束而变得愈发普遍。而环境风险一旦从制度与科技理性之网中穿梭而出，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环境风险事件就会在现实社会中不断上演。对此，无疑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责任编辑：徐澍）
Abstract： While playing important roles in solving the environmental risk problems， science-technology is producing environmental risks as well. On the one hand， the inherent uncertaint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makes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 th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over-tool of science-technology makes the speed of its development be dis-embedded and beyond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ystem capacity which should restrict them， and leads to im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utility and ethical responsibility by the selection criteria. In addition， the separation between science-technology rationality and social rationality， triggers both dispute among stakeholders for the definition on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social conflicts and confidence crisis， which further cause the failure of the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All of the failures above make science-technology become a major source of environmental risks in China’s transi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isk； uncertainty； dis-embeddedness； science-technology fail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