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文大世界》举办的“童诗讨论”，源于主编刘崇善在读了《少年文艺》发表的张牧笛的《我打开春天的窗》之后，写信给其好友、本刊特约编委、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樊发稼，就这首诗采用现代诗的写作手法和技巧提出若干看法，并得到了他的答复，嗣后在“刺猬诗人”博客披露，《西部<青少年文学>网刊》、《中国诗歌地理》予以转载，受到了许多诗人、诗评家关注。遗憾的是一些专写童诗的诗人们却很少发表意见，或者是言不由衷、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讨论，究竟童诗的方向流向何处？最权威的是它的小读者，如果不被他们接受，那只是废品，即使刊载在报刊上，也是一堆垃圾。这里，郑重推出刘崇善于2010年5月在由上海作协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举办的诗歌研讨会上发言，他的看法也代表了本刊对童诗创作的基本观点，同时，按来稿先后发表参与讨论的文章（部分略有删节）。
这些年来，我很少关注儿童文学的问题，虽然偶尔还写点儿童诗，但是却看得很少，原因是自己不想看这些诗。这并不是说没有好的儿童诗，而是充塞在报刊上的不少儿童诗，不是作者无病呻吟或是内容浅薄，就是让我这大人也像猜谜似的不知所云。究竟当前的儿童诗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涉及到儿童诗的存在、发展以及如何为小读者接受和喜爱的问题。但是，在我们整个儿童文学领域中，却似乎并不被重视，也很少举办类似的儿童诗的研讨会。汪习麟甚至对我这么说，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恐怕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我希望这次研讨会开个好头，既要把各种不同意见和看法提出来，也要以各种方式加以解决，以利于儿童诗的创作，推动我国儿童诗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最近，从《文学报》读到刘绪源的《童诗复兴线路图》，使我联想到 2006年4月22日《文艺报》刊出的王宜振的《儿童诗的创新之路》，可以说，这两篇文章都提到了儿童诗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轨迹。刘绪源似乎也发现了儿童诗冷落的局面，他归结为要“打破儿童诗与儿童阅读相隔绝”的状况，而王宜振则强调儿童诗要汲取“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追求“一种新异的感觉”，认为这才是“儿童诗的创新之路”。我认为，刘绪源针对当前儿童诗的创作实际，提出了解决儿童诗创作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但是，如果按王宜振的创作主张，更拉开了儿童诗与儿童阅读的距离，从而把儿童诗引入形式主义的、唯美的、脱离小读者的死胡同。
我国的成人诗在发展，儿童诗也要发展，自然应该学习、借鉴中外古今一切优秀的诗歌及其表现技巧，但是，不管如何学习、借鉴什么“主义”、什么“流派”、什么表现手法、什么修辞方式，都离不开儿童诗的特定读者对象，应该努力做到使他们能够接受和喜爱。我们许多儿童诗作者，谁不是学习、借鉴优秀诗歌及其创作经验而开始写儿童诗的？以我个人来说，也是从读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海涅、哥德、希克梅特、凡尔哈伦等许多诗人的大量诗作，然后才写的。不管学习什么国家、什么诗人的诗，总不能学了那些诗的技巧和手法，却忘记了儿童诗的阅读对象，以至把诗写得晦涩难懂，让读者难以接受吧！
我们应该有汇集当代儿童诗人的儿童诗选本，以提供广大诗作者学习、借鉴、研究，可是，现在出版那么多选集，哪本选集能够反映我国儿童诗的真实水平，或者是真正应该收集的有影响的诗人及其代表作品呢？我认为至今还很难找到，这丝毫也不奇怪，究竟以什么标准来编选呢？我手头就有两本诗选，一本是梅子涵主编的《红色秋千》，这是《少年文艺》50年的精华本。我怀疑这不是梅子涵亲自编选的，他只不过挂个“主编”的名义而已。这本选集中选了我的《脚印》这首诗，奇怪的是我多次被报刊、书籍选载的诗、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或是为小读者推荐获得好作品奖的诗，却没有被选进去，恰恰是连自己都认为是在《少年文艺》上发表的儿童诗中最差的一首入选，这不是奇怪的事吗？另一本是谭旭东主编的《中国最美的童诗》，承主编的“好意”也选了我的两首诗，但是，我读了选集中的诗，如果这些诗也都称得上“最美”，恐怕我国的儿童诗不仅没有发展，而且倒退了不知多少年。我想，编者是考虑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关系才选的这些诗，自然也无可厚非，但怎能称之为“中国最美的童诗”，不管读者如何评价，我却实在感到有点汗颜。
我认为，既然作者选择给儿童写诗，是否获奖、是否编入选集、甚至是否能够发表，都是无关紧要的。凡是从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欣赏习惯考虑，让自己的诗走近读者，为他们接受和喜爱，这才是最大的褒奖。我去年参加一所小学的作文节，写了一首献给作文节的诗，这首诗并没有在报刊发表，可它却在小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比发表它更使我高兴。去年，在作协和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的朗诵会上，我第一次朗诵自己写于30年前的《献给老师的花》。这首诗至今还被许多网站转载、许多小读者在各种场合朗诵它。恰恰相反，那些标榜汲取“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创作出来的诗，就以王宜振的《一片鱼形的树叶》为例，究竟带来什么“奇异的效果”呢？我从网上查找，根本看不到它的影子，更别说在广大读者中流传了，唯一的是留给作者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这样的儿童诗究竟有何价值呢？
归根结底，以上说的是儿童诗的一种成人化创作倾向，成人化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如同著名诗人雷抒雁2007年在给我的信中指出的那样，他说：
为孩子写诗，更不易。除了善心、爱心之外，还得有童心。作为一个成年人，历经人生沧桑，感情的许多地方已经钙化。为儿童写诗，就要不断筛选感情，把那些坚硬的、有杂质的东西去掉;另外，还要不断还原和体味童心，让作品符合孩子的心理，充满真正的童趣。
这里最可怕的是：假童心。即成人面目化妆成孩子。二十四孝中有老莱子装作孩子，愉悦父母事。因为假和造作，这些故事并未真正为孩子所接受，只是一种道德说教。现在，许多儿童文学都是“假面文学”，是成人化妆成孩子给孩子装嫩。甚至童谣，一张口都是政治概念，道德说教。那些只有语言趣味的东西消失了，所以新童谣行不远，传不开;幼儿园的孩子、小学生，就把古典诗词拿来“恶搞”，依其音韵，编些“坏话”。这一切，都是假的儿童文学所造成的负面效果。
说这些，只是强调给孩子写作难，并非是说儿童文学不必要。要写，就得写好;要写好，就得动些心思，费些脑子。
对于这种情况，过去、现在以至今后都会存在。写儿童诗的人，在下笔的时候，必须考虑如何符合不同年龄读者的思想、感情、想象、情趣、语言，努力做到诗人艾青所说的力求自然，不矫揉造作、不忸怩作态、不虚妄夸张。我写诗就是以自然为准则，相信成人写给儿童读的诗都该如此，如果写得不自然，又怎么使小读者有亲切感呢？
2010.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