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发生再大的事情跟我们个人无关。一个国家的重组和消亡，一个个曾经显赫的人物，只留下可怜凄惨的记忆。地球在你出生时就旋转，当你离去时，它照样转动，不差分秒。
每粒尘土就像我们每一个人。
云有声音烟也有声音！两个男孩子在我身后争吵。我站住了，等他们经过我身边走到前面去，我跟在他们身后，等候他们最终给我的答案。
他们一个变成了一缕烟，一个化做了一朵云，不再争论。我的脚步和思维都跟不上了。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懂，也不可能懂。但，还保持着残留着一种敏感，对生活的敏感。有一天，不在意自己的敏感了，不尊重别人的敏感了，我们的生命也差不多了。
原来的房子紧挨着十字路口。我站在六楼阳台上望下去，十字路口就像是背景不变的小众电影。那里除了拥挤还是拥挤，车跟车相刮，车脸会变形。人和人相撞，人肉也能擦出火花。天空下雨时，方圆五百米的降水都汇积在这儿，排泄不及，就漫出一片小湖泊，能淹到楼房的脚。人无路可行，车在水中也不动了。人和人隔街相望，像隔着一段愁苦的历史。结局时，身穿醒目服装的环卫工站在没了大腿的水中，用一根铁锹棍，摸索着水下的马葫芦盖，把它掀开，让水打着圆圆的漩涡排泄而去，让人和车静止的画面流动起来。交错的街道就是城市细密的血管和流动的水。
我最熟悉的四十五年前的河水，叫穆棱河。那是我未成年时期见到的最深最宽最长的河，最壮观的水。那时，我离黄河太远了，只在书本上知道它是母亲河，被人颂扬，但我距离“母亲”太远了，没有直观的感受。我的母亲河是眼前的那条小河。我多年后的一些文字见证了这条河水的存活和它生生不息的流淌。
从我居住的农场去河里游泳，要走二十多分钟。冲动的我们，一路走去，像刮风，像疾风卷动着几片骚动的树叶。我们从水凉的时候就试水，一直游到酷暑。在我们跟河水缠绵热恋时，一个叫祥子的男孩子溺亡了。我们艰难地费尽心思才把噩耗告之他的家人。一直到了今天，我们都愧对祥子的家人，不敢提，不敢见，不敢回顾。但是，这个男孩子常常在我多梦的梦境中出现，经常站在农场的老房子院外等着我玩。有时候，我竟然在梦中知道了他已经离去，我就在梦中小心地陪着他，担心他生气，怕他不高兴，害怕他……在梦中离你而去。生命中，有些历史上的伟人在你心中早已不在，但是，你身边相交短暂的友人，却在梦中与你相拥而泣。
思想的拜访有距离，生命中的相望不离不弃。
学会懂事，就是从最亲的人身上开始的。这跟书本上的崇高教育无关，要说伟大，是我们的父母。
1967年我十岁。农场里，家家烧炉子，家家有烟囱，家家的烟囱都冒烟。我对烟的记忆是它燃烧时的浓浓的柴草味。农场最大的建筑是俱乐部，它是唯一不冒烟的大房子。在我心中，它相当于今天北京的鸟巢。在1967年“文革”中的俱乐部里，经常放映的是样板戏和几部可放的老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配有几部新闻纪录片厂拍摄的科教片《红旗渠》《根治血吸虫病》《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票价五分钱，看着不多，对于大多数收入三四十元的中国人来说，它是实实在在的钱。父辈留下的那句话：“一分钱也是钱啊！”烙在所有人的记忆深处，成为上辈人无法泯灭的苦难贫穷的经典。
那天又在放映《地道战》。跟往常不同的是，应该是一个节日。春节？十五？端午？不确定了。但确定的是，那天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因为节日，它成为我看电影的最大理由。对这件事的记忆，就是那天没有节日，我也会把这个记忆讲给自己的孩子，并带到生命的终点。
我在俱乐部快要放电影的时候，习惯性地对父亲说：“给我五分钱，我要去看电影了。”父亲的脸本来就黑，那天更黑。我没在意他脸色的难看。过去，兄弟姐妹每一次跟父母要钱看电影时，父母总是很爽快的。父亲这一次没有掏钱给我，沉默着拒绝了我。我很生气：“电影快开演了，给我五分钱……”父亲继续沉默，并转身做自己的事情。我追着他喊：“快给我五分钱啊……”这一次的强烈要求，不仅提高了声调，我的表情已经是十岁孩子最恼火的表情了。“人家都去看电影了，你为什么不给我钱？”我说的人家，就是平常在一起玩的朋友，有的朋友平时没钱看电影，因为节日，他们都享受了父母在节日给予他们的福利。
当我想用嚎叫抗议父亲的沉默时，父亲突然间第一次用手抓住我的衣领，把我的身体固定在墙上，让我无法动弹。我看见父亲的嘴唇发黑，他的小眼睛里闪着暗火，里面包裹着很多内容，我一个十岁孩子根本不可能读懂。我的嚎叫被父亲有力的手扼制在喉咙深处。但是，父亲说话了，只说了两句：“你奶奶在老家要饭呢！你懂点事！”
什么？什么？什么？我奶奶在老家要饭？我的脑袋先是混乱，接着是一片空白。一个十岁孩子的见识，就像一片碎纸屑，可怜地在天地间游荡着寻找着哭泣着，无处降落，无处安身。
我没有力气再跟父亲要求去看电影。事后才知道，奶奶在老家跟二叔生活，二叔在五七年打成右派，“文革”中再次被揪出，奶奶的生活陷入困境。她先在亲属中安身，时间久了，亲属的冷言碎语，逼着奶奶去别处讨饭。我的父亲跟二叔的命运相同，正在农场被监督改造，身不由己，失去自由。父亲作为一个养家糊口承担责任的男人，他内心的痛苦像是油锅上的鱼，可想而知。我到了今天才会明白，那时的父亲，肩负压力，他无法跟孩子交流和解释，因为他活着都很难。
从那时起，我不再向父母要零花钱。没有几天，我坐在北大荒收过麦子的大地里，看见麦秸垛被燃烧，很浓的烟冲上天空。但是，浓浓的烟雾在深秋博大高远的空中很快被抽成细丝，融化成蔚蓝。
北大荒的天空，浸透了北大荒人的血液，板结成他们承受苦难的性格。父亲一直兢兢业业工作，直到七十岁退休。他们先后离开了我。北大荒的土地，收留万物，也一定收留北大荒人的肉体和灵魂。父母都被北大荒挽留在它的怀抱中，并用它的温度，延长了记忆的生命。
我在父母没生活过的城市里忙碌地生活着。一晃，女儿上了小学三年级。每天，我和妻子轮流接送女儿上学放学。天天经过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这样的路口潜藏着危险。女儿被妈妈多少次的叮嘱，必须在安全的时候才能通过马路。妻子去接女儿时，我就会站在六楼阳台上用目光迎接她们的归来。几年下来，女儿通过十字路口时从没出过事。但是，却在十字路口遭遇了另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 。
在刚刚落了一场小雨的傍晚，十字路口被一堆堆纸火映照得如同白天。女儿很少遇到现实生活中的这类场景，她问我：“爸，他们烧火干什么？”
“他们在烧纸钱！”我这才知道是鬼节到了。
“纸钱是什么？”
我说：“纸钱是烧给去世的人。”
“为什么？”
“活着的人，要给另一个世界的人寄钱。”
“为什么要在十字路口烧？”
“因为十字路口四通八达，另一个世界的人容易收到钱。”
女儿突然问我：“你给爷爷和奶奶寄过钱吗？”
我从没在鬼节烧过纸。所以，我告诉女儿：“没寄过钱。”
“为什么不寄？”女儿继续追问。
是啊！为什么？我解释自己没有烧纸的原因：“就是寄钱了，爷爷和奶奶也收不到的！”
“他们在那个世界没有住址吗？”女儿根本就不想放弃寻找这件事情的答案。她觉得我在给爷爷和奶奶寄钱这件事上，没有尽到自己的努力。
我不想跟女儿继续这个话题的讨论，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不是不给爷爷和奶奶烧纸寄钱，也不是有没有地址的问题。因为，我不信！”
女儿看我的眼神是怀疑的。
那个晚上，现实中的十字路口，就成了人间最繁忙的邮局，舞动的纸灰和袅袅的烟，被人幻化成寄出的成吨的钱和复杂的愿望。
我以为这件事情过去了。没想到，在接下去的某日，又被女儿和妻子提起。但是，她们的话题引申到“孝”上，这让我内心倍感愧疚和纠结。
女儿说：“我昨夜里做了一个梦。”
妻子问：“梦见什么了？”
“梦见爷爷和奶奶了。”
我转头望着对话的女儿和妻子，因为女儿很少主动谈及爷爷和奶奶。这时，妻子也回头看着我，她跟我一样有预感吧，女儿的梦境是什么？
“你梦见爷爷和奶奶了？……”我对女儿的梦有了一种担心。
“奶奶很老，很瘦，头发都白了……”女儿说得很慢，一边说，一边像是在回忆梦中的场景。
“你跟奶奶说话了？”我问，心里竟然越发忐忑不安。
女儿看着我，用一种委屈的声音说：“奶奶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说，她没钱花了！”
我不知道女儿是否真的有那个跟爷爷和奶奶相遇的梦境，让我知道的是女儿对我没有在十字路口烧纸给爷爷奶奶寄钱，表达了她对我的谴责和愤怒。我的感觉像是赤脚站在火盆里，不停地跳着脚，让自己无法平静下来。
妻子也加入了对我的追讨：“你该跟女儿仔细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不烧纸给父母寄钱？没有合理的解释，女儿还会做梦，她会告诉你，她又做梦了，梦见爷爷和奶奶因为没有钱，在沿街乞讨！”
我跟女儿说实话：“爸爸不信烧纸寄钱这种事情！”
女儿的理由很简单：“为什么别人都烧纸寄钱？”
是啊，从女儿角度想，鬼节烧纸的现场多么壮观，纸火把十字路口燃烧成了白昼，这是现实。一件虚无的事情，会给活着的人一种折磨。我就被现实折磨碾压煎熬了。
现实是多么有力量。
我想起母亲在世时，一直省吃俭用。八十年代末，很多人家都陆续买了冰箱，父母迟迟不肯买。他们觉得大半辈子都过来了，没有冰箱也能过。夏天时，母亲把吃不了的鸡放在三米深的菜窖里，因为菜窖里凉，能起到短暂保鲜作用。两天后，鸡就变质了，颜色也有些绿了。但是，母亲不舍得扔，用高压锅炖，气味出来都是臭的。我不让家里人吃，要把它倒掉，妈妈不让倒，说别人不吃，她一个人吃。最后，我不知道母亲吃了没有。
父母习惯过苦日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像一个不孝的人，在女儿和妻子面前不敢提及父母。每当鬼节来时，我让女儿回避那个眼花缭乱的给亡人寄钱的火暴场景。
但是，在家庭生活中，不孝的罪名，我一直背着，卸不下来，直到女儿高中毕业，大学毕业，又去了澳洲悉尼大学读研究生。
2015年春节，我跟妻子在澳洲度过了一个多月的假期。女儿在悉尼的研究生学业临近尾声，我们想陪她过一段团聚的日子。那时，女儿仍旧为学业忙碌。她很努力，怕挂科。在留学生中，挂科成为了中国学生的噩梦。一旦挂科，无论精力和经济上，都会带来压力。
我和妻子就到处旅游，去了塔斯马尼亚、去了凯恩斯、去一些人少的地方，住下来，享受温暖的海边阳光和湿润。那是二月，正是久居的哈尔滨严冬季节，澳洲却是夏季。我天天穿着短裤背心和一双白拖鞋行走在澳洲的土地上。我和妻子要离开澳洲时，女儿陪我们去了一趟墨尔本，走了一趟大洋路。澳洲的海岸线是世界上最美的，海水也是最蓝的。那时，说实话，北大荒严冬的记忆退缩到大脑的角落中沉睡不醒，就像一部老电影落幕。我习惯了在中国被北风抽干的鼻腔，被澳洲的潮湿滋润着。
我们随着很多游人在傍晚的海边等候海上捕食的企鹅回巢。那是一个美好的充满着期待的场景，人们在关注动物世界的生活，也是考验人的视力的旅游。在习习的海风中，会有一只两只三只辛勤的企鹅迈着它们独有的步子走向海岸。
不许有灯光。人制造的光，会影响企鹅的平静生活。在岸边的树丛中，生活着没有长大的小企鹅，等着妈妈带回食物。
我没有到处游走，而是固定在一丛矮树丛中，关注着一只小企鹅，等待它的妈妈跟它重逢。奇怪的是，我没有等到它母亲的归来。小企鹅从树丛中多次缓慢爬出，想看到妈妈，它爬向一个小小的沙坡，向远处望着。不一会儿，它又从沙坡上溜下来，钻回树丛。然后它再次出现 ，再次爬向沙坡。我突然担心它的妈妈为什么迟迟不归，这让我有了很多的忧虑和联想。我还在纠结时，我们回程的时间到了。
我离开了小企鹅。在车上，我们渐渐远离海岸，走向灯光闪烁的城市。但是，我突然想起了北大荒的冬天，想起了父亲母亲。我坚信父母在另一个世界安息了，不会再为我们操劳。我们唯一的联系，是活着的人内心深处的一丝丝牵挂和思念。
我和我们终会死去，跟离去的父母一样。不再让女儿操心，不再让女儿不快，不再让女儿指责。只希望在孩子该想起的时候，你过去的身影虚虚地走进她的记忆，并跟她有短暂的交流和问候。
我一定会告诉女儿，不要在我离开人世后，在那个鬼节给我烧纸寄钱。第一，孩子要费心选择一个十字路口，太麻烦。第二，我坚信自己收不到纸钱。第三，我会去另一个世界，跟父母再次生活在一起，继续过平常的苦日子。因为，我的父母一生都在过苦日子，过惯了艰难的日子，我和他们都有继续过苦日子的耐力。不管在另一世界的日子多么苦多么艰难，伴在父母身边，就会踏实和幸福。
现在要做的是，我和妻子女儿，尽量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享受时间水一样在我们眼前悄然流逝。
有天早上，我衰老的鼻腔里又出现了淡淡的燃烧柴草的味道。那时记忆也如一缕不死的烟，回到了北大荒，在低矮的旧房前缭绕徘徊，我看见小时候的自己，满脸鼻灰，缩在四处挂霜的小屋里烧炉子，柴火有点湿，烧不着，只是冒烟，满屋子都是散不尽的呛人的烟……
嗅觉也有记忆。
此时，我的感觉，如烟如歌，像尘土一样飞扬。
作者简介：常新港，1957年10月出生于天津新港。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儿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长篇小说《青春的荒草地》《空气是免费的》《毛玻璃城》《陈土的六根头发》《伤花落地》《懂艺术的牛》《五头蒜》《天空草坡》《生锈的孩子》《烟囱下的孩子》等，以及小说集《麻雀不唱》《十八场青春雨》《逆行的鱼》《羊在想马在做猪收获》《淑女木乃伊》等八十余部。获第一届、第二届、第六届、第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1994年度庄重文文学奖，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长篇小说《我想长成一棵葱》获第二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曾获《巨人》“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奖，冰心图书奖等。长篇小说《土鸡的冒险》进入2005年“书香中国”童书排行榜。小说集《咬人的夏天》进入2006年“书香中国”童书排行榜。长篇小说《一只狗和他的城市》获台湾2007“好书大家读”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以及台湾2007年“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好书”奖。小说集《青春的十一场雨》获台湾2008“好书大家读”推荐奖。短篇小说《冬天的故事》《荒火的辉煌》《独船》《咬人的夏天》译介到日本。长篇小说《土鸡的冒险》《变身狗》《老鼠米来》《猪，你快乐》和小说集《蓝雪黑鸟》《咬人的夏天》在韩国出版。《土鸡的冒险》获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2008年优秀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