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西方哲学乃是对传统西方哲学进行的一次基于“理性主义何以可能”的问题式全景反思与批判。人类理性同人类历史的发展一样，都是一种充满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作为呈现人的反思判断能力的理性，本质上属于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本体论承诺”；作为“普照之光”的理性主义，实质是人之为人的一种“弘道逻辑”，即“真”与“诚”相统一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复合体。当代世界理性主义的复杂性立场或走势值得关注。人类理性主义精神重在建设和培育。
关键词：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人类精神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3）03-0082-09
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系列人类精神之理性主义展开、批判、反思和重建的升沉变迁史。西方传统哲学视人类理性为人类文明的根基，而人类理性主要负载于物理学、数学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当中；认为逻辑理性的明晰性及其使用的无限性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现代西方哲学则以理性主义的异化物（唯理智主义）所谓理性主义的异化物，从哲学层面看，就是纯粹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思维方式发用的产物，即从一般到个别，从本质到现象的约定俗成的“唯理智主义”。为批判对象，认为以人文知识和人生体验为内核的人文科学（或者“精神科学”、“文化科学”、“历史科学”等）才能承载起哲学的使命和功能。因此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乃是对传统西方哲学进行的一次基于“理性主义何以可能”的问题式全景反思和批判。当然，这种反思、批判本身，属于康德言及的人类理性的公开使用，其出发点更在于人类理性的重建或者人类精神理性主义的更生。
姑且存疑这种反思批判的合理性限度（包括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单就哲学本身（包括哲
学的想象力和哲学的解释力）而言，现代西方哲学之于传统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批判，至少向我们提出如下几个哲学问题：（1）“纯粹的”或“超历史”的客观性问题何以可能？（2）哲学方法论是关于程序的研究还是关于方法本身得以可能的条件的研究？（3）哲学的阿基米德点究竟在哪里？（4）形而上学还有存在的意义吗？等等。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首先搞清什么是理性和理性主义。这不但关涉到当代世界哲学的命运，更触及到当代所有人类的精神走向以及诸多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的求解。
本文试图对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一以贯之的理性主义之内在演变逻辑进行一番梳理，以求在弄清理性及理性主义是什么的基础上，揭示出当代世界人类理性主义精神重建的复杂性局面，并对其未来走向作一些前瞻性预设。
一
早年笔者在《理性的四重向度》一文把人类理性概括为四个方面：本体论理性、知识论理性、科技理性和人文理性。[1]20-23现在看来，这种大而化之的概括并不能真正把握和全面理解人类理性，尤其是西方哲学上那种“曲径通幽”的理性之基本规定。当然提及理性，我们最大的困惑可能更在于如下问题：理性（狭义的）和经验能否比肩？理性与经验可否统一？理性是否只可以是普遍永恒的？有没有一种个体化的、能够与差异性相容的理性？等等。事实上，对于这些和理性相关问题的求解，从古希腊哲学伊始，就开始了苦苦求索，并自觉不自觉地沿着这条线索得以展开：从不自觉地在本体论中表现出理性主义，到自觉地在认识论中充分强调理性而贬抑感觉，再到基于理性和非理性的内在机理及其局限而诉求的人类理性精神重构祈向。
对古希腊哲学特别是其早期哲学（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冠名，我们习惯于取名“自然哲学”。其中“自然”（physis）是相对于更早的“习俗”（nomos）而言，其含义指事物原本的、应该具有的、完善的状态，抑或运动着的事物的本原或原因。简而言之，“自然”是指事物的总体和宇宙最基本的规定性。如此，古希腊的“自然”事实上成为西方理性概念的另一种称谓，反过来讲，西方理性概念源于“自然”概念的理解。这一理解基于古希腊人对如下信念的坚守或者逻辑预设：只有通过对“自然”的理解，才能有效把握人类与世间万物的本性；只有理性才能把握变化不定的事物或现象背后那种普遍的、单一的、而且永恒不变的本质和规律。
事实上，前苏格拉底哲学开始于人类对世界起源奥秘的自在探寻，而探寻本身属于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运用。从米利都学派的“始基”到埃利亚学派的抽象演绎，再到巴门尼德对“存在”的界定，加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思想，使得一般与个别、运动与静止等关系问题初步摆在我们面前。这些问题在智者学派的“怀疑”和挑战下，使得“人的问题”——人能否认识世界和把握真理，也浮出水面。相应地，人的理性是否自足、可靠、值得信赖，也成为西方哲学较早思考的问题。
其实，这种理性思想自苏格拉底以降，尽管其兴趣从纯粹自然自觉地转向了人，但只是哲学研究对象发生了位移，而探究自然现象时的思想方法——理性方法并没有发生改变，并被后起的思想家哲学家发扬和传承。不同之处仅在于，苏格拉底只是把自然科学的逻辑和方法引入到了社会生活领域。所谓自然科学的逻辑和方法，就是完全摒弃矛盾律的形式逻辑思考方法，即通过严密的逻辑思考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准确知识。这一路向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得以最终坐实并开启了哲学史上“一般和个别”的悖论性求证，即可感知的具体事物为理性所不可知，而不可感知的事物本质却可以被理性所把握。也正因此，学术界一般把柏拉图作为西方理性主义的开创者。因为自他开始，人们对普遍性、整体性和主体性（主体性理性肇始于笛卡尔）的青睐，事实上成为人们解答知识何以可能乃至人类何以存在的逻辑出发点和终极性支撑点。就是说，西方理性主义大厦真正从柏拉图开始获得了坚不可摧的哲学底蕴。
柏拉图所留下的“一般与个别”问题被其学生亚里士多德首先得以批判，后者虽然也肯定理性的能力，但同时指出了理性的局限。其缘由用现在话语讲来，就是理性原本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诸种表现形式即每个个体理性具有内在的不可超越的局限性，从而理性之普遍性和永恒性就存有缺陷。需要指出，就此我们并不能说亚里士多德背反了西方哲学一以贯之的理性主义，最多可以将其归化为一种“谨慎的理性主义”或者保守的理性主义。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要是一种政治实践的理性，其政治实践的理性关涉的更多的是具体的共同体何以“正义”，也就是说，一般政治原则和具体的政治环境必须保持一致。亚里士多德把自己的理性称为“实践的智慧”（phrone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