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印度女作家阿伦德哈蒂·罗易积极参与了“反纳玛达水坝组织”的抵抗运动,体现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感。这种精神与她在《微物之神》中对印度传统的深刻思考一以贯之。她从纯文学作家转变为积极的行动主义者,是全球化语境下第三世界知识界的本能反应之一,具有表率作用。
关键词:罗易;微物之神;全球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7-4244(2010)06-0013-04
1999年,一个由来自不同国度的400人组成的队伍,在崎岖的山路上,正在前进。他们的目的地是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纳玛达流域,为的是声援那里的“反纳玛达水坝组织”(Narmada Bachao Andolan,简称NBA)反对政府修建水坝的斗争。队伍中有个瘦弱的女子,她就是印度当代著名英语作家阿伦德哈蒂·罗易(Arundhati Roy)。你很难想像,这个当时只有38岁的美丽女子甘愿忍受残酷天气对孱弱生命的零敲碎打,加入并没有多大希望的抗议队伍;如果你得知,罗易还是1997年英国布克奖得主,她的作品行销世界,早已坐拥千万家资,就更要大跌眼镜了。通过对罗易的研究,也许可以对我们理解全球化浪潮中东方知识分子的社会坐标和价值取向有所裨益。
一
罗易参与这个公益行动事出有因。纳玛达水坝计划是印度政府在世界银行资助下拟定的,预计建设30个大型、135个中型和3千个小型水库,工程巨大,耗费人力不可计数。工程初步估计会淹没245个村庄,4000万人需要搬迁。但是,要知道,独立后的印度已建成水坝近4000座,高居世界第三。可是,拥有这么多水坝的国家竟然还有2亿多人用不上自来水,外国旅游者也时常因印度的自来水供应不足而却步。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水坝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此低效的水坝建设付出的代价却是1亿多人被赶出家园!当年连拉吉夫·甘地都承认:“可以准确地说,16年来人民未获任何利益,钱花了,人民没有得到回报。没有灌溉,没有增加产量,他们的生活一点改善都没有。”[1]
从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美国、前苏联等大国,还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大型水坝的盲目上马造成农业、渔业和环保等付出巨大代价的事实早已说明,这种政府操控的经济行为绝非人们想像的那样一本万利,尤其是对水坝修建区域人民居住环境和安全的深远影响更让人忧心忡忡。纳玛达流域的人民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自发组织了“反纳玛达水坝组织”,并吸引了国内外的支援,进行抵制行动。作为行动的参与者之一,罗易根据实地考察,写出了长文《更大的公益》(The Grater Common Good)。在这篇文章中,她痛心疾首地指出政府打着国家正义的名义,不惜牺牲人民生存为个别统治者中饱私囊。
作者的叙述焦急而又富于耐心,她相信大量确凿的数字和分析足以说服那些被蒙蔽的人们。有时她说“这仅仅是个故事”,来反讽这一悲剧性的现实多么超乎人们想象。有时,她悲痛地使用了“Uoot”(根除)一词,来反映水坝建设后人民生活的真实处境。他们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被政府草草安置在聚居区里。印度政府的承诺一向是高调的,说什么新聚集地居住条件优越,甚至有为孩子游戏准备的滑梯和跷跷板。事实上,罗易发现,那里的居住条件比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集中营还要糟糕。然而,这还不是每个迁居者都能享受到的待遇。有的人则要迁居三四次,因为他们的新家又要为另一个水坝之类的工程让路。他们极度贫穷,只能在城市郊区的贫民窟中挣扎,成为廉价劳动力,比如建筑工人;然后再去修建新的工程项目,而这些工程会使更多的人流离失所。他们要不在城市郊区苟延残喘,要不干脆愤而自杀。
令罗易深感吃惊的是,人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仅政府不闻不问,对外宣传的口吻却出奇强硬:“如果你正准备为国家牺牲,那你就应该为国家牺牲”(尼赫鲁语)。这显然不是某届政府的心血来潮,而是历届印度政府的一贯政策。在暴力和强权面前,人民一旦陷进贫困的泥潭,就永无好转的希望,只有睁大眼睛望着天空,静静等待灭顶之灾。历史的书写同样不会留下这些卑微的名字,他们的眼泪被“国家利益”、“历史正义”等宏大字眼所掩盖。在这种情况下,罗易不由得放下了笔,“把乔伊斯和纳博科夫搁在一边”,踏上了远行抗争之路。
二
罗易是位行动主义者,可她最初是在书斋里扬名立万的。1997年,年方36岁的罗易凭借《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另译《卑微的神灵》)一举夺得全美图书奖和英国布克奖,尤其后者被视为英语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这是印度人第一次获此殊荣。《微物之神》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49周,译为40种语言出版,出版600万册。
《微物之神》是一部具有强烈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作者罗易1961年11月24日生于班格尔,她的童年差不多都在科塔亚姆附近的小镇阿耶米内姆度过。在那儿,她的母亲建了一所非正式的天主教学校。《微物之神》中的环境描写基本来自于作家自身生活的这个小镇。作者与笔下的拉赫颇为相似,都是母亲离婚,并生活在一个易受攻击的环境中。在精神层次,小说女主人公阿姆更像现实之中的罗易:美丽,坚定,善于承受压力,不甘受闭塞恐怖的传统束缚,具有叛逆性格。罗易的成长很不平凡,她16岁时离家,只身来到新德里,先在贫民区居住,甚至靠卖空瓶子换取生活费,后来进入学校主修建筑,此后做过记者编辑,从事过电影文学剧本写作。
小说的女主人公阿姆生长在一个叙利亚移民家庭,父母都信天主教。父亲帕帕吉是研究昆虫的学者,后来他发现的稀有毛蛾被同行窃取,心脏病突发死去。阿姆离开家庭后,嫁给了茶行的经理。这是一段不成功的婚姻,后来,她带着孪生子女——艾沙和拉赫——回到了家乡。随后,她遇到了维路沙。维路沙是个“不可接触者”,即贱民。在印度,贱民问题饱受争议,积重难返。安倍德卡尔即出身贱民,但他即便成了印度宪法之父,也只能以改信佛教平复心灵;圣雄甘地毕生致力于废除贱民制度,晚年也为效果不彰而愤懑。在印度各地,尤其是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的印度教乡村,随处可见对贱民的不平等待遇。高等种姓居住的房间不许贱民进入,贱民讲话时必须用手掩住嘴,走路时要用扫帚扫去足迹、以免污染高等种姓,甚至还发生过因有贱民在飞机上、其他顾客拒绝登机的事件。维路沙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他是个知识渊博的年轻人,心灵手巧,还精于买卖。就在这个出身低微的男人身上,阿姆找寻到了生命存在的证据。他们恋爱了,当然这是不可能被社会习俗见容的,所以二人只能夜晚在河畔幽会。罗易的笔触登峰造极,丝毫不像在写处女作:“如果他拥抱她,他就不能亲吻她。如果他亲吻她,他就不能看她。如果他看她,他就不能感觉她。”[2]后来,阿姆的侄女溺水身亡,家人把霉运一股脑归咎于无辜的维路沙,并向警局告发,维路沙被捕了。而警察利用年幼的艾沙和拉赫的无知,诱骗他们做了不利于维路沙的证据。这对童蒙未开的孪生兄妹,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整个事件的发生、缘起、推进和终结的参与者。最终,兄妹俩面对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成人世界,断送了两个他们所最心爱的人——他们的亲生母亲阿姆,和那个给他们童年带来无数快乐的维路沙叔叔。维路沙的死使得阿姆伤心欲绝,在放逐中默默死去,书中写道:“她31岁。既不太老,也不太年轻,恰好是一个可以死去的年纪。”[2]
小说带来了成功,也带来了非议,各路讨伐纷至沓来。罗易看得很清楚,对于小说的攻击并不是所谓的色情内容,而是关于贱民维路沙的描写,书中他和上层妇女的恋爱情节触怒了一些人士。这些人的憎恨只能说明在甘地发明“上帝的子民”用以称呼贱民阶层的50年后,印度种姓制度的问题依然存在,歧视和暴力随处可见。同时,书中描绘的其他主题,诸如保守的印度传统信仰习俗、摧残人性的种姓制度和地方毛主义运动,都是印度社会生活的缩影。
罗易不仅没有被不同的声音所吓倒,也没有按照这一路数继续写下去换取更多的钞票。相反,她认识到单纯通过文艺手段(先前,她还写过为印度妇女伸张正义的剧本)去影响和干预社会生活是不够的。故而,她由一个单纯的小说家转变为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把巨额稿费捐给了“反纳玛达水坝组织”,甚至加入这个队伍。
爱脚下的泥土,是罗易的本色,自然又会燃起深情却又宽恕的视角和热烈的人道关怀。她在采访中说:“我认为你在什么类型的地方长大,那地方就会烙进你心里。我认为城市中长大的人就不一样。你可以喜爱楼房,但那和你对一棵树、一条河和土地颜色的喜爱是不一样的,那是不同的爱。”[3]《微物之神》中对乡土缠绵悱恻的描写,《更大的公益》中对土著居民原始生活的温柔描绘,都能看出作者浓郁的乡土情结。她眷恋祖国土地,正是这个原因,她明确表示不喜欢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作品,因为后者只会在大洋彼岸的英国指手画脚。
三
在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的今天,不管愿意与否,逃避是没有用的,只有冷静面对,东方文化面临着如何立足与新生的艰难选择。而且,新的帝国主义正在形成,“支配性的民族国家、主要的资本主义公司、超国家的机构,以及其他的全球权力都是这个帝国主权网络中的结点,它们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结合方式来一起运作。”[4]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在现代化的想象中,第三世界自身的文化传统面临挑战。是对强势西方文化俯首称臣,还是在传统文化中获取新生,抑或在借鉴西方文化营养的同时寻找一条新路。作为代表公共良知和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究竟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不仅摆在印度知识分子面前,也摆在身处全球化和现代化理论吊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
一百多年前,爱默生认为,知识分子的问题尽管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得丰富的知识,但是并不局限于书本,他的最重要的活动是行动。今天,人们基本上可以对公共知识分子达成共识,即必须具备相应学术背景,超越个人得失,关注公共事务,代表公共利益和良心,并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左右。在西方,爱因斯坦、萨特和罗素堪称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拉什迪被邀请发表言论自由的演说时,他也被要求承担更大的责任。
罗易是印度国内少有的一位醉心于当代社会政治主题的作家。她的许多分析也许不是定论,提供的也许仅仅是一种思维视角。有时,这比得出结论更为重要。罗易的观察与思考何尝不可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参考?
罗易的眼光宽广深远。70多年前,在著名小说《地洞》中,卡夫卡把大祸临头的人类比喻成瑟瑟发抖的地鼠。一语成谶,波赫伦沙漠地底的一声巨响让印度人民开始被梦魇笼罩。在印度,许多人认为核试验是富国强兵的手段,是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标志。印度当局宣称核武器是为了和平,不是战争。可带来的结果是巴基斯坦数量更多的核试验,穆沙拉夫甚至说:“巴基斯坦人民就是吃草,也要造出原子弹。”在著名文章《想象的终结》中,罗易一针见血地指出:核武器只是为了满足极少数人的野心,是极端分子拉选票的手段。相信政府的诡辩就如同相信一个人会被坟头绊倒。在书中,她把嘲讽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核战争的唯一好处是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最平等的事物……它的毁灭将一视同仁。”“可以确信的是印度在前进,但绝大多数印度人没有。我们的领导人说我们必须拥有核弹头以保护我们免受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威胁,但是谁能保护我们免受自己的威胁?”[5]这些诘问直接而有力,印度政府时常奉行穷兵黩武和单边主义,付出的代价是将本国人民头悬核武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罗易书写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当提到印度政府时,总爱在后面强调“历届印度政府”。一方面,这反映了对个体的冷漠与践踏是印度政府长久以来的问题;另一方面,罗易反对的不是具体的哪届政府,而是一切的暴力和强权。这一思维显然是在后殖民时代和商业全球化的语境中萌生的。在她看来,帝国主义的幽灵不是消失了,而是改头换面渗透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由于生态、淤积和潜在威胁等原因,水坝修建工业在西方饱受质疑,许多水坝已被放弃。西方国家以经济援助的名义,把这种弊大于利的技术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成为跨国公司牟取利益的工具。技术也好,过时的武器也好,违禁杀虫剂也好,这些垃圾统统披上华丽包装,摇身一变,像礼物一样被发达国家送往印度等东方国度。印度人民却要感恩戴德,把巨大牺牲当作所谓现代化的见证,心甘情愿地充当历史车轮前进的铺路石!
在2004年孟买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上,罗易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代表新帝国主义的美国,她认为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是美国为了自己利益,蓄意制造的战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用经济手段剥削榨取别国利益才是新帝国主义的唯一目的。她要求美国立刻退出伊拉克,并严惩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获利的美国公司。另一个例子是安然公司与印度地方政府媾和,获得的利润相当于印度全国农村发展预算的60%,这大约相当于5亿人的基础设施发展基金。伴随新帝国主义产生的的新种族政策更是毫无人道,它根本不用武力,用经济制裁的手段就让成群的人死去——因为因食品和药品短缺而死亡的伊拉克儿童高达50万。近日,由200多名左翼知识分子组成的“伊拉克国际法庭”在伊斯坦布尔进行集会,该组织呼吁“对在伊拉克发生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负责的人进行彻底调查。”并将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以及其他一些占领国的政府官员列入了首犯名单。罗易担任了该法庭“道德陪审团”(Juryof Conscience)的主席,她声称法庭的目标是敦促英美从伊拉克撤军。
尽管罗易言辞激烈,在她金刚怒目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丝忧虑。在暴力和强权之下,一个弱女子的力量又有几何?她的积极行动的确带动吸引了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群,但也隐藏着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生存悖论。J.布赖恩特说她是“一位生活在最有可能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地带的女性,在她的作品中强烈地表达了一种绝望与挫败感。”[6]纳玛达运动不能说失败,因为世界银行取消了投资;但也不能自诩成功,因为印度最高法院判决计划继续实施,罗易本人被判处象征性的监禁一天。那么,面对更加强大和手段高明的新帝国主义,来自第三世界的东方知识分子又该采取何样对策呢?她把尼赫鲁和甘地称作父亲和母亲。一方面坚持对暴力统治的批判,一方面又要冒着“文化原教旨主义”的风险参与着民族国家的振兴。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甘地母性精神的坚定隐忍,也分明体会到了父亲的失音,就像《微物之神》中贱民维路沙的荒野之爱。他没有自身视角表述的可能,只能从他人的偷窥中向读者传递信息。维路沙的尴尬,也正是印度等第三世界的尴尬,在暴力之下朝不保夕,在强权面前苟且偷生。这是印度社会的不幸,也是整个世界的不幸。
小说的结尾是——明天(马拉雅拉姆语)。明天是什么?明天究竟是生活的转机,还是在苦难中继续挣扎?罗易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进化论者,她没有试图给出答案。“虽然你知道明天也许会更糟糕,小说就在那结束了,也就是说即便更糟糕,也让我们感到愉快。”“我不认为我提供给你们的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这是悲剧,另一方面也是喜剧,如果这是悲伤,那也是幸福,也是快乐。”[2]作者告诉我们不要做枉然的猜测,而去体验生命自身。作者放弃了寻找“巨神”——无论是天主教的上帝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小说中都不在场,作家暗示我们走向“微神”或“微物”,那是消逝的感叹,短瞬的麻木和生命的虚无。“也许这将是微物的世纪。可能这会儿,这一刻,正有个微小的神灵在天上呢。”[2]
【参考文献】
[1]菲利普B·威廉姆斯.一场关于大型水坝的争辩[J].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月刊,1991,(8).
[2](印)阿伦德哈蒂·罗易.卑微的神灵[M].张志忠,胡乃平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
[3]迈克·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帝国与大众[EB/OL].饶淑莹译,刘擎校.www.chinese-thought.org.
[4]Arundhati Roy. The Cost of Living.NewYork:Random House,1999.
[5](美)J·布赖恩特.先验性之逻辑——对道德倒置的分析[J].文冯平译.世界哲学,20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