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就回族穆斯林经济文化建设上的特点和西道堂经济文化模式等问题略述己见，总结回族穆斯林经济文化的特点为广泛适应性与灵活多样性，对西道堂经济文化模式的特点作了系统的概括，最后期望回族穆斯林在新世纪以主人翁态度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使民族经济文化的光荣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穆斯林；传统；西道堂；模式
中图分类号：F713.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9)01—0131—04
回族是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回族穆斯林遍及全国各地，而以西北地区较为集中。受我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精神的长期濡染熏陶，回族穆斯林的性格中特别表现出了坚毅顽强、吃苦耐劳、开拓创新的优良品质和对各种社会及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
我国回族经过元、明、清三个朝代漫长的历史演变，在从军征战、流动迁徙、传教经商等一系列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共同体，随之，便有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经济文化，并且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整体经济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回族穆斯林经济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现在人们对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经济文化活动，并不感到稀奇，而认为这是在一个多民族团结安居的国度里的必然而正常的现象。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寻找回族穆斯林经济的运行规律，探索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寻求与我国传统经济文化之间合璧并存、共同发展的内在因素，是当前学术研究中的新课题，也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
回族穆斯林经济的结构特色和发展趋势，在我国无一不受到一种以大文化为背景的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大文化应当超越在一般意义上“文化”的固有观念而赋有新的内涵：物质和精神领域里的各种活动及其表现形态都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现象。回族穆斯林在其经济行为中受到中国传统经济文化思想和伊斯兰教价值观的深刻影响。他们在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的同时，还严格地遵循教法规定的经济原则，受其规范，在诚实的劳动中既为国家民族创造精神财富，也为自己谋求“两世幸福”，这是大文化作用中最突出的一面。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回族穆斯林经济必将有更多的优势可以发挥出来，以它经久不衰的活力和广泛适应的特点，对我国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应有作用。近年来，在宗教与社会发展、宗教与国民经济建设协调配合的理论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是学术界涌现出的新景象，令人欣慰，使人备受鼓舞。本文就回族穆斯林经济文化建设上的特点和西道堂经济文化模式等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给以指正。
一、回族穆斯林经济文化的特点
1、广泛适应性 我国地域辽阔，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广大回族穆斯林，在所处环境上存在很大差异。他们怀着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走到哪里便把宗教文化和宗教制度带到哪里。他们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不断地协调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在社会、自然、人际、习俗、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这种调整是一种在进取意识作用下的适应性措施，回族穆斯林的经济行为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广泛适应的特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固守信仰，不适应环境，就会故步自封丧失谋生手段和经营机遇，也就谈不上去开拓宗教事业。
回族穆斯林选择何种经济目标和生活方式是根据所处环境的社会及自然地理条件确定的，要综合考虑当地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资源条件以及其他民族的信仰习俗与文化心理。伊斯兰教崇尚务实和坚忍精神，回族穆斯林受此影响，不但能够在顺境中立足，而且在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也从不悲观失望、丧失生活信心，而是不断地克服困难，在逆境中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从而使其经济文化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仍然能够继续下去。因此，在我国只要有回族穆斯林聚居的地方，就有对他们产生凝聚力的伊斯兰教，就有伊斯兰教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道德标准，也就会伴随出现受伊斯兰价值观念支配的经济文化的创造与交流活动。
清朝中晚期，封建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西北地区回族穆斯林反压迫、反歧视、反剥削的起义后，免于死难的幸存者，几乎全被流放驱赶到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和折磨。统治者想用这种办法削弱回族穆斯林对信仰的忠诚，也使他们在背井离乡、贫病交加的苦难迁徙中，走向自行涣散的绝望道路。这些饱经忧患的回族穆斯林并没有如清朝统治者所希望的那样，在无声无息中消失，他们一方面坚持反对清廷的蹂躏迫害，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另一方面竭力适应客观环境，谋求生存、力图发展。一群群携儿带女、疲惫不堪的迁徙大军，历尽坎坷之后终于在干燥的沙漠和黄土的丘陵中停下脚步创建家园，开发农业，放牧养畜，即使现实严酷，条件恶劣，回族穆斯林仍然没有放弃建立自己经济文化的努力，数百年后，那里又成了他们热恋的家乡故土。受各种条件所限，回族穆斯林在那里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缓慢的，贫困依然对他们造成一定威胁，那是历史给他们留下的不幸和遗憾，我们这一代穆斯林应对此进行深刻反思。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年被流放迁移到边远地区的回族穆斯林的子孙后辈们，才真正迎来了他们经济文化上的新飞跃。
明洪武年间，一支由回族将领沐英统帅的军队，开来洮州(即现在临潭)靖边，完成任务后，便把军队留下来屯田戍边，以农养兵。军队中的许多回族军士，也解甲耕田，成了当地的农民。他们奋力垦荒，专以从事农业生产为根本，为洮州早期农业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据说这部分军队最初是由南京整编西来的，现在临潭的回族穆斯林仍称自己的祖上是南京人。由江南富庶之地来到西北贫瘠之乡，如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很强的生存适应能力，就无法在新的环境中生息繁衍。不适应洮州的风土人情，便创造不出这里绚丽多姿的穆斯林经济文化，更没有后来明清时以回族穆斯林为主体的洮州经济文化的繁荣。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中国大地上阴霾笼罩，西北穆斯林也深受天灾兵祸之苦。同治、光绪统治的三四十年里，洮州连年遭受自然灾害，致使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其情景是“同治兵燹，城池堡寨尽成灰烬”(《洮州厅志》)，一度兴旺的临潭经济文化也急剧衰落，生活的出路在哪儿，人们感到困惑、迷惘。马启西顺应时势，创立了伊斯兰教西道堂，号召穆斯林团结起来奋力图存。西道堂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交流融汇，通过宗教和经济的有机结合，既满足了群众对信仰的追求，又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成为回族穆斯林适应时代变迁、谋求自身生存发展的典范。
有学者认为：“西道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利用宗教的旗帜把穆斯林组织起来，创建一种堪称楷模型的集体生产
和生活方式，也不能不说是西北地区乃至我国伊斯兰教史上的一次标新立异。西道堂在旧制度下能够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就，其深层原因值得人们深入研究，那种能够吸引众多穆斯林并引起社会广泛瞩目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同样不能不认为是伊斯兰教义的一次胜利。”因为“伊斯兰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广泛的适应力”，而回族穆斯林经济文化的产生，便是这种广泛适应的结果。 2、灵活多样性 回族穆斯林经济在回族族群形成后的六七百年间，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在回族经济文化理念和伦理规范的指导和约束下，回族穆斯林经济逐步摆脱了简单的生产经营方式，向多元化多层次方向发展，服务经营范围不断扩大，经营方式灵活多变，涉足众多行业领域，以满足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同胞的多种需求，显示了回族穆斯林卓越的创造能力和经营智慧。
有一种说法“回回两把刀，一把宰牛羊，一把卖切糕”，听起来有些简单化，这是对回族穆斯林经济不够理解，缺乏具体分析的不确切看法。宰牛羊、卖切糕，只是回族经济形态中低水平经营方式，它不是回族穆斯林经济文化的核心和主体，也不能涵盖它的全部内容。诚然，回族穆斯林由于遵循伊斯兰教基本生活原则，按教法规定，在饮食习俗方面有严格禁忌，并把它视作坚守信仰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便有一批人专门从事膳食服务行业，从而孕育出了源远流长的伊斯兰饮食文化。但随着回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回族穆斯林经济已由过去单纯卖牛羊肉、卖小吃的低级形态转向具有一定经营规模、技术含量较高的领域。
区域性经济和特殊行业经济是回族穆斯林经济文化呈多姿多彩之势的又一重要特征。我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千差万别，人文环境各有不同，居住在各地的回族穆斯林因地制宜，创造出了灵活多样的经济类型，城市的金银珠宝、玉器首饰、生活日用品的加工制造业，乡村的农业、养殖业、作物栽培业，江南的丝绸、瓷器、竹编业，塞北的畜牧、制革、制毯业等，都有大批回族穆斯林参与开发和经营，有的行业系回族人独家经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经营不衰，辈辈承袭而成传统。临夏广河皮毛交易，其规模之大，居全国之首，几乎全由回族穆斯林经营，每次逢集成交都在五六十万元以上。
我国古典寺宇建筑已有悠久历史，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发展而兴起的清真寺建筑业将我国古典建筑与阿拉伯建筑的艺术风格融为一体，形成一个独特行业，这一行业的兴衰是穆斯林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西北地区清真寺主要由民间的回族工匠进行设计施工，他们以其精巧娴熟的建筑技艺而在此行业中独领风骚。
解放前在西藏、青海等地从事商业活动的洮州人也都是回族穆斯林，他们联合组成强大的牛马驮运贸易集团，鼎盛时期牛马队近百支，行动起来浩浩荡荡十数公里，首尾不能相望，走在前面的一队到达当日宿营地点时，殿后的一队才准备拔锅起程，创造了甘青川藏商业运输史上的奇迹。
二、西道堂经济文化模式
从本质上讲，西道堂是一个伊斯兰教团体，《古兰经》、《圣训》原则和教法教规的各项具体要求在这里得到了坚定不移的贯彻和遵行，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回族礼俗和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制度，是维系这个大团体成员之间情同手足、和谐共处的人际关系的基础。西道堂又是一个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持积极态度，重视经济文化建设的社会实体。它的经济文化活动的特点是：
1、结构层次多，涉及面广。各业并举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克服单一经济活动中无法解决的许多困难，弥补它的不足。西道堂除农、商、林、牧、副等主要经济类型外，还有包括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灵活性很强的辅助性经济成分，在内部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社会分工体系。 2、各业间联系紧密，配合协调，综合功能易于发挥。各业虽独立运行，进行创收，但由于有统一的规划和调配，在人力、物力和资金安排上避免了不必要的矛盾，因而经济秩序比较好。 3、量力而行，稳步发展。西道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历经曲折艰难，经受了严酷的现实考验，通过在实践中的不断摸索，逐步形成了其特有的经济模式。从创教初期集体经济的萌芽，到兴盛之时经济文化的蒸蒸日上，每一个成员都为此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甘苦和心血。它在历史的风潮中几经迭起，毁而复生，迈出的每一步是那么的不容易，因此决策者在制定经济计划时，态度慎重，权衡利弊，量力而行，稳步实施。西道堂经济的发展显示出阶段性规律，各业的发展分阶段逐次进行、稳步扩大。例如农业中各乡庄基地的建立就有先后大小之分，先在宗教发祥地的旧城筹建，然后才逐步向乡下扩展，13个农庄全部建立起来用了将近半个世纪。又如森林的购置，商队的组建、扩大也都是按阶段进行的。 4、重视对管理人员的培养。西道堂经济结构庞大、系统性强，对经济管理人才的需要非常迫切，因此培养必须及时，选拔务求准确。采取的办法：一是发展教育，提高教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历任教长都不遗余力兴办教育，修建各类学校培养人才，特别重视妇女教育。西道堂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而有较强的经济信息的分析反馈能力，使其在广泛的经济交往中，易处在比较主动的位置上。二是在实践中培养，增强其办事才干。如选用一个农庄的负责人，除了为人忠厚、廉洁奉公等先决条件外，还必须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和农业经营常识，并曾协助某一经理管过一段时间的农庄工作，证明有实际能力后，才予以选任。三是在外地当学徒，学本领。经协商派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人到别人开办的企业中工作，边当学徒，边学生意，学成后回来委以相应的工作。四是在高等院校培养人才。西道堂往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十多所高校输送学生进行培养。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毕业后虽然走上了从政、学术研究和教学岗位，但他们始终关注道堂的经济文化发展，并为之出谋划策。有的人退出政界或不事教育后，便直接参与经济活动。 5、因地制宜、分类经营。在西道堂经济体系中农业最主要，商业最活跃，林业最富有。
“民以食为天”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农业是西道堂一切活动的基础。西道堂的穆斯林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对农业、对土地感情极深，他们吃苦耐劳、辛勤耕耘，把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看作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一种质朴方式。西道堂以特有的气魄和准确的预见性，不惜投入巨资来建设农业基地，到1943年西道堂经济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农业生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光粮食一项年总产量就高达90多万公斤，近千人的农业劳动力分布在13个农庄和4个农业经营点上，协同耕作上万亩土地，供使役的牲畜就有500多头。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西道堂的大农业成功战胜了各种不利因素的困扰和制约，取得了长足发展。在过去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经营模式下，西道堂大农业机制的创建，的确是一次重要的革新，在一定范围内，遏制了不景气年份里农业生产的急遽衰退现象，找到了一条缓解危机、振兴农业的新途径。对西道堂来说“没有农业作坚强后盾，也不可能有
以后商业和其他各业的发展，西道堂经济的起步，主要也还是从先解决参加大集体的几百口人的吃饭问题人手的，后来即使在庞大的商业贸易网点在全国各地布成，经商收入源源不绝，其他各业也得以蓬勃发展情况下，西道堂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农业的重视”(丁谦、马德良《浅谈解放前西道堂的农业经济》)。
西道堂商业经济的成功兴起，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临潭古称洮州，地处青藏高原向低缓延伸的山丘地带，旧城又是明清时代洮州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交通比较发达，成为当时沟通藏区与内地联系、促进民族贸易发展的枢纽之地。第二，明初官办的“茶马司”开设以来，逐渐与民间的交易相结合，形成了地区性的集市贸易，为商品交换提供了便利，增强了这一地区的商业化程度，旧城在农商结合中演化成一座“无人不农，亦无人不商”的经济重镇。第三，回族穆斯林的经商传统，得到了适时的发扬。伊斯兰教重商崇商，鼓励人们从事正常的商业活动，在恪守商业道德和公平交易中参与竞争。临潭回族居住比较集中，因此，在穆斯林中容易形成经商气候。第四，西道堂的组织形式和经济体系建立于人们长期遭受物质生活困乏之苦的时候，穆斯林群众迫切希望改变自身的经济困境，集体经济使教民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他们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创造力。一批由较高素养的人组成的专业经商队伍克服了超常的物质困难，他们以高度坚忍的精神和灵活机动的经营方式开辟并逐渐拓展商业市场，使西道堂商业经济实力在短期内就获得成倍的增长，而且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坐商与行商、长期性与季节性商业、独资及与人合资等不同类型的经商模式。解放前夕西道堂商业已发展到坐商15处，所占铺面300多间，拥有流动资金白洋30多万元；行商驮队20多支，驮牛2 000余头，马数百匹，流动资金白洋50多万元。西道堂和北京的“永盛和”、陕西的“恒顺昌”、山西的“永德全”商号及四川、西藏、青海的藏民经商大户等做过大宗的合资生意，并与德商“普伦洋行”建立了商务关系。这些商号、驮队、零售点经营着百十种各类商品，并且遍布在全国各地，组成了畅通无阻的经济信息联络网，通过迅速的信息反馈，使流通领域越来越活，贸易渠道越拓越宽。
西道堂拥有横跨碌曲、夏河、卓尼、临潭4县的13座林场的数万公顷森林资源，这是一笔无法估算的巨大的物质财富，解放后全部奉献给国家，成为洮河林业局的主林区，采伐40多年未尝枯竭，依然木盛林丰，浓荫蔽日。
西道堂的牧业、副业和其他经济行业，也都有一定的经营规模，但主要起配套服务作用。
6、西道堂在物质消费上实行供给制，并且除常规的供给办法外，还有一套生活福利保障措施，使教民中的婚丧嫁娶、鳏寡孤独者的赡养抚育、住房分配、儿童教育等问题都能得到及时的妥善解决。
西道堂的物质财富由广大教民共同劳动创造，属集体所有，用于道堂成员的日常生活及社会公益事业上，不允许私人占有，这一点已明确记载于它的创教宗旨里。有一件小事在此顺便提及：1946年有人拜访敏志道教长，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在西道堂的所有财产中，属教长的有多少?”敏教长回答道：“道堂财产归主道所有。属教长个人的只有三样东西——太斯毕亥一串、太斯达然一条、手杖一根，除此而外别无所有。”听者闻后，慨然叹息。
西道堂经济文化体制，是在中国传统经济文化思想和伊斯兰价值观的双重影响制约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形成的。西道堂在解放前私有制经济盛行的时代里创造了一个公有制的经济模式，在经济文化活动滞弱、信息闭塞的大西北，树立了一个开放经营、综合发展的宗教、经济文化实体的新形象。
三、充分发挥穆斯林经济文化传统，走向二十一世纪
解放后，我国回族穆斯林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和其他民族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回族穆斯林以主人翁态度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使民族经济文化的光荣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一度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回族穆斯林经济文化事业也在迷惘中徘徊，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好转，经济文化活动也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兴起，个体经济、私有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平等竞争中同样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保护。广大回族穆斯林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唤起了进一步振兴民族经济文化的热忱，许多穆斯林经济文化实体相继出现，它们的经营触角正在努力由国内伸向国外。在日趋活跃的边境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回族传统经济文化的优势，将会得到更好的发挥，穆斯林将以更加豪迈的姿态，迈向二十一世纪。
责任编辑 谭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