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过开埠５０余年来的初步发展和磨合，２０世纪初期上海城市娱乐形态开始酝酿着新的突破，以戏院、游乐场、电影院和舞厅为代表的近代四大城市娱乐形态，先后完成活动空间和活动形式的变革。以此为标志，上海城市娱乐的发展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开始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轨。
关 键 词娱乐形态转型特点上海
作者楼嘉军，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主任、副教授、博士。（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城市娱乐形态的艰难转型
自１９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始，随着西方商人和侨民不断涌入的步伐，以总会、俱乐部、公园、弹子房、保龄球馆和运动场等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城市娱乐活动样式开始传入上海。尽管这些来自西方的洋娱乐活动样式，其参与者最初也仅仅局限于西方侨民中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西方近代工业社会的娱乐活动理念、娱乐活动方式和娱乐场馆的设施及其配置方式，不断地推动上海本土固有的娱乐形式的演变和革新，并逐渐对原有的城市娱乐分布格局产生影响。一方面，适合市民消遣的传统娱乐方式和经营方式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１８６７年诞生的茶园——满庭芳，改变了以往囿于堂会演出的滞后模式，直接促使近代上海京剧演出活动走向公开的市场演出，形成了戏曲演出市场数十年的繁荣局面。而至１９世纪晚期，以张园、徐园等为代表的一批私园陆续对外经营，面向公众市场，这表明传统意义上封闭型的私园正在向具有公共娱乐活动内涵的社会活动场所转变［１］，从而为近代游乐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租界地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人口的持续增加，导致上海城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逐渐向租界地区转移的趋势，并带动城市娱乐中心由南市老城厢越过洋泾浜向英租界转移，［２］即由洋泾浜北岸再向广东路、福州路、南京路渐次进行梯度北移。
２０世纪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初步发展和磨合，上海城市娱乐形态开始酝酿新的突破，以戏院、游乐场、电影院和舞厅为代表的城市娱乐方式，先后完成了活动空间和活动形式的变革。以此为标志，揭示了上海城市娱乐的发展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已经开始了由传统的农耕娱乐文明向近代工业娱乐文明的转轨过程。
第一，戏曲演出：从茶园到舞台。虽然茶园的出现曾使上海戏曲演出市场一度兴盛，但是，茶园狭小的方形舞台和有限的观众席，已经成为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表演形式的革新和戏曲演出市场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尤其是面对当时异军突起的新剧表演样式，戏曲的发展面临着转折的关口，其焦点集中体现在戏曲演出场所的革新上。１９０８年，代表戏曲改革方向的“新舞台”正式亮相。从建筑形态和演出功能的角度讲，“新舞台”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茶馆式戏院方形舞台的样式，仿照英式兰心戏院的布局模式，吸取了日本近代新式剧场的合理内容，采用半月形的舞台样式，底下安装了机械旋转装置，并采用新型的电灯照明方式。“新舞台”由此而成为上海第一家近代新式戏曲演出场所。随着以“新舞台”为首的一系列近代舞台演出场所的建立，体现海派表演文化内涵的戏曲表演样式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
第二，大众游乐：从私人花园到大世界游乐场。１９世纪晚期私人花园的开放，使得不少私园具有了后来出现的近代游乐场的若干活动要素，但是其传统的园林功能、偏僻的区位和落后的经营手段客观上又阻碍其进一步的发展。１９１２年“楼外楼”的建成，勾勒出近代游乐场的初步轮廓。１９１５年“新世界”的出现，形成了近代上海第一个完整的游乐场形态。而１９１７年“大世界”的诞生，提供了每天累计长达１４４小时的演出时间，从演出场馆的设计到演出内容的编排，无不体现出工业化时代大众化、标准化和批量化娱乐的时代特征，从而使“大世界”成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负盛名的游乐场。以“大世界”为代表的近代游乐场的出现，导致私人花园逐渐退出城市居民开展娱乐活动的视野。
第三，电影放映：从居无定所到落户电影院。自从１８９６年电影在上海徐园首度开映以后，在长达１２年的时间里，基本上都是在英租界将近１０个茶园或饭馆里轮流放映。１９０８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虹口地区建立了可容纳２５０名观众的虹口影戏院，这是国内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电影院。电影院的出现，意味着电影开始摆脱原先作为戏剧表演或其他娱乐活动陪衬及点缀品的附庸地位，并开始作为一项独立的城市娱乐活动样态而进入市民大众的生活之中，进而成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海市民最重要的娱乐活动。
第四，舞厅娱乐：从深居闺房到面向大众。早在１９世纪中晚期建造的查理饭店、汇中饭店或总会和俱乐部中都已开设舞厅，但主要是面向外侨；而在功能上，又是作为饭店或俱乐部设施的组成部分。１９２０年代，随着大华舞厅和大东舞厅作为独立的娱乐场所对外经营，跳舞作为一种新型的娱乐和交际形式，开始为广大市民所接受。上海也一度成为远东地区舞厅最多、跳舞之风最盛的城市。
另外，及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戏院、游乐场、电影院和舞厅相继完成转型的同时，租界公园终于向华人开放，而各种地方戏曲则逐步朝着符合现代城市娱乐要求的方向进行改变和演进。种种迹象表明，上海城市娱乐业在整体上已经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娱乐文明向现代工业娱乐文明的转轨。
城市娱乐形态在转型时期的特点
第一，民族资本成为推进上海近代城市娱乐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戏院、游乐场、电影院和舞厅是２０世纪初上海娱乐业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行业。这一时期，城市娱乐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民族资本开始大规模地进入现代娱乐行业。其一，在四大最具代表性的行业中，民族资本主要进入了戏院和游乐场两大行业，而且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可以说，所有近代意义上的戏院（大舞台）和游乐场几乎都为国内民族资本所控制。其二，诞生了以“大世界”的创始人黄楚九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娱乐业经营商。他们的投资几乎涉及上海娱乐业的每一个部门，正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能促使上海城市娱乐业在１９１０至１９２０年代间呈现跳跃式发展的大好局面，并迎来了３０年代上海城市娱乐发展的鼎盛时代。其三，从民族资本投资的重点看，反映了民族资本家（侨商）对现代娱乐业的认知和经营理念与外商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在四大投资行业中，民族资本主要集中在戏院、游乐场中，而外国资本则集中在电影院和舞厅业中，这种投资重点的泾渭分明，揭示出２０世纪初期，民族资本家对戏院和游乐场市场的发展成熟于胸的自信，以及对其管理活动的驾轻就熟，而对电影和舞厅这些来自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娱乐活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把握，所以在投资方面就比较谨慎，不轻易涉足。不过到了３０年代，民族资本家同样也成为电影院和舞厅行业的主要经营者。
第二，形成了商娱合成的市场经营新模式。“无娱不成商”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欧美发达国家改造城市商业购物场所形态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则。［３］然而，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早在１９１７年开业之初，便在其内部创造性地开设了先施乐园，在摸索中走出了一条具有海派特色的商娱一体化的经营发展之路，构成了现代百货业商娱混合经营的“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ＭＡＬＬ”的雏形。随后，永安公司的天韵楼游乐场（１９１８年）、新新公司的新新花园（１９２６年）、大新公司的大新游乐场（１９３６年）也相继建成。事实证明四大百货公司附设游乐场的做法，符合上海市民的消费口味，真正实现了商业和娱乐业的互动。“到公司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上海市民从事娱乐活动的一个代名词。［４］
第三，跨越苏州河——城市娱乐业在空间布局上出现新的动向。继１９世纪晚期上海城市娱乐中心跨过洋泾浜之后，在２０世纪初，上海城市娱乐业出现了向北跨越苏州河发展的征兆。这是因为，１９世纪晚期至２０世纪初，随着苏州河北岸虹口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外国领馆、洋行、金融机构、工厂及其他经营机构数量大幅度增加，虹口地区外国侨民聚集人数激增，形成了新兴的城市娱乐消费市场，因而对近代娱乐业产生了极大的市场拉力，并成为２０世纪初期展示上海近代娱乐文明的一个重要地区。以电影娱乐为例，不仅电影院首先诞生在虹口地区，而且直到１９３１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前，虹口地区电影院的数量一直占据上海电影院的半壁江山。“到虹口看电影去”，成为当时沪上青年朋友赶时尚的一句口头禅。此外，虹口北四川路一带也是上海戏院、舞厅、酒吧最集中的地域之一。［５］
第四，国际环境变化对娱乐业发展的影响。在近代城市娱乐活动中，电影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工厂化制作的娱乐产品，也是最具国际化市场背景的娱乐活动。因此，相比于其他娱乐活动，电影更容易受到国际环境波动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电影娱乐业的发展受到全面冲击。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战争对片源组织方面的影响。２０世纪１０年代，在上海放映的影片虽说包括了法、英、德和美等国生产的影片，而其中主要来自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欧美主要的电影生产国几乎都卷入其中。当时，“法国影圈内的导演、演员及其他的技术家也开始动员，多数被送往前线服务。”［６］这一切都导致电影产品量锐减。总之，战争使上海电影院在片源组织方面受到极大的制约。二是战争对影片运输的影响。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９日大世界的一则电影告示十分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本剧场连台演之《神女劫影》片已至第二十本，共念一本起，早由外洋运申，因欧洲战事沿途迟滞，以致一时不及赶到，只能暂缓映演。”［７］显而易见，海上交通运输不顺畅，自然也就波及到上海电影市场的正常运作。三是对电影院投资商和观众的影响。在２０世纪１０年代，投资电影院以欧洲商人为主，拥有的电影院数量占上海电影院总数的７０％。这一时期，电影院观众也以欧洲侨民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在上海的相当数量的欧洲侨民纷纷回国参战，使得电影这一新式娱乐活动的发展遭遇严重挫折。“欧战爆发了，上海电影院似乎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因为这时新的电影院的设立，并没有像前数年的雨后春笋。”［８］显然，上海电影娱乐活动已体现出受国际环境影响的烙印。
城市娱乐形态转型的原因
首先，这一时期上海城市经济结构基本完成了由农业工商城市经济结构向资本主义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变，以近代金融、近代工业和近代商业为主体的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确立。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为城市娱乐功能的完善和娱乐形态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其次，２０世纪初，上海城市空间结构与开埠初期相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市区面积大幅度地增加。庞大的城市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城市经济容量，为承载集聚性的城市人口提供了两大基本条件，从而促使上海城市人口在这一期间完成了两次历史性的突破。１９００年，上海城市人口首次跃上了１００万人的大关，完成了城市人口增长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仅仅过了１５年，到１９１５年，又突破了２００万人的关口，使上海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城市人口日益壮大，既为上海城市娱乐业的历史性转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又为娱乐市场的扩大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最后，经济快速发展又使得上海城市的消费阶层划分变得日益清晰，形成了富裕的上层群体、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庞大的下层消费群体。就娱乐市场的成熟度而言，２０世纪初期，上海城市娱乐消费市场已经先于全国的发展步伐而发育形成了。从娱乐市场的发展趋势看，上海已经开始了由原来以少数特权阶层为主的娱乐市场向现代大众娱乐市场的转轨过程，娱乐平民化和娱乐大众化正在成为一个市场现实，这是上海城市娱乐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总之，２０世纪初期是上海城市娱乐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所谓转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城市娱乐的物质层面上讲，这一时期的娱乐场所建设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二是从娱乐活动样式上看，几乎所有的近代城市娱乐活动门类在这一时期都已基本成型，或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１９００至１９２０年代，完全凸现了娱乐业发展的巨大历史价值，从而为３０年代上海城市娱乐业走向繁荣奠定基础。没有１９００—１９２０年代娱乐形态转型的铺垫，就不可能有３０年代上海城市娱乐发展的辉煌与鼎盛。上海城市娱乐形态的转型，成为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时代特征之一。
参考文献：
［１］熊月之． 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 学术月刊，１９９８（８）
［２］池志澂． 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５６
［３］米切尔·Ｊ·沃尔夫． 娱乐经济．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６５
［４］朱邦兴等．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０４
［５］陈伯熙． 上海风土杂记． 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编辑部，１９３２：１０
［６］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国电影年鉴编撰委员会． 中国电影年鉴． 南京：中正书局，１９３４：４
［７］大世界，１９１７． ８． １９
［８］上海电影院卅年沧桑史． 电声，１９３８（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