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文章从文艺大众化口号的提出阐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大众化问题的关注以及鉴于二三十年代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大众化讨论的未深入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带来的影响。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有了实践的环境，党对其认识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原先的“大众化”成为了“化大众”而遭批判。文章通过分析党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划分、对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知识分子在文艺中的作用，论述了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变化背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艺大众化；知识分子政策
[作者简介]赵睿，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2005级博士研究生，上海海事大学讲师，上海200135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4—0048—04
一
文艺大众化口号的提出和讨论可以说是与上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开始蓬勃发展，工人阶级等人民大众开始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以及早期共产党对文学和人民之间关系的思考和实践密切相关的。随着左翼文学为工农大众服务口号的提出，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也就旋即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从1930年最初讨论大众化的意义开始，引起了关于大众化目的、任务、内容、形式、方法、文学语言等问题的大讨论。这三次大讨论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涉及问题多，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理论的深入发展。
文艺大众化口号的提出和早期党的引导分不开。在“五四”新文学时期，初具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和早期共产党人就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发展时期，文学便成为20世纪中国历次革命和运动中“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随着革命形势的日渐高涨，一部分早期共产党人如瞿秋白、邓中夏、萧楚女等便开始在革命的实际工作中对文学的发展进行引导，以期文学更好地配合革命事业的发展。上世纪20年代中期，党逐渐领导一些文学社团，开始引导革命文学运动，积极组织创建左翼联盟，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现实主义创造原则这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来指导无产阶级文学。可以说，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对文学开始实现全面的直接领导。左联成立后的任务主要有：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形成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来配合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将“文艺大众化”作为左翼文学的中心口号，成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出版《大众文艺》半月刊，旨在争取工农大众中识字的分子，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显见，文艺大众化口号的提出和当时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性质和任务的判断是分不开的。
经过文艺大众化的三次大讨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党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领导、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等认识上都有突破。但是，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中仍有几个关键问题未在理论上予以解决。首先，是创作主体的作家，如果是知识分子，那么如何判断他们的阶级属性，他们又如何获得阶级意识；如果创作主体是指工农大众，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又如何坚持文艺的艺术性。在1930年8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主张》决议中曾这样描述：“左联这个文学的组织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上，不允许它是单纯的作家同业组合，而应该是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可以看出，作为文艺大众化口号的提出者，在这个问题上仍颇为模糊。其次，和语言媒质一样，文学运用的形式是文艺大众化先决问题。而关于文艺上新旧形式的运用，又涉及到对包括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在内的旧文化的批判。第三，作为客体的工农大众，显然在革命需要下应该是被作为歌颂、赞扬的对象出现在文艺作品中，这又涉及到中国工农大众的素质、阶级觉悟与创作中现实主义原则的冲突。
另外，由于当时受苏联的影响，党在领导这场大众化的实践中，教条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把文艺仅仅当作阶级的思想感情的载体，而忽略上层建筑中文艺本身也有其发展的规律。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后来我党对文艺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其影响，文艺大众化被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路线，鲜明地带上了政治色彩和革命的功利目的，并且突出表明了以大众化为核心问题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区别。
这些理论和实践上的不足，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带来一定的隐患。首先，教条的文艺论将文艺成为政治的“留声机”，失去了文艺自身发展目的和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势必成为革命形势变化中最大的变量；其次，知识分子对文艺革命任务的理解能力和反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影响党制定政策的因素；第三，知识分子作为唤醒民众、引导大众产生阶级意识的主体，他们和革命主力军的关系以及对其阶级属性的认识和划分，将直接影响知识分子的政策。
二
事实证明，文艺大众化的成功实践和政治条件分不开。限于历史条件，上世纪30年代的大众化讨论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践。而到了抗战时期，特别是上世纪4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形势的把握，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为文艺大众化的实践提供了条件。
当时在大众化的实践中，知识分子有两种认识倾向，一种是认为因为群众的文化水平低，所以应教育为先，文艺为后。那么文艺该如何定位，如何为教育服务，文艺的形式、内容、手法等又应如何；另一种是高估群众的文化水平，认为大众化已经在渐进中实现，也就在一定意义上否认了大众化的必要性。仔细分析这两种判断，知识分子把大众化均作为一种责任和使命，也就表明了他们自认为是一个相比工农群众更有知识、对影响工农群众起着决定作用的阶层。这种认识是由新文化运动承继下来，又被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固化。知识分子的这种意识也就相应地隐含了这样两个认识：一是知识分子能够引导工农群众什么，背后反映的是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一是知识分子引导作用的“合法性”问题，这涉及对知识分子定位的判断。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党在抗战特殊时期，对文艺运动发展的重要指示。针对知识分子出现的种种认识和情绪，毛泽东适时地发表了这个《讲话》，其实是党对文艺大众化讨论的一个总结。它以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总结了关于文艺大众化目的、任务、内容、形式、方法和语言的讨论，也决定了文艺发展的理路和脉络。《讲话》以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为目的，“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
和敌人作斗争”。也就意味着，现在中国所要求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和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后者是出发于资产阶级对于国家文化普遍提高的要求。文艺大众化，则是人民群众自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的一种迫切要求。人民和革命需要文艺作为它的武器。主人翁已经不是知识阶级，而是人民大众。群众需要和群众的接受程度应该作为内容、形式与大众化运动方式的一个基本前提，文艺家应该根据群众的需要和接受程度去创造能够服务于革命斗争的，能够从现实基础上去教育群众的文艺形式，使文艺和群众真正地结合起来。所以《讲话》在分析“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这个立场问题，分析“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途径问题后，提出为了要产生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
什么是大众化?真正的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想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需要一个彻底的转变，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而“变化”的实质是指知识分子要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即由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变化。革命形势的发展把人民大众推到了主人翁的地位，而知识分子是人民大众以外的阶层，通过他们的文艺实践可以判定他们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需要文艺作为武器，而知识分子要顺应这一社会发展的需求，只有改造自己，从而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也就回答了先前提出的两个问题：首先，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位。人民大众是主人翁，是革命的主体，工农群众是社会的主要阶级。知识分子不仅处于从属地位，而且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就从阶级关系上否认了知识分子在文艺上引导大众的“合法性”。其次，由于革命的需要，知识分子要运用文艺的武器，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要求来服务于革命。这就点明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次要作用，起着配合和服务作用。
1948年，林默涵在《大众文艺丛刊》发表的《略论文艺大众化》一文明确地指出，原来知识分子的这样认识倾向背后，其实质是“化大众”，而不是“大众化”。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转变，带来明显的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否定和对上世纪30年代由左翼文学所推动的三次文艺大众化理论的修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新的革命发展背景下，通过文艺大众化的解释，对文艺理论认识的变化和对知识分子的定位与新要求。
三
从批判“化大众”到阐述“大众化”，表面上看在讲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其实质反映的是党、革命、文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复杂关系，隐含着党对这些问题分析、判断等重大理论问题，而这些判断直接影响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直接关系着文艺发展的走向。
首先，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评价问题。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一文中认为“五四”运动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的意识上的斗争。如果说郭沫若的影响力还只是局限于学术讨论，那么1932年瞿秋自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的表述则明显带有党的领导人以及作为左翼文学运动的左联执行委员会领导人的思想指导。在该文中瞿秋白明确地把“五四”文学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的文艺运动。而在当时的党的领导人那里，新文学的作家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反映劳苦大众的痛苦和斗争，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并明确指出真正的平民只是无产阶级，真正的文化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
当时左翼文学运动对包括“五四”运动的评价在内的一些关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思想，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党后来的文艺政策和对知识分子定位的分析。如果说这个观点在上世纪20～30年代普遍存在，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话，那么，1940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对照《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定性，对“化大众”的批评则混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把社会主义任务提前合并在民主主义的任务上。另外，它还模糊了“五四”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及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关系。
其次，由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评价而连带产生出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五四运动性质的评价和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分析是一体的，即把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认为“他们必然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15](B574)。其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团结、保护、使用”。但是这种分析的前提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党需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拥护。知识分子是同盟者的身份，并不能掩饰打在他们身上的资产阶级的烙印。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随之变化。党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知识分子的主体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是不代表工农大众的，他们不可能创作出真正工农大众的文艺。因此，知识分子政策明显开始倾向于教育和改造。
的确，知识分子由于不同于工农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想情感、志趣爱好和政治诉求等，而表现出其特有的群体特征。中国共产党从知识分子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判断出发，得出马克思没有明确表达过的知识分子分属不同阶级的结论，并进而得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判定。而这种判定的背后，其依据不是按照经济方面的因素来划分，而是因为一些表象，如知识分子反映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生活方式更接近小资产阶级等等。根据这些表象，也就是根据他们的政治归属和政治表现来划定阶级。应该说，政治归属和阶级属性有本质区别。因此，以这种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作为很多问题的真正出发点则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发生偏颇。
第三个问题也就很自然地涉及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关系。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关系，说到底就是接受改造，向工农大众学习的关系。“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和群众结合，在工农大众中逐渐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中心关键。”党认为，只有知识分子站在人民的思想立场上来表现人民，为人民而斗争，才能用人民的语言真实地写出人民的思想与感情。只要知识分子虚心向群众学习他们的语言，学习他们的劳动观念，学习他们的斗争精神，按照工农大众的面貌来改造自己，抛弃原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才能获得无产阶级的思想立场。从强调“团结、保护、使用”到突出“改造”，这背后反映了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和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党通过“文艺大众化”问题来向知识分子传达的“改造”信息背后的思考依据为：知识分子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无产阶级应该争取的同盟者，但是当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将与无产阶级分道扬镳。因此，党需要对他们进行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根本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而要清除这种意识，就必须和工农结合。这和原先的知识分子是最早觉悟的成分的判断以及号召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动员他们参加反帝反封建不同，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随着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判断，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关系也就相应发生着变化。
总之，通过“化大众”和“大众化”的分析，已经清楚地反映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背后的思考，即通过否定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从而在精神上抽掉了知识分子责任中带有理想色彩的那个部分，来凸显知识分子服务革命的责任；通过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分析，从阶级关系上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人民大众中剥离出去，从而将知识分子放在了被改造的位置上；通过革命条件下需要文艺作为革命武器的分析，明确了文艺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成为考察和改造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围绕文艺大众化的三次大讨论不仅在扩大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阵地、形成一支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队伍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它还能清楚地看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所带给我们宝贵的思考和经验财富。的确，正如王瑶所说：“文艺是属于人民的，文艺如何更有效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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