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弘扬民间文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促进各民族团结、保护不同民族文化多样性、不断满足各少数民族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但同时也存在文化发展战略定位不准、资金投入不够、理论创新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专业人才队伍素质欠缺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等文化建设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历程
中图分类号：G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9.06.002
文章编号：1009-6922（2019）06-11-07
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对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加强制度建设，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极力保护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遗产资源，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很长一段時期，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认识不足、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构体系和功能联动研究不够，使得少数民族文化辐射力、影响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各民族在文化建设方面共建共享共赢的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高度重视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作为化解不同民族文化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重要手段，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文化教育、弘扬民间文艺、保护与修复绿色环境、交流和融通不同民族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党领导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奠定基础时期：1949年—1977年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成就（1949年—195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国内局势错综复杂，中国共产党科学研判国际国内形势，根据国情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政策、法规和制度，并在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1.初步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体系。第一，大力普及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为普遍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文化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把重点放在基础教育方面，要求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分步骤、有计划地开办少数民族中小学校，国家在基础教育经费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在少数民族地区招生政策方面采取适当放宽分数线和优先入学的关照。第二，建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管理机构并完善制度。1951年9月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要求民族地区设置一定数量的教育行政机构;1952年4月，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决定》，对少数民族教育机构的职能职责、人员编制与分工做了具体规定。第三，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化干部。为了更好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设立了民族学院、高等学校和干部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为充实民族地区行政机构队伍和提高行政人员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2.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第一，尊重少数民族沿袭或改革风俗习惯的自主权利。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各民族地方政府机关应教育民族成员相互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从法律上保障了聚居或散居的少数民族保持和改革风俗习惯的权利。这对于维护民族稳定和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颁布了有利于少数民族保持生活习惯的特殊政策。例如，1949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定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允许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各级政府根据当地民族实际情况灵活安排放假时间;1950年通过和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允许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婚姻法》进行变通执行或补充规定。第三，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方针。1956年中共八大报告提出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不能因社会改革而被任意干涉;允许民族群众对宗教信仰的选择权，并对宗教信仰的时间段不作硬性规定;对宗教人士和宗教信仰群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给予同普通公民一样的保障。
3.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语言文字和传统媒体事业。第一，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语言文字。为了加强各民族语言文字交流和民族文化传播，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少数民族文字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搜集和调查研究，设立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帮助原来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本民族文字，帮助虽有文字但不完备的少数民族完善其文字。探索出了适合少数民族书面语言交流的文字体系。此外，规定少数民族在政治、法律、行政、教育和司法等领域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民族语言或汉语进行教学。为了更好地发展教育和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党和国家成立了高等师范院校和专科学校，培养了大批专业的民族语言文字人才。第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媒体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组建专门的媒体机构。新疆人民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等民族出版社纷纷成立。为了贯彻党的民族语言平等政策，政务院明确提出可用本民族的文字出版书报和翻译著作。尽管新中国财政经费吃紧，但国家对各少数民族图书、报纸和期刊的出版给予了大量的经费补助，少数民族的著作、报刊等在各地纷纷涌现，大大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和交流。
4.注重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工作的传承、发展和交流。第一，重视挖掘、传承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并加以创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对少数民族原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保护。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保留民族传统技艺和文艺形式特点的情况下，允许对少数民族的文艺进行加工、改造和创新。坚决反对只重视汉族文化而轻视少数民族文化的观念、行为。第二，推动各少数民族之间文学艺术方面的交流。为促进民族团结和改善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央通过组织文工队、摄影队、放映队到各民族地区进行文艺巡回汇演，将各少数民族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艺交流制度化、有序化。1950年国庆节还邀请各民族文工团在北京参加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为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提供了相互观摩和学习的机会。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领导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情况（1957年—1965年）
中国共产党在十年全面建设时期，在民族文化建设方面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发展、满足群众文化根本需求为目标，纠正了妨碍民族关系的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倾向。由于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在这一时期的中后期受到“左”倾思想的深刻影响，文化建设与根本目标之间出现了偏差。
1.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和艺术事业的发展状况。以学校教育为重点，推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为了加快扩大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覆盖面，党和国家建立了一大批民族高等院校，同时大力普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教育。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多形式办学，并采取了汉语言和民族语言的双语教学模式。教学计划和学制更加灵活，对民族学生的入学年龄和升学录取标准等放宽政策。继续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并通过广播、报纸和图书等多种媒体形式加快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传播。国家对发展民族教育补助了大量的经费，并要求单列指标、专款专用。为了进一步挖掘、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1958年出版了《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和各民族简史、简志等民族文化书籍。
1957年，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一些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艺上的阶级对立严重扼制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58年后由于受经济“大跃进”的影响，文化也出现了“大跃进”现象，提出了“人人搞创作、人人能表演”的不切实际的要求。1961年到1962年，为了纠正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党中央出台了新的政策和规定，要求正确区分文艺、学术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正确划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但1963年再次将文艺理论与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导思想被再次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
2.培养、选拔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方面的状况。1957年1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少数民族干部需要更加熟悉本民族的生活习惯，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各种政策，不能因为生产关系所有制的改变而忽略少数民族干部的独立性。这一时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少数民族干部是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为了更好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坚持“方针坚定、步骤稳重”的原则，不断提高自治区域机关中民族干部的比例。可是，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原来正确的民族干部政策一度被中断，民族干部队伍受到严重打击。
3.关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发展状况。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艰辛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宗教性质和特点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继续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党把宗教信仰问题看成是思想信仰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只要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就不会强加干涉。但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广泛影响，少数民族宗教问题阶级化、政治化色彩明显，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也出现了严重失误。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随之出现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思想，并对未公开划定阶级成分的少数民族群众重新划定了阶级成分。这导致民族宗教文化建设工作出现了偏差。
4.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推行风俗习惯的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和政府延续了新中国初期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这一指导思想的同时，积极引导少数民族改革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适应的风俗习惯，但同时反对强制改变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大汉族主义观念。1957年，周恩来明确指出，如果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就很容易刺激民族感情;1958年，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在会上强调，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民族的风俗习惯可以随着社会生活条件而发生变动;1961年9月，李维汉在《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要区别对待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社會生产、不利于人民健康的、有害的风俗习惯要逐步去改。1965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勤俭持家和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中一些问题的通知》指出，少数民族群众喜庆、节日活动不应当挥霍浪费、脱离群众;反对封建并不是排斥民族传统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并非不学习外国先进经验。
（三）“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开放前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情况（1966年—1977年）
“文化大革命”对文化领域的破坏力强、影响程度深。1966年4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成果给予了全面否定，大批学校被撤销、合并，很多文艺界著名人士被划入“文艺黑线”的圈子而遭受批斗甚至被迫害致死。1969年“斗、批、改”，国务院文化部所属单位、文联、各种艺术家协会中的大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再教育。传统的文艺形式和剧目被当作“毒草”而勒令停止演出，文艺“双百”方针被当时所谓的“三突出原则”所遮盖。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公共文化设施遭到破坏，多数图书馆、博物馆被停业闭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强令少数民族更改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把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与非法活动、迷信活动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将宗教活动定为反革命活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二、党领导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恢复与发展阶段：1978年—2011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阶级路线进行拨乱反正，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重新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平反冤、假、错案，并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政策。
（一）加快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发展
1980年文化部、国家民委颁布了《关于做好当前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见》，强调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经费、文化基建资金的支持力度，恢复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善于发现和培养文艺工作人才，进一步挖掘本民族传统文化，加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艺交流和借鉴，对失散的民族文艺作品要全面收集并加以整理研究。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1980年在北京举行，第二届全国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1981年在内蒙古举行。为了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融通，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2001年在北京成功举办。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中指出，每五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加快建设民族地区的图书馆、加大图书出版和流通的工作力度。1993年颁布《城市民族工作条例》进一步强调了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政府机关可根据地区实际情况设立文化馆和图书馆。
为了促进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和文艺事业的快速发展，党和政府培养了一大批懂管理、文化素质较高的民族地区文化干部。1981年中央转批《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议纪要》指出，民族干部比例和当地各民族人口比例要大体相当。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规定，公务员录取工作应对少数民族报考者给予适当照顾。从1977年到1998年，全国范围内分布在党政、科技、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少数民族干部人数由78万人猛增到270多万人。
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2005年《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以及2009年9月实施的“西新工程”指出，在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实行通电、通广播等措施，让广播电视覆盖到了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至2010年底，所有20户以上已通电的自然村全部通广播电视。
（二）重视和扶持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和古籍整理工作
国家对少数民族期刊、报纸的创办以及图书印刷等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扶持。198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加强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出版工作的报告》提出，民族自治地方应重视本民族文字图书的出版工作，中央出版社和民族院校要加强编译队伍建设，培养编译人员;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印刷文字图书的能力，各级政府需要在技术人员和印刷设备物资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1986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经验交流会议纪要》进一步提出，对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出版设备技术、民族文字编译和印刷技术人员培养给予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帮助。1996年“全国民族出版工作会议”提出对少数民族图书出版增加财政补贴，对优秀图书出版社设立民族出版基金。2007年《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扶持力度的通知》指出，党和政府要在少数民族新闻出版资源的分配上给予多方面的倾斜和帮助。
1979年后相关部门展开对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工作;1985年《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会议》要求解决民族地区古籍整理工作中的机构组织、专业人才和经费补给问题，要求各地建立五年（1986—1990）计划，极力抢救、搜集、整理古籍文化，加强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协作。2006年，《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进一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抢救、搜集、整理和编撰民族古籍资料，加强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出版工作。2006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解》，共收录古籍书目4000余个。2010年，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图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三）保护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了保护少数民族文物古迹，各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出台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具体制度并设置了文物管理机构。从1989年至今，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大批重点文物古迹的维修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資金。1998年《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物工作的意见》规定，民族地区应当建立健全如民族博物馆之类的民族文物管理机构，保护好民族特色村寨。1980年，国家民委发布《关于做好当前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做好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对已经散失或即将散失的民间艺术要抓紧抢救。2000年，云南省颁布《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首次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和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作了具体规定。2003年，我国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许多濒临消亡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及时抢救和保护。2004年，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提出对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保护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2007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4000万元用于第一批国家级169个重点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其中59个少数民族项目获得1770万元补助资金，约占补助总资金的44%。2011年，国家财政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达4.15亿元，其中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资金大约占总资金的四分之一。
三、党领导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完善与繁荣时期：2012年—2019年
（一）加大对民族教育资源的投入，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人才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约1.1亿，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49%，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近年来，党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大批促进民族教育发展的政策、法律、措施并卓有成效地贯彻实施，加大了对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的投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把民族聚居区、边远农牧区和贫困地区作为教育支持和文化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加大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办学经费的投入，加快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和寄宿制学校建设，实行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办好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民族教育发展进行专门论述，提出要切实解决好少数民族教育资金困难和教育资源紧缺的问题。国家还颁布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等政策法规，提出通过中央财政拨款和金融手段等多元化投入机制保障和支持民族教育的发展、改革和创新。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各民族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在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的高度重视下，民族地区双语教师队伍建设、师资培训力度不断加强，少数民族不同类别的教师规模不断扩大，学历达标率远远超过了预期，教师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得到了明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民族教育质量、学生入学率和就业率都稳步上升。2016年4月，教育部等部委正式启动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对口支援成为推动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扎牢少数民族文化道德基础
习近平指出，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要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和弘扬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推进各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当前，美国文化霸权主义思潮盛行，国际民族分裂势力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明显抬头，正确引导少数民族青年的价值判断势在必行。各民族地区要结合本民族青少年教育的实际情况，通过入学、入队、入团、入党等多种形式，培育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繁荣少数民族文化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涵方面具有一致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友善、民主、公正、和谐、爱国等思想与传统文化中守诚信、讲仁爱、重民本、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和基层延伸，廉政文化建设对提升少数民族干部行政道德水平和行政效率有明显的作用。
（三）深化少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同志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两会”期间强调，搞好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平等，既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充分挖掘少数民族地区有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传统文化资源，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有机整合，打造出了一大批具有民族特色、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文化产品;充分发挥融媒体的文化宣传作用，利用APP网络平台加强政治文化学习，并通过微博开放平台和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少数民族地区把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制度和民族理论融进课本和课堂，并打造了一批民族团结和民族理论相融合的教育实践基地。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共同构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要加强各少数民族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拉近各民族人民相互间的情感距离，构建文化繁荣、共建共享的民族文化共同体。
（四）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用少数民族智慧践行生态文化建设
新时代，各少数民族地区党委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发掘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的政策，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资源，汲取各民族文化中的绿色发展理念，摒弃不利于维护生态平衡、不利于尊重和保护自然的落后文化。为了改变少数民族群众落后的生态价值观，党和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法治手段和科技手段，从“内源调节机制”入手整合各少数民族群众生态文化观，通过选择、更新、挖掘、恢复、改造等方式对各民族地区原有生态文化资源进行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五）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艺，构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就少数民族文艺工作做过多次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推动少数民族文艺的繁荣兴盛作出了战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求不断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且要求进一步满足他们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少数民族文艺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不但满足了本民族成员的精神生活需求，而且对促进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2016年8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从8月16日至9月14日各少数民族共有7000多名文艺演员演出了43台优秀节目。这对增进民族感情、构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各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美术曲艺、民间文学、手工技艺等被越来越多的各族人民所喜爱和赞赏，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的基石进一步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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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