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学者赵彦卫的《云麓漫钞》就注意到了唐代小说史才、诗笔、议论相结合的特色。这仅仅是注意到了唐人小说中穿插诗歌的特点，并没有涉及小说本身的情韵研究。洪迈认为：唐人传奇“小小情事，凄婉欲绝，询有神遇而不自知”①，认识到唐人小说字里行间浓浓的感情色彩。明代学者杨慎更认为唐传奇中的诗句“一字千金”。鲁迅先生也称赞唐传奇具有“余韵悠然”的诗化意境。这都说明唐人小说在艺术审美中体现出了浓浓的情感因素。唐传奇因情设文、因情设幻、借助情感的力量实现了一种诗化的审美倾向。
以往学者在研究唐传奇诗化倾向时，往往着眼于诗歌和小说的关系，探究了唐代辉煌的诗歌艺术对传奇小说从文本到艺术表现等方面的影响，甚至将专属于诗歌评论的“兴象”概念移植于小说研究中。这样机械地将诗歌与小说联系在一起有些不妥。要想更加深入地理解唐人小说的诗化倾向和诗化艺术，笔者认为要从情感因素的角度研究唐传奇的艺术审美特征。
因情设文
“因情设文”就是指，唐传奇的情节在构思和创作上体现了非理性，受情感左右的特点。小说在情节构成上重视情感逻辑甚于事理逻辑，流露出了强烈的作者感情，其主旨并非仅仅讲述故事，而是重在抒发情感。《任氏传》在结尾部分明确地说明了写作意图和写作缘由，“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咳，因请既济传之”②。徐岱在《小说叙事学中》讲到：“生活本身充其量只能提供故事而无法提供情节，因为情节总是对故事的一种重新安排，其目的是为了表达讲这个故事的人对他所讲的那个故事的看法与态度。”③“共深叹咳”就是众君子传述任氏故事时感情的抒发。由于唐代小说文体自我意识的成熟，唐传奇实现了自觉的艺术虚构。“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为了更充分地抒发感情，唐传奇作者就虚构了一些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的情节。正如金圣叹所说：“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削高补低都由我。”④这里的“笔兴”即是指作者在构思情节的时候顺从自己的情感旨趣，而摆脱理性的束缚，实现“削高补低都由我”的自由创作。
唐传奇小说中的一些情节是理之所无，而情之所有的，是在故事的因果联系上可有可无，但在情感抒发上必须具备的。如《补江总白猿传》写道江总设计杀死白猿救回自己的妻子，小说首尾齐全，故事至此已经结束。然而作者却在结尾时设了一段“妇人自陈”的情节，交代了白猿临死前对死亡的预知。他自己凄凉地说：“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此山复绝，未尝有人至。上高而望不见樵者。下多虎狼怪兽。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②即使白猿神通广大，即使能够预知未来，但也无法逃脱死亡的悲剧命运。他没有将自己的死亡归因于欧阳纥的巧妙计谋，而是将死因归于天命。而且他越是神通广大才能卓绝，就越能突显天命力量的强大和不可违抗。这种天命的生死观普遍存在于宗教和儒道各家思想体系中，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广泛的观念，体现了人类共有的情感。而且白猿把死因归结于天命，更增加了小说的奇异成分，衬托出了白猿不平凡的身份。他不是普通的山精鬼怪，而是不知寒暑，常读木简，晴昼或舞双剑，过着神仙般自由生活的山中精灵。他的死去，更可以激发人们同情和向往的心理。
如果说《补江总白猿传》结尾白猿对天命的感叹有些游离于故事整体，那么《华州参军》中崔氏女子魂魄与柳生共同生活的情节则强化了崔柳二人忠贞不渝的爱情主题。《华州参军》中的女子崔氏与柳生相爱，但是崔氏的表兄王生对此百般阻挠，并将崔氏据为己有，最后崔氏抑郁而终。小说表现了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至此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为了使故事更加感人，小说又加上了一段崔氏魂魄与柳生共同生活的情节，增添了情感色彩。柳生并不知崔氏已是魂魄，而崔氏行动亦如同常人。他们共调箜篌，幸福美满，远离阴霾，“二年间，可谓尽平生矣”。正如汤显祖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崔氏为了情可以生死以之。这一情节使崔柳二人的爱情得到了升华，深化了主题。
王生闻之，命驾千里而来。既至柳生门，于隙窥之，正见柳生坦腹于临轩榻上，崔氏女新妆，轻红捧镜于其侧。崔氏匀铅黄未竟，王生门外极叫，轻红镜坠地，有声如磬。崔氏与王生无憾，遂入。柳生惊，亦待如宾礼。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与王生具言前事，二人相看不喻，大异之。相与造长安，发崔氏所葬验之，即江陵所施铅黄如新，衣服肌肉，且无损败。轻红亦然。②
侍女轻红的坠镜的声音悠然在耳，江陵坟墓中崔氏所施铅黄如新，生和死的反差如此巨大，梦幻和现实却不能分清。唯有其中一段浓情真实存在，却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一段情节不是叙事性的，而是抒情性的，不是事理逻辑所必需的，却符合情理逻辑，是抒发感情的需要。
有些唐传奇小说不仅仅用一段的情节抒情，而是虚构多处情节抒发、渲染和深化小说中的情感。如沈亚之的《秦梦记》就运用情节多处渲染、深化贯穿小说始终的哀怨之情。沈亚之梦入秦宫，与公主弄玉成婚，小说并没有表现沈亚之的新婚之喜，反而渲染公主弄玉吹箫之悲。“公主喜凤箫，每吹箫，必翠微宫高楼上。声调远逸，能悲人，闻者莫不身废。”在魏晋时期的神话传说中，弄玉公主本来嫁给萧史，二人成仙而去。
萧史善吹箫，作鸾凤之响。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箫，公以妻之，遂教弄玉作凤鸣。局十数年，凤凰来止。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数年，弄玉乘凤，萧史乘龙去。（《列仙传拾遗》）②
但《秦梦记》却写成萧史先死，弄玉再嫁，弄玉“声调远逸，能悲人”的箫声是为怀念已经死去的萧史而吹奏的，这种悲怨之情是弄玉为死去的爱人和不得已的再嫁而抒发的。神话中的神仙眷侣如此美好，小说中的弄玉却如此哀怨，对比之下，其感情就更浓了。弄玉在世为萧史而悲，弄玉出葬，沈亚之又为弄玉而悲，“时宫中有出声若不忍者，公随泣下”。沈亚之与弄玉同样是为死去的伴侣而悲，继承并延续了弄玉的悲怨。这种情节安排使悲怨之情产生一种循环往复、绵延无尽的抒情效果。小说进行到这里没有继续悼亡之悲，反而写到了沈亚之的离别。在将离去之时，小说又用“秦公追酒高会”的情节渲染离别之悲。“将去，公追酒高会，声秦声，舞秦舞。舞者击髆附髀呜呜，而音有不快，声甚怨。”离别之悲似乎与之前的悼亡之悲毫不相干，但离别是因弄玉之死而引起的，而且离别之悲与悼亡之悲同样凄怨悲伤。小说又安排了离别之前沈亚之重游旧宫的情节，“公复命至翠微宫，与公主侍人别。重入殿内时，见珠翠遗碎青阶下，窗纱檀点依然。”小说借用了珠翠、窗纱这些弄玉公主的旧物突出物是人非之感，表达了对弄玉公主的深切怀念和眷恋，使得悲怨之情达到了一个高潮。小说通过“弄玉吹箫”、“出葬”、“别宴”、“重游旧宫”这四个情节表现了浓重的悲怨之情，使悲怨之情笼罩整篇小说。而且这四个情节暗合了诗歌写作中“起承转合”的规律，使小说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味、诗化的倾向。
因情设幻
唐传奇小说由于情感因素的介入，还形成了凄迷惝恍的想象空间，进而营造独特的抒情氛围，从而使小说带上了浓厚的抒情色彩，形成诗化倾向。刘上升在《中国小说艺术史》中写道，唐传奇是“幻事、真情与诗美的统一，幻化的诗情”。⑤真情与幻想结合，落脚点还是放在了真情上。也就是说，小说中的真情决定了幻想的设定。自沈既济提出写“情性”之后，唐代小说的幻想无不以此为旨归。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求仙访道类的小说为表现对仙界的向往之情而构造出想象中的神仙世界。相对而言，婚恋题材小说中的幻想更容易受情感的支配。除《柳毅传》《裴航》等外，大多数人神鬼妖的恋爱故事都是以悲剧结尾。因为悲剧中的情感力量比喜剧更强烈，也更容易支配幻想。
有些唐传奇借幻想达成愿望。愿望总是难以实现，所以唐人借小说在幻想中得到补偿。如《离魂记》中，由于现实的阻碍，王宙与张倩娘无法结合，只好借幻想让张倩娘的魂魄离开身体，与心上人远走高飞。《裴航》中带有的主观情感色彩就更加强烈了。成仙与觅得佳偶，是唐代士子的最大愿望。但是在现实当中这两项很难达到，何况成仙与佳人还不可兼得（因为修炼成仙往往都要抛弃世俗感情，隐居深山修炼，如《杜子春》）。但是在《裴航》故事的幻想中觅得佳偶的过程就是成仙的过程。裴航“途经蓝桥驿，甚渴，有美女云英以水浆饮之，甘如玉液，欲娶之。家中老妪曰：‘昨有神仙与药一刀圭，须得玉杵臼捣之。欲娶此女，必以此为聘。’遂遍访玉杵臼为聘。”之后裴航终于寻找到玉杵臼，并以之为聘送给老婆婆，这才得到云英。没想到云英却是玉兔仙子所化，裴航偶然寻找到佳偶仙子，这便有了成仙的契机。这样寻觅佳偶就成为了成仙的捷径，而且免去了艰苦枯燥的修炼过程，更加流传千古，被世人传诵。这种幻想情节反映了唐代士子们强烈的主观情感要求。
有些唐传奇为加强情感的表现力度，有意造成真实与幻境的巨大反差，突出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有些表现了唐人的“好异作奇”，如描写奇异梦境的《三梦记》，表现风姨花妖的《崔玄微》，记录精怪作诗的《姚康成》。这些小说结尾都有真相大白的情节，表明了唐代人好奇的感情。但更多的是用真幻的巨大反差反映更复杂更强烈的感情。一种情况是用真幻的巨大对比来突出加强感情，如《南柯太守传》《枕中记》。这两篇小说都有主人公在梦中幻想经历荣华富贵而醒来万事皆空的情节。人世的荣华富贵皆如一时梦寐，醒来不过是槐下蚁穴处、黄粱未熟。一梦一醒之间，梦幻和现实的对比，从空间与时间上说明了人生的局限与仓促，寄寓了无限的感叹与欷歔。另一种情况是以幻想世界中的悲进一步映衬现实中的悲，如《刘方玄》。刘方玄夜宿巴陵古馆，听闻鬼语，看到鬼诗。鬼语和鬼诗抒发的无非是悲伤的念远之情和思乡之意。但是这种普通游子、亲人的悲伤通过本身就具有阴森凄凉气息的鬼魂之口抒发出来就更加强烈了。那位老年侍女的鬼魂如同母亲一样充满慈爱地回忆那位亲手抚养过的小少爷：
往年阿郎贬官时，常令老身骑偏面騧，抱阿荆郎。阿荆郎娇，不肯稳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附损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阴，则酸疼焉。今又发矣。明日必天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有老身无？②
其中浓浓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而且思念越浓，悲伤越甚。这不仅是因为阿荆郎官高忘记了乳母，更是因为阴阳两隔。这是亲人对游子的思念之痛。而巴陵馆柱上的诗抒发的则是游子对亲人的思念之悲，“爷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枫几回落。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著”。这两种思念是鬼魂徘徊于世间最强烈的感情，因而显得更加沧桑和凄楚。
情感因素活跃于唐传奇的情节、叙事、幻想中，可以说无处不在。这使得唐传奇比魏晋志怪小说更具人情，更具诗意，同时启发了清代文言小说的情感特征。
基金项目：牡丹江师范学院省级重点创新预研项目“恽珠与《国朝闺秀正始集》研究”（项目编号SY201310）。
注释：
①洪迈：《容斋随笔》，选自孙逊、孙菊园：《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②何满子、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页。（以下唐传奇小说均出自《全唐五代小说》）
③徐岱：《小说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页。
④[清]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第三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⑤刘上生：《中国小说艺术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
作者简介：
王 动（1981—），女，吉林省舒兰县人，硕士，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