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河岸鱼形胎记 阴茎 红灯
摘 要: 苏童的写作向来以历史虚构而见长,《河岸》是他回归现实的长篇之作。本文以革命、身份、权力、性为切入点,对其主要人物的命运走向做了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上的观照,揭示出个人在革命荒诞年代中的荒诞命运。
出道操持小说以来,苏童一直沉溺于虚构的历史情境中不能自拔,并且乐此不疲。无论是枫杨树系列还是香椿树街系列,都不过是作者想象中的原乡。历史的虚构、虚构的历史业已成为苏童小说创作的印记,抑或风格特色。从《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到《罂粟之家》,从《妻妾成群》到《碧奴》,由先锋一路走来的苏童,他的创作惯于在虚构中描绘人生百态,借助想象的力量品读历史。但当苏童以最大胆最奔放的想象“重述”完孟姜女哭长城的神话后,沉寂三年,来了一次重要的艺术转向,完成了迄今为止“篇幅最长、写作时间最长、故事最为严峻”的长篇小说《河岸》。谈到《河岸》的创作,苏童说:“时代与小说的联系在我的写作中从来没有这样紧密过,时代赋予人物的沉重感也是前所未有的,我最大的叙述目标,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表达‘那个时代’的人的故事和处境。”如果说苏童过往作品尚弥漫着某种怀旧情调的话,那么《河岸》即是一部极具反思、直面荒谬历史的解构之作。
一、鱼形胎记,命运与身份政治学
《河岸》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放逐与救赎的故事。主人公库文轩是烈士邓少香之子,在那个动荡年代,烈属的头衔遭到了诸多质疑,有人揭露其烈属身份的虚假性,有人揭发其作风不正,更有甚者以其身上的鱼形胎记作为反驳库文轩的理由。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羞辱逼迫库文轩自我流放到金雀河上,从此与岸划界为敌。十三年过去了,库文轩父子不仅没有得到烈士身份的认同,反而一步步被逼向了永无归期的绝路。
应当说,故事的起因和人物命运的转折都集中在烈属身份的质疑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化年代,身份或出身问题非同小可。身份即政治,身份即命运,身份既可以荫福后代,也可以祸及子孙。库文轩革命烈士后代身份的证据是屁股上的鱼形胎记,这一来历本身充满了传奇色彩……多年来,升任油坊镇党支部书记的库文轩及其全家享受着先辈带来的荣耀与恩泽。但天有不测风云,革命运动开展,有关烈士家属身份的调查摆上了议事日程。一夜之间,具有光荣革命家史的油坊镇党委书记库文轩在其与烈士邓少香女士血缘身份遭到质疑后,库本人及其全家一下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挂了多年烈士家属的大红牌子被摘了下来,库本人被隔离审查,妻子乔丽敏失去了往日风光,儿子库东亮变成了“空屁”。夫妻反目为仇,家庭分崩离析,库氏父子被流放到了向阳船队。库文轩引以为荣的鱼形胎记也成了人们取笑的把柄,甚至傻子扁金也出来凑热闹,不分场合脱下裤子让人们看,与库文轩争抢烈士后代的身份。
事实上,对库文轩身份的调查注定是个无头案,事过人非,历史早已远去,谁是谁非难以说得清。问题是,什么是历史?历史由谁来书写,谁在充当历史背后的那只巨手?历史就是如此出人意料,对库文轩身份的调查演变成了对其个人身份的重新改写。封老四个人“作风问题”成了质疑库文轩的有力证据。拿“身份”去质疑“身份”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普遍逻辑。“作风”就是思想问题、道德问题,拿“作风问题”说事,向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传统,是个人政治鉴定栏中一条重要的评定内容。
可以看出,在关于库文轩的事件调查中,学历史的大学生小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个极具象征性和反讽性的人物。这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可谓将历史学到了家。他活学活用,用一套严密的逻辑推理对库文轩的身份做了“权威性”的解释,库文轩一家的命运由此发生陡转。这在福柯看来,无疑是一种知识与政治的合谋,由此产生的是一种知识罪恶或权力罪恶。
在流放于金雀河的岁月中,每年的清明节库文轩都要在船上祭奠母亲邓少香。在他心目中,邓少香不是一般的母亲,而是具有光荣革命经历的女英雄、女烈士,是库家的光荣与骄傲,每时每刻他都在祈祷恢复自己作为烈士后代的身份。心存侥幸的他明白,只要与邓少香女士的关系得到认可,便可重新回到岸上,恢复往日的荣耀。为此,他终日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屁股上的鱼形标志,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你库文轩有,我扁金还有呢!历史已然改变,鱼形标志只能成为供人嘲笑的把柄,那抽象的图案唯一的作用也许在于映射出某种历史的荒诞。历史的荒诞深入骨髓,最终演化成了个人的荒诞。小说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是“邓少香烈士纪念碑”保卫战,库文轩与邓少香烈士的纪念碑捆在一起,跃入金雀河中,以决绝的方式(抑或行为艺术)自己为自己做了身份的认定。十三年来的抗争,最终以彻底的不屈的姿态捍卫了女烈士的荣誉,在另一世界获得了超度。先锋的笔法,超越性的意象,没有哪一部小说如此触目惊心而又壮怀激烈,小说的悲剧性和批判性也由此跃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二、阴茎,不幸命运的始作俑者
同苏童以往大多作品一样,关于“性”的叙事贯穿于《河岸》的主体情节之中,成为推进故事表现人物必不可少的依托和凭借。苏童的小说从来都不是为写性而写性,他笔下的性描写截然不同于他之后新生代或晚生代的欲望化叙事。“性”在他的文本中不是商品、不是展览、不是魅惑、不是挑逗,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他将“性”楔子锲入历史之中,成为革命叙事的有机部分,与人物命运形成同构关系,深深打上“文革”历史的烙印。
《河岸》中的性话语和性叙事分别在“性惩罚”和“性压抑”两个层面上展开,两者形成现实的推论关系,呈现出内在的一致性。从上一节的关于库文轩的身份论述中,我们知道封老四的性问题成了质疑库氏身份的大前提,并因此得出结论式推断。历史开出的罚单是:夫妻离异,家庭解体,儿子库东亮随父库文轩“落户”到向阳船队。
由封老四的风流成性到个人的身份鉴定,由个人的生活作风到全家的灾难,库文轩深深意识到,一切的一切都是身上那个“玩意儿”惹的祸,特别是给崇高、光辉的邓少香母亲带来的名誉上的损害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宽恕的。于是,惨不忍睹、惨绝人寰的一幕发生了:
等我钻进我家的后舱,一下就傻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不敢相信父亲做的事情。舱里弥漫着一股血腥味儿,地板上的血在流淌,一把剪刀掉在那张海绵沙发上。父亲的下身拖曳着一条黑红色的血线,他剪断了他的阴茎!剪的是阴茎!他的裤子褪到了膝盖上,整个阴茎被血覆盖着,看上去还是完整的,但是下半部分随时都会落下来,他的身体已经开始摇晃,慢慢地朝我这边倒过来。帮我个忙,拿剪刀来,剪光它。他一边呻吟一边对我说,它把我毁了,我要消灭它。
这是在阉割,在自我阉割啊!在各种影像中,人们目睹过无数血腥场面,但我想,唯此如此惨绝,如此触目惊心!
古今中外的权力惩治从关系形态来看往往表现为三种:直接惩治、间接惩治(表现为借刀杀人)和自我惩治。这三种惩治由外及内,由敞开到隐蔽,其手段的阴损一级胜一级。对库文轩来讲,如果说身份的改写属于政治直接惩治的话,那么妻子乔丽敏对他的审查就属于间接惩治,而自己剪断阴茎无疑就是自我惩治了。从动机上看,库文轩的自我惩治明显带有解脱和救赎的况味,但问题是本人的身份既已被改写,便注定了这种自戕的行为只能是无望的救赎,甚至是更大的耻辱。因为,如此一来,“身”证如山,那有异于常人的半截生殖器只能作为好事人的谈资和取笑的证物。政治最大的残忍之处在于既杀人不见血又让人自我佐证。
历史的罪恶不只体现在父辈身上,更可恶的是经由父辈之手强加到后辈身上,并且以最充足的理由、最善良的愿望出现。“性”既然是元凶,是祸水,是不幸命运的始作俑者,那就决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在孩子一代身上重演。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库文轩以“过来人”的身份,以父亲的责任,以切身遭遇得来的人生经验,义不容辞担当起了儿子库东亮的人生导师。其全部职责是防微杜渐,避免一切诱发儿子性冲动的因素,断绝一切与女孩子接触的机会……
历史总是在与库文轩作对,在他以全身心教育儿子的同时,令他想不到的是,妻子乔丽敏审查记录自己生活作风罪状的工作手册竟失落在了儿子手里。无形之中,里面所记述的一切充当了与外界隔绝的儿子的性启蒙教材,当然也成了库东亮反父压抑报复赵春美一伙(这些人的名字都出现在工作手册上)的强有力的工具。武器的批判演变成了批判的武器,少年库东亮以决绝的姿态面对着不合理的世界。
对于库文轩来讲,动机和结果出现了强烈的误置,原本善良的出发点滑向了相反的方向。可怜作为父亲的库文轩,用心良苦,罪责深重!自己的性惩罚反而充当了惩罚儿子的工具,严重扭曲了儿子的身心,正常人性受到严重摧残,性教育演变成了性惩罚。但话又说回来,这能怪那个业已“残缺”的父亲吗?父亲不也是以自己“残缺”代价换来的人生教训为儿子着想吗?一切的一切只能归咎于那个畸形的社会,归咎于那段荒唐的历史。
三、大红灯,革命的传家宝
在整部作品中,慧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结构性人物。这个在故事进行不到四分之一就已登场的小女孩,既无来历,又无背景,正所谓“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但就是这个只知道自己姓江名慧仙的小女孩,却成了作品中最为关键的角色,成为故事至关重要的推进因素,成为小说下半部分的绝对中心。正是她勾连起了河上岸上两个世界,正是她造成了库氏父子的紧张关系,也正是她进一步引发了河与岸的矛盾纷争。
这个人物最大的特殊之处在于一出场就斩断了一切身世背景、社会关系。母亲消失,没有人知道她来自哪里,没有人知道她父亲身在何方。她变成一个无父无母无身份无历史的四无孤女,唯一的标识是从她那含糊不清的发音中人们知道她姓“江”名“慧仙”。应当说,这是苏童在本部小说中最绝妙的设计。江慧仙的人生以现在为起点,从眼前而发端,恰如一条射线,在人们的注目之下伸向远方。
毋庸讳言,慧仙落户向阳船队不仅给库东亮灰暗的少年生活带来了异样的色彩,同时也诱发了他朦胧的爱意与成长期的烦恼。他形象而隐晦地称慧仙为向阳花,称自己为水葫芦。他偷偷买了像他母亲一样的工作手册,记录慧仙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由此拉开了一段少年对少女暗恋的序幕。慧仙愈是一天天长大,库东亮愈是一天天烦恼,库文轩愈是一天天变本加厉。库文轩试图用沉痛代价获得的人生经验对儿子库东亮进行去“性”教育。事实上,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阉割,一种父爱遮蔽下的畸形的变态教育。
好在慧仙不是“林妹妹”,这个在向阳船队吃百家饭渐渐长大的姑娘,金雀河并不是她的人生舞台。一个偶然的机会,14岁的小慧仙被四处寻找《红灯记》里李铁梅形象的扮演者的宋老师发现,从此她的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开始了岸上的人生。
慧仙这一人物形象最为成功之处表现在对其革命化和社会化改造的艰难性与复杂性上。她从小生活在船上,吃百家饭长大,被船民所宠爱,养成了任性、我行我素的性格。她身上的“野”性,与主流社会存在着天然的冲突,这也是她在岸上屡屡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慧仙身上也表现出对权力政治趋从的一面,从一开始她就表现出弃“河”从“岸”的趋向,如第一次向阳船队送她上岸希望组织接收,再之后她主动抓住机遇成功登陆。尽管在融入岸上社会过程中是如何的“水土不服”,但从未动过返回河上的念头。慧仙形象的真正完成出现在篇末,改造慧仙的艰巨任务最后放在了人民理发店。人民理发店,这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场所,一个超级能指。在那里,江慧仙最终接受了人民的“理发”,与过去一刀两断。至此,人民对江慧仙完成了最终的改造,主流社会对其进行了成功的收编。
作品中铁皮红灯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革命代码。当年的游行队伍中,少女慧仙站在高高的花车上,梳着一条李铁梅的粗辫子,目光炯炯,高举红灯,何等飒爽英姿。正是因为李铁梅,慧仙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尽管当时她还不懂李铁梅的革命家史,但她已然明了“红灯”对她意味着什么,所以在以后的岁月中,她都把它当作宝贝保存在身边,直到最后要传给一直暗恋她的库东亮。就其本意来说,她真心诚意为库东亮着想,希望他“改邪归正”。但事与愿违,库东亮不是“李铁梅”,库东亮是“水葫芦”,“水葫芦”托不起大红灯,革命的“传家宝”在库东亮身上失灵了,结果,永远被放逐在了金雀河上。
四、河岸,哲理性的历史书写
小说最后定名为“河岸”,题目本身就是两个超级意象,呈现出一种紧张对峙关系,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岸是一种巨大的存在、强制的力量,河的命运只能接受岸的摆布。“岸上”属于革命的、人民的世界,“河上”属于落后的、阶级异己的世界,这是两个阶级两种矛盾的对立,当然之间也存在着改造与转化的问题,体现在作品中便是少女慧仙的弃“河”从“岸”的过程,用主流话语表述就是回头是岸,弃暗从明。没有必要对慧仙的选择做过多的指责,也许她要比库东亮看得更清楚,她知道河永远都在岸的下面,只有岸驯服河的道理,没有河冲垮岸的可能。苏童通过库氏父子的遭遇与少女慧仙的成长经历生动地诠释了革命的辩证法,让人们看到了历史的荒谬和荒谬历史的绝对力量,个人置身其中,要么见风使舵得道升天,要么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应当说,这是一部极富革命哲理性的历史之作。
苏童坦言,《河岸》是他写作以来距离现实最近的小说。他的小说向来以节奏舒缓,善于营造意绪而著称,但在《河岸》这部转换急骤、意象密集、节律强劲的作品中,我分明感到一种迫切的书写欲望,一种悲愤的情感力量,一种对历史发话的冲动。在与现实的关联中,他分明感到一种来自历史与现实的反馈之力,这反馈之力使他的小说平添了一份沉甸甸的力量,也使他感觉到文学的分量,某种程度强化了他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的创作态度。
作者简介:段国强,长治学院沁县师范分院讲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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