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还是自然界的动物，想象中的神明，都会无一例外地在适当的时候得到祭祀。当然建得最多的仍是佛寺和佛堂，乾隆去得最多的地方也是佛寺和佛堂，经常是一天去多处佛堂焚香敬佛。从清宫所存档案中统计，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日，只要乾隆在园内，都要亲自去佛前拈香、磕头。清晨，乾隆先在后码头乘船至圆明园中路的慈云普护拜佛。慈云普护是一处仿天台山景致的寺庙建筑群，前殿为欢喜佛道场，北楼上层供奉观音大士，下层供奉关圣帝君，东偏殿为龙王殿，祭祀圆明园昭福龙王。从慈云普护出来，随后至清净地佛前磕头，接着乘轿到佛楼、舍卫城拜佛。建于乾隆二年（1737年）的月地云居俗称清净地，是片幽静的园林寺庙群，各殿分别供奉释迦佛、三世佛、弥勒佛、长寿佛、旃檀佛、开花献佛等。别名“佛楼”的日天琳宇仿照雍和宫后楼样式所建，各楼分别供奉关帝、玉皇大帝等。舍卫城是取材佛经故事，效仿印度桥萨罗国都城而建，乾隆在舍卫城内供奉了金、银、玉石、铜质佛像达数十万尊。经过一系列的拈香、磕头、祭拜，乾隆才进早膳，然后乘船到勤政殿办事、处理公务，接着又到广育宫、长春园、绮春园等处去拜佛，最后才是晚餐。除了每月初一、十五例行的敬佛拜佛，遇有其他特殊的日子和传统节日，乾隆也要到各处拈香，地点并不固定，仪式繁简有所不同，但敬佛的心是不变的。
乾隆为了便于敬香，在日天琳宇等处特地设有焚修太监僧人。据乾隆九年（1744年）清宫内务府奏案记载，圆明园的佛楼等处共有焚修太监僧人十二名，畅春园佛堂等处七名，静明园内两名。太监僧中有的人从未受过戒，只不过是挑选出的太监穿上僧人的服饰而已。既使是受戒剃度的太监，也并不知晓佛门规矩，这让乾隆很不满意。乾隆十三年（1748年）圆明园总管太监传乾隆谕旨“未受戒者到潭柘寺受戒。向万善殿（现中南海内）要幼僧十数众到佛楼学习经忏音乐，俟学习会时，以备每月佛楼办道场补用，俟道场完成仍回彼处”。在圆明三园及其附属园子的几十座备类寺宇中，设有僧人的寺庙并不多，有些是在古庙旧址上扩建的，有些是因圆明园扩建时归入的，但多数是新建的。如畅春园附近的功德寺，原是营寅（曹雪芹祖父）的家庙。康熙时期，曹寅监造畅春园工程时，就住在功德寺，后归入圆明园管辖。乾隆并没有在功德寺设住持，而是将功德寺大片的土地种植水稻和花卉。皇家寺院是不对外开放的，皇室人员不会经常到诸如功德寺这类的寺院去拈香，大片的土地根据内庭的需要，被用来种植各种作物。如功德寺和山（万寿山）二处的水田所得稻子足够内庭一年之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经乾隆钦定功德寺除种水稻外还要栽种草花八十亩，并设“园头”管理。尽管多数寺宇不设僧人管理，但在园中设置一些寺庙，不时响起一点梵呗钟声，不仅可以使园景更多一层幽静，也使人在瞬间可脱离—下尘嚣，顿时有步入仙境之感，这在当时也可能是一种享受。它反映出乾隆的一种心态，一种精神上的需求。
乾隆崇信佛教，佛学造诣很深，因此这种情怀除了建筑的体现，也在多次接见西藏班禅等事务中得到体现。据《清实录藏族史料》记载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乙丑（1779年1月26日），谕军机大臣曰：“昨据章嘉呼图克图奏称，班禅额尔德尼因庚子年为大皇帝七十万寿欲来称祝”。帝回曰：“朕本欲见班禅额尔德尼，因道路遥远，或身子尚生，不便令其远涉，今既出于本愿，实属吉祥之事，己允所请，是年朕万寿月，即驻热河，外藩毕集，班额尔德尼若于彼时到热河，最为便益。”
1757年六月，由经师罗桑群佩在札什伦布寺为六世班禅授比丘戒律（又称作近圆戒、近具戒、大戒等。指比丘、比丘尼所应受持之戒律），与沙弥、沙弥尼所受十戒相比，戒品具足。1760年，六世班禅派人在后藏托布嘉地方访到了八世达赖的“转世灵童”，经乾隆恩准，接到了札什伦布寺由六世班禅为他剃发并起了法名。1766年，乾隆遣使到札什伦布寺册封并颁金册、金印。金册的大意是“赞叹班禅是札什伦布寺的一名德高望重的高僧，精通佛法，要向僧俗公众宣传善法，要整体发展卫藏（今西藏旧称）的佛教事业，努力使卫藏的每一位百姓都能知书达礼、幸福安康。”与此同时，班禅大师写了一封奏折向皇上谢恩。1769年31岁的班禅又受到乾隆赐予的由230两黄金铸成的藏、满、蒙三种文字的“班禅额尔德尼”金印。
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率领三大寺堪布及僧职人员百余人开始离藏赴承德。而这次，护送的僧俗官员和马队多达两千人，盛况空前。七月六日到达拉萨，十三日队伍到达黑水（今那曲），在此遇由京复命之堪布降白洛桑（藏地官员）奉来谕旨，并颁乾隆御容（皇帝画像）一幅，以表皇帝的欢迎。年底，班禅一行抵达青海塔尔寺接到御赐朝珠、鞍马、哈达等物。因天渐寒冷，六世班禅要在塔尔寺过冬，乾隆特赏御用水獭皮大衣、水獭皮帽给班禅，并特别嘱咐：“见物如晤面，望冬季穿用，速来会晤。”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六世班禅等人从塔尔寺启程继续东行，至阿拉善时气候渐暖，决定安排班禅一行在此放痘，接种天花。随行苏本（管活佛膳食的人）劝班禅接种，班禅说：“我却无碍，惟汝等将入人烟稠密之地，恐染此疾”。六月，收到乾隆派人赠送的御用金顶黄轿一乘、红黄伞盖各二顶、幢幡四套、仪仗四十件，自此，六世班禅由骑马改乘黄轿。至多伦诺尔时，乾隆命御前侍卫丰绅济伦前去“赐敕书及嵌珠帽、金丝袈裟等物”，并告知班禅“皇帝五月初已赴避暑山庄，佛的居处须弥福寿之庙已落成，寺内陈设齐备，专待驾至……”。夏天，乾隆又派人赐西瓜、香瓜等水果。
七月二十一日，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一行在皇六子永珞和章嘉国师、尚书永贵的陪同下来到了承德，至泊敬诚殿朝觐乾隆并向皇帝敬献吉祥哈达、无量寿佛及跪请圣安。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承德这一月有余的时间里，乾隆为他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举行了四次大型的夜宴，其中包括两次夜晚观火戏（燃放烟花）。夜宴之际举行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相扑、杂技、赛马、什榜（音乐舞蹈）等文体活动，并在避暑山庄东宫清音阁大戏楼连续演戏至十日。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皇六子永珞的陪同下，于八月二十六日离开承德，九月初一进驻北京西黄寺。此次，乾隆并没有陪同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一行一起回京，而是用了大概十多天时间，从承德避暑山庄至东陵祭奠后返回京师城外的南苑与班禅大师相见。过后，又用大约十天时间至西陵祭奠后与班禅大师在香山静宜园昭庙会面。
清东陵位于京东河北省遵化县瑞昌山脚下，距京大约125公里，清顺治和康熙陵寝都在东陵。而西陵位于北京西南方向河北省易县梁各庄西永宁山下，乾隆的父亲雍正帝与乾隆的母亲孝圣皇太后就葬在此陵中，距京大约120公里。为什么在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一行人来京这么重要的时候，乾隆还要往返奔波于东西二陵祭奠？这和此前在承德及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一行人东行以来乾隆百般照顾的态度有很大区别。其实这些安排都是乾隆为了避免与班禅大师在礼仪上的冲突，恰恰是皇帝奔波于东西陵祭奠的时候安排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参观京师备大皇家园林。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当班禅大师在圆明园观赏胜景时，章嘉国师对大师说：“圣上因前世所发殊胜心愿，为表示对佛教领袖犹其是对你的崇信，才请你到此为园林内外祝福加持。此园是不许其他大臣进入的御花园，由此观之，福田施主前生结有深缘，今日才得以实现，实在奇异。”如果当时乾隆在京，那么作为“主人”又是班禅大师的受法弟子，如不陪同则有欠礼数；如若陪同，那么许多皇家园林连朝廷重臣都不被准许入内，唯独藏地而来的番僧却能在皇帝的陪同下自由进出，则更不和礼数。故乾隆刻意在此期间避离京城前往东西二陵祭奠，等班禅大师最后在香山昭庙进行开光仪式后一同与大师入京。这样，即减少了礼制冲突，又维护了团结，可谓—举两得！
九月初四，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皇六子永珞、章嘉国师的陪同下游览了有着万园之园美称的圆明园，乾隆为了这次班禅大师圆明园之行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就下令在圆明园最大的一组藏传佛教建筑——月地云居东侧添建“法源楼”。
月地云居，亦总称“清净地”，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南北长190米，东西宽230米，占地4.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月地云居一景，原称安佑宫，曾是供奉雍正帝神御之所。乾隆二年（1737）二月御书“安佑宫”、“清净地”、“妙证无声”、“大觉真源”、“莲花法藏”、“戒定慧”和“妙群生”匾文，于同年十二月挂讫安佑宫。乾隆三年正月登基后首次驻跸圆明园，三月二十五日迎奉雍正帝御容于安佑宫并屡至行礼。乾隆五年至八年，在此景西北旷地另建皇家祖祠安佑宫之后，此处改建成佛寺，乾隆九年六月御书“月地云居”匾，次年六月挂于三世佛殿内。四十四年（1779年）月地云居东侧添建“法源楼”并亲笔御书“法源楼”匾。同年五月降旨“法源楼”匾额字样，交造办处做铜字，九月中旬自热河回銮时安挂。
根据皇六子永珞九月初七奏报给乾隆皇帝的奏折内容记载“九月初四班禅大师一行至长春园含经堂等地游览并参观了西洋楼景区……”在参观大水法西洋喷泉后，班禅大师极为赞赏，对陪同的皇六子永珞说到：“此次所见，小僧不仅见所未见，而且闻所未闻，想必额斯润宫亦不过如此。此水法能够喷水，甚属奇特，其如何制造，实难想像，诚属完美之至。”福海乘坐瀛海飞龙船时，将船楼升高凭观，班禅大师更是赞叹其做工之精巧。九月初五，班禅大师前往圆明园舍卫城和长春园法慧寺拈香，返回月地云居时再次经过大水法，班禅大师登上台阶仔细观赏水法，赞叹不已。初六，班禅大师游览完圆明园九州清晏、茹古涵今、长春仙馆等景区后回到黄寺。班禅大师在圆明园游览这三天期间，凡是经过乾隆皇帝御座时，均合掌献上哈达，而途径重要景点或寺庙供佛处时班禅大师均诵念吉祥诗叩献哈达。
十月二十七日，班禅微感不适，乾隆遣御医诊视，发现天花。乾隆亲临问候，并命皇六子永珞加倍注意病情和饮食状况。十一月初一，班禅高烧，乾隆派人送去貂皮大氅、皮褥等物。当日下午四时，六世班禅圆寂，享年42岁。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作为清代历史上唯一一位曾进京觐见的班禅，生前受到了乾隆超越常格的隆重接待和无上尊崇。皇帝以三世章嘉为师，听其讲受佛法并接受灌顶。他和这位国师在佛法方面发生密切联系的过程，既是研究藏传佛教理论和教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乾隆信仰藏传佛教的历程。对于六世班禅的到来，皇帝表现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六世班禅主持须弥福寿之庙的开光仪式后，陪同乾隆皇帝的三世章嘉活佛，感慨万分地对六世班禅说：“我在皇帝身边多年，从未见到他如此高兴过……圣上对您专程来祝寿，是十分满意的，他对您的信仰和喜爱超乎寻常。”
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密切了清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增强了西藏地方对祖国的向心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乾隆和六世班禅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
遗憾的是，圆明园月地云居景区在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焚毁，今遗址上依然保留有四个当年乾隆皇帝为了迎接六世班禅大师的到来而在清净地山门前添建的牌楼夹杆石。
也唯有夹杆石让我们凭吊那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