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奥伊肯在其整部著作里,立足于当时的理论思潮与认识水平,对五种思想体系逐一展开考察与反思,倾力揭示了隐含在人生中自欺欺人式的精神危机,反复鼓励人们以高效的作为,诚实的努力,严肃的品性,使人生走向健康而有深度的精神化领域。不过,他自己也清楚地看到,人生精神化的努力并未顺利地进入普遍的社会生活之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未真正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与权利。
新人生哲学要义
[德]奥伊肯著,张源、贾安伦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与精神生活的日益匮乏,如同一对与时俱进的不解冤家,通常被视为人类文明进程中难以避免的“二律背反”现象。今天,当越来越多的国人不同程度地体认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及其影响时,西方人早在20世纪初就曾因此而陷入思想混乱与精神困惑之中。针对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心理问题,当时倡导精神生活的德国思想家奥伊肯(Rudolph Christoph Eucken, 1846—1926),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在1906年圣诞节完成了《新人生哲学要义》(Die Grundlinien einer neuen Lebensanschauung, 中译本见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一书。他用批判、说理和启发的方式,试想把人类从生存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使他们从“思想混乱的状态进入有序而澄明的境界”,“从幻想的领域进入真理的王国”。
奥伊肯在书中论述了五种人生哲学体系,即:基督教体系,内在观念论体系,自然主义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审美个体主义体系。基督教发端于腐朽的罗马帝国时代,曾给厌倦生活的人类注入新的活力,曾向脆弱模糊的思想提出新的挑战。它作为一种伦理宗教,将凡界与天界截然分开,将人生转化为一项旨在追求真正超越的无休无止的活动。与此同时,它利用先验的原罪假设,将人类存在描述成持续不断的救赎过程,并利用天启与神谕的说教,将人生意义予以深刻化和精神化。但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随着人们对有形世界的认识以及对无形世界的反思,基督教的世界观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了。相应地,思想上不再幼稚的现代人类,当其注意力从天上移到地上之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宗教形式得以滋生和发展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实质上只是一种想象的结果而已。这种结果对于深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理智而言,不仅显得可笑,而且已然过时。尤其是当基督教通过信仰与教义被标举为唯一可能的人生方式时,就更加引起人们的疑虑与反感。因为,那样会把基督教确立为一种无形而绝对的权威,会使人们的精神受到压抑与限制。其结果,原本具有深度的基督教思想,竟然被转化为极端狭隘的说教了。
有鉴于此,内在观念论体系随之登台亮相。这一体系试图抛开宗教式的固定性与威慑性,试图以沉静的方式渗透到人生整体之中,试图引导人类从内心深处与人生整体发生联系。与基督教体系相似的是,观念论体系也主要把人生问题置于思想世界之中,试图从中归纳出感性经验及其精神性的辅助作用。但与基督教体系不同的是,观念论体系从来不把有形与无形、感性与精神这两个世界截然分开,而是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中的两个因素,即两个既矛盾又互补的相关因素。如此以来,神性的观念几乎被替换为实在的观念,人生的根本关系就成了人生与实在的关系。“随着这种关系的发展,看似毫无生气的东西得以激活,看似孤立的东西得以聚集;于是,世界展现出无限的内容,给予人类一笔快乐的财富。”(18页)
值得注意的是,观念论体系把艺术和科学中的精神创造视为人生的主要任务,由此渴望将人生整体推向高尚的境界,以期从中直接演化出创造性的生活。在这方面,古希腊人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在追求理智、审美与精神融汇的实践中,创制了后世难以企及的古典文化和艺术。文艺复兴时期在其怀古追远的实践中,铸造了同样丰富多彩且有深度的新古典文化和艺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人类发现这种文化艺术胜过宗教,故此大喜过望,试想以此为参照契机,采用比宗教更为惬意的方式,来改造世界、完善人生。
然而,人类的灵魂并未因此渐入佳境,人生的困境也并未因此得到解脱。虽然人生的范围由此得以拓宽,人生的自由由此得以实现,但人类的局限性不会因为乐观的肯定或粗劣的快感而消解或升华。更何况,观念论是贵族本性的天然盟友。一旦它把人类的精神生活过于匆忙而大胆地加以绝对化或崇高化,一旦它把人生的深度思索过于笼统化或玄秘化,一旦它总是居高临下地夸夸其谈或以矫揉造作的生活为荣,一旦它把虚假的自我意识推向极致,那它就会引起人们的厌倦与唾弃,因为其严酷的排他性让人委实不堪忍受。
人类历史上兴衰沉浮的种种思潮,使人不难看出理性作用不断受到盲目必然性的干扰。结果,高尚的精神力量不是屈就于低级趣味的利益,就是由失控的情欲取而代之。如同宗教体系中的精神之光会黯淡下来一样,观念论体系中的理性之光也会悄然散落恍惚,这便导致内在精神支离破碎,思想导向摇摆不定,人们只能在弃旧图新的探索中,尝试创构新的人生哲学体系,以期弥补人生过程中的裂缝。
在新体系中,首先是源自现代机械论的自然主义思想体系。19世纪初,在伽利略与笛卡尔等人的研究成果推动下,相关的科学解释使大自然从宗教性的神秘迷雾中朗现出来。相应地,自然主义否认精神生活的所有独立性,认为后者只不过是自然领域的附属部分,只能依附于感性存在之上。因为,在奥伊肯本人看来,“凡是能让我们感受到的精神性的东西,只有借用自然力量赢得血肉,才能完全成为现实。否则,其他所有努力,均难以实现纯然的精神价值观念;而所有幸福的本质,只不过是感性愉悦而已,无论它在任何情况下是多么的完美或精致。”(31页)
那么,自然主义体系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首先,从积极的方面看,自然主义的生活方式,具有简朴性和直接性,会使人们不再于空洞的黑暗中捕捉幻想的对象。另外,这种生活方式会将人生整体推向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会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僵化意识。再则,该生活形式所依据的信念,具有真理性与现实基础,要求主体从梦幻中觉醒,立足于大地。但从消极方面看,这种生活形式包含着许多让自然主义无法解释的成分。因为,人类不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体验和思索大自然的主体。大自然的整个复合结构,对人类而言都是一种欣然可观的财富,是扩大人类生存空间的场所。可惜,自然主义的主要错误就在于忽视了人的生活过程,忽视了人在感知过程中所涉及的心理活动与精神特征。也就是说,自然主义过多地把人生限定为自然存在,且不知人也是精神存在、历史存在和社会存在。虽说生存斗争的概念对于人类而言是重要的,但总不能把这一概念限定在单纯生命的保护或维持之内。人的生命尽管有限,但其精神追求无限。因此,在文明与文化领域,人类在同外部世界的无限性发生冲突时,就必须建立一种与其相对应的内在无限性;否则,人类就无法在这场冲突中取得任何可能的胜利。现如今,在两个世界的彼此斗争中,有形世界日益成为无形世界的表现形式;而人类在与现实的交往中,总是不遗余力地想把整个世界揽入自己的怀抱,于是在自身领域里遭遇到诸多生存的迷惑和困境。可以说,人到底是要存在,还是要毁灭,这不仅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自然主义在抽掉精神性的观照方式及其努力之后,致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异,最终失去了自身的真理性根基。在此情况下,社会主义人生思想体系便应运而生。这种体系凭借社会关系与社会问题来主导思想与生活,由此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形式。该形式的社会性非常突出,不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团结,而且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任务与乐趣,同时要求人们在推崇和实施利他主义的过程中,使个体生活获得更多的支撑与价值。
概言之,社会生活的动力旨在从道德与生理上提升整体意识,旨在培养一种社会伦理和团结意识,旨在通过整体的努力,形成一种独特而有效的社会文化,并在完善现代社会机构与劳动组织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国家的作用,借此提高物质福利,保障人生的幸福。然而,在此社会文化以及商品经济的特定语境中,科学、艺术、道德与宗教的主要功能发生了变化。简言之,科学的作用不在于揭示事物的隐含深度,而在于借助人们获得超越表象的力量,使人们过上更富热情、更为积极的生活。艺术的作用不在于将人类引入理想世界,而在于协助人们弱化或减缓生存的压力,使人生充满快乐的感受。道德的作用不在于使人们的行为服从于某一无形的秩序,而在于引导人们超越自身,并与他人建立联系,借此培养精诚团结的感受和提高内在社会关系的水准。宗教作为彼岸世界的启示,在现实世界里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但作为值得尊重的对象,依然有助于推动人生的内在升华过程。
比较而言,社会主义人生思想体系至少具有如下四种倾向:其一,为社会工作的主要动机在于打造社会功利性生活,相关的社会原则足以用来进行商品分配,但不足以让人们从事独立而富创意的生产;另外,当人们因片面追求效益而变得急功近利时,就会导致精神生活的退化与正常生活的变异。其二,社会文化把对社会的判断当做检验所有真理的方式乃至准则,并且要求个体无条件地完全服从,这便导致五花八门的群众运动。此类运动虽然在表面上赋予社会结构以活力,但实际上难以取得伟大的精神性创造成果。其三,当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把幸福快乐的满足感视为最高的目的追求时,他们就会充满美好的希冀与憧憬;但当这一目的得到实现时,他们就会在无所事事或寻欢作乐中感到内心的空虚与生活的无聊,由此堕入一种更难容忍的生存危机之中。这种危机的特点在于:在有意追求真理与生活内容之际,人们处处漂浮在表面与边缘;在渴望无限与永恒之处,人们时时沉湎于有限与过去;结果,自由与命运、本性与精神均处于冲突之中,人沦为无家可归的浪子,人生犹如随波逐流的扁舟。其四,社会生活与物质福利条件的不断改善,原本指望人类日益高尚,文化不断进步,但却因为人伦关系的紧张和相互盲目的竞争,反而使人类变得更加自私、贪婪与嫉妒,这一切必然成为道德发展的严重障碍。
为了克服社会主义人生思想体系的缺陷,审美个体主义体系借机闪耀登场。当然,这种新体系承认自然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积极作为,承认感性世界、自然环境、社会文化与人类生活的互动关系,但也毫不犹豫地指出其如下局限:(1)单纯追求功利性的结果,使灵魂备受冷落;单纯适应复合性的整体,有损于整全个性的发展。(2)产业与社会关系越是专业化,体现在个体身上的人生意义就越加萎缩,个体工作中所涉及的个体性就越加退化。(3)对未来的不断思索与不断向前发展的运动,不仅危及我们对现状的静观和欣赏,而且危及所有自我意识与生活的精神性内涵。(4)结果,人类朝夕经营,费尽移山心力所建构的社会文化,不但与人类日益疏离、日趋对立,而且将人类加以奴役,最终就像一只庞大的蜘蛛一样,吸干了人类的生命之血。
所以,审美个体主义旨在将个体的心灵从所有外在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其获得完全的独立性,使其进入自由的境界。这种愿景显然是浪漫主义运动发展的结果。它要求个体追求内在精神的无限性与独立性,要求个体在摆脱外来支配的同时,凭借审美方式获得思想的解放,获得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内心的平静。也就是说,这一思想体系力图平衡精神与感性之间的关系,力图将感性的东西精神化,同时又将精神性的东西感性化。
这种审美生活形式的核心问题,在于审美与道德的紧张关系。换言之,审美个体主义在强化审美生活观和依靠艺术文化之际,将会与传统宗教及其道德生活观发生冲突。因为,审美生活形式要将感性与精神融合为一,它就不会承认或容忍独立的精神世界存在,就会必然摒弃宗教的教义和教规。在这一点上,为了审美而审美的生活,就会失去必要的道德基础,就会把康德与歌德等人所发现的真正自我和实践理性所追求至高目标束之高阁。如此以来,感性与精神之间的平衡与融合,非但难以实现,反倒使感性因素占据上风,使精神因素受到支配,这样也就无法阻止庸俗快感与低级趣味的盛行之风了。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任何个体首先应是社会的成员,即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其活动意义势必超过个人的生活范围。但当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发展成为绝对的文化时,人类个体的局限性就会随之凸显出来。在消极意义上,个性会沉淀在共性之中,统摄在共性之中。结果,人云亦云,相互模仿,从时尚到思想,概莫能外。在此情况下,个体既没有自决性,也缺乏创造性,无以论独立性,甚至连精神性也会在群体意识的冲击下大大削弱。个人的发展会因此受阻,个人的天分会因此销蚀,个人的自由意志会因此弱化。要知道,人们只有克服自身存在中所遇到的那些难以容忍的体制性矛盾,其创造性活动才会找到确定的方向和巨大的信心,由此才有可能开辟新的途径,取得新的成果。
在这方面,奥伊肯坚持己见,而且不惮其烦地指出:人类只有超越感性经验,才能进入精神生活的王国。人类永远不能屈从于单纯的审美生活观,而要不断地培植和强化精神生活观。当然,精神生活的具体形式不在于追求精神性的超越,而在于追求人生的真理。这种真理同现实联系紧密,旨在将生活的既定环境转化为自由的活动,旨在转向内在生活之中去探寻真正的自我并借此达到完美境界。质而言之,精神生活是一种自觉意识,一种自决存在。这种生活不是一个专门等待外来内容填充的空空如也的容器,而是采取有效行动去实现自身种种潜能的积极实践活动。只要这种生活在持续,人类就会站在事物的中心而非边缘来塑造整体。在这里,人类不是将世界视为某种外在的东西,而是以明智和道德的方式入乎其内,竭力追求深度的体验。
总之,在奥伊肯看来,精神生活所要求的内在特质,就在于造就独具特色的精神自觉性,以便由此来提高人生的地位和意义,进而使人类的生命与心灵越加完善起来。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建构一个超越世界(world-transcendent),人生才有可能转向追求超越的活动中去,个体才有可能免受物质世界复杂事物的恶劣影响。在此过程中,宗教、自然、科学、哲学、美学、艺术、历史、社会、政治以及个体生活等一切领域,都将在道德智慧的烛照下,在实践理性的指引下,在自由意志的鼓励下,在独立精神的推动下, 最终使人之为人落在实处,使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向审美的人、自由的人和道德的人不断生成。
以上所述,可谓奥伊肯极力倡导精神生活的实质所在。他坚信,举凡想要生活得严肃认真而又幸福美满的人,就必须追求精神生活,必须富于创造能力,必须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力量、手段与工具,必须超越分化,并在超越分化的基础上实现内在精神的升华和独立自由的境界。为此,他对宗教、伦理与教育方法的利弊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科学与哲学的作用、艺术与文学的功能、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特别有趣的是,在论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时,他强调指出:科学必然会成为决定某种人生哲学的因素,一定会提高人类的整体地位。不过,我们检测科学在生活进程中的运作时,马上会发现它也存在不少问题。譬如,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经常导致在精神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人文科学采用前者的思路和方法。这样就会打破个别科学与其他科学在协调组织之间的平衡关系。这种危险性并非来自科学本身,而是来自反常的普及活动。另外,科学在研究课题时所取得的成果,很容易蒙蔽主观因素、精神活动以及融合各项知识与科学于一身的特殊综合体系。所有这些都不利于“整体的人生”发展。
不难看出,奥伊肯在其整部著作里,立足于当时的理论思潮与认识水平,对五种思想体系逐一展开考察与反思,倾力揭示了隐含在人生中自欺欺人式的精神危机,反复鼓励人们以高效的作为,诚实的努力,严肃的品性,使人生走向健康而有深度的精神化领域。不过,他自己也清楚地看到,人生精神化的努力并未顺利地进入普遍的社会生活之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未真正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与权利。于是,他不无感慨地提议说:为了超越今日生活的混乱状态,为了防止内在精神特质的退化,人们首先不应过度关注外部世界的生活,而要加大关注生活本身及其内在品质的力度。面对人生现状的种种迷惑与困境,人们应当承认这一事实:“假如共同的目标不能在精神意义上将人类统一起来的话,那么具有真正文化品位的人生断然是难以持久的。在目前所涉及的所有问题中,这个主要问题显得愈加明确。另外,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作为整体的人生如果陷入阻滞与枯竭的状态之中,那么,我们个人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虽然有些人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事业发展道路,抑或专心致志于特定的领域而对整体人生视而不见,抑或干脆拒绝考虑整体人生的问题,但是,举凡人生之流所经之处,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抵制分化的趋势,因为分化现象剥夺了人生的灵魂。所以,研究这个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总之,我们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寄托在所有文明民族中那些奋力追求比较深刻而高尚人生的青年身上。这种努力越是获得成功,我们就会尽早地跨越思想混乱的状态而进入有序而澄明的境界,同时从幻想的领域进入真理的王国。面对诸相混乱、扑朔迷离的生活现状,我们应当保持内心的平静,自己切勿乱了方寸。”(2—3页)
毋庸讳言,奥伊肯的人生哲学丰富而驳杂,唯心主义的色彩甚浓,过时的说教成分不少,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过多地苛求作者本人。实际上,这部近百年前的西哲旧作,现在读起来仍有诸多新意,这恐怕是历史变迁与人生需求的巧合使然。阅读此书,如入山林游赏;其学说理论,诚如同普洛丁(Plotinus)所言,也只不过“为游客指明道路,而美景还有待观赏者自己去发现”。评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