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证明，成熟的公共性亟待召唤，这种召唤反映了当代社会的变迁对以往公共性弊端的质疑与拒斥。当今时代，市场经济的多重向度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视野，在对抗性竞争的疲惫中，人们努力营造合作共赢的经济平台，继而民主地参与公共生活，使社会问题在公开的视域得到公正地检审。当代哲学召唤的和谐生活使人们增强对公共事件的判断力与决策力，培育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确立在公共领域表达意见、通力合作的精神支撑，形成公共生活的成熟模式，推动主体的实践生成。
关键词：和谐生活；共同体；时代召唤；市场经济；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B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1-0014-04
如果我们将公共性的日益完善视为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那么，成熟的公共性的形成过程是在人们对时代召唤的回应中，尝试建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公共空间的过程。成熟的公共性必然在建构和谐的共同体中得以落实，必经市场经济多重向度的完善、民主的公共参与平台的建构与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的培育，需要主体间创造活动的通力合作。合力构建和谐的共同体，需要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视域，形成主体间相互构成的和谐思维，追求社会发展与人的总体生成，使和谐成为人们生活的成熟心态，使自由人的联合体成为公共生活的现实。
一、完善市场经济的多重向度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公共生活增添了活力，它承认个体合理的利益追求，使人们的劳动及其成果在市场的价格调节中自由地交换。市场经济以竞争为纽带，“竞争制度是一架精巧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发生无意识的协调作用。它也是一具传达讯息的机器，把千百万不同个体的知识和行动汇合在一起。……它自然而然地演化出来；像人类的本性一样，它总是在变动。”市场经济对个体知识和行动的汇合激活了公共生活的主体间交往实践，也在变动的过程中反映了“人类的本性”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表现在多重向度，它决非以单一模式谋求人们的认同，而在自由生产与平等交换的过程中丰富自身，市场成为人们自由交往的公共场所，人们的利益是通过“看不见的手”加以调节的。
市场经济具有促进人类交往与劳动力呈现的诸多优势，却也同时承载着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羁绊”，人们对于以往生活关系的经验判断变得不再重要，对市场的扩张极易产生各种不适应，贫富差距成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常态，建构成熟的公共性，务必纠偏市场经济的问题领域，“人们通常把自由市场作为经济生产力加以捍卫，这样做是妥当的。但是，人们还认为自由市场应当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这就使事情复杂化了。”这种事情的复杂化是公共生活的必然要求，因为发展生产力并非市场经济的唯一向度，符合社会正义同样是市场经济不可让渡的价值向度，只有在多重向度完善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生发其和谐意蕴，才能使之有益于公共生活实践。
人们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审视市场经济的发展，自觉地在其创造的社会空间施展自己的才能，通过对市场弊端的扬弃实现经济样式的灵活。市场经济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其推动商品流通形成“一个天赋人权的真正的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有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市场经济的主体“彼此只是作为商品自己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机制，人们不再为“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羁绊”所左右，而在价格调节过程中衡量自身，“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对市场经济的肯定使整个社会进入生产流程，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有不同的分工，“每一个产品的产生，都要经过多个程序，各程序之间，互不干涉，……每个人都是生产中的一个部分，但至于整体怎样运作，他们是不知道、也不关心的。”人们不知道、不关心整体运作，必然遭遇整体运作的问题对个人利益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使个人必须关注公共生活诸环节。公共生活诸环节都可能是决定个人利益得失的关键，换言之，人们难以在市场经济形成的公共空间独善其身。
对市场经济多重向度的完善依赖于人们之间的各种契约的完善，这种契约不仅表现为宏观的合同文本，还表现为微观的文化共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正常的微观契约，是动态的普遍的社会联系之网上的一类纽结。社会生活中微观契约联系的订立和终结，开开合合，变化万千，使社会的各个部分和人与人之间形成丰富多彩的社会联系，在人们的协调活动中保持社会宏观发展的正常状态。”正是在开开合合、变化万千的微观交往实践中，公共生活的场景变得丰富多彩，人们对公共生活的认可与依赖日益加深，哈耶克因此将政府视为“守夜人”，“政府的功能及权力只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诈以及责成契约至履行等”，不能“侵犯了个人的自然权利”，其对政府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论述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但自由并非人类生活幸福的唯一保障，更何况，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与实现能力有很大的差别。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帮助是公共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这种关注与帮助乃是表达人类道德良知与互助愿望的重要方式，对市场经济的肯定不是为了赞扬“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而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为了真正地停止“个体生存斗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抵达马克思对人如何“脱离了动物界”的规定，即“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到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二、建构民主的公共参与平台
公共空间为人们平等交往提供了平台，人们对公共领域的热情与能否民主参与公共事件的决策等密切相关，缺乏民主气息的公共生活向来遭到人们的指责。与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经济生活一样，政治生活是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将政治的概念加以拓展，在权力的运作层面对其加以审视的话，也可以将公共生活视为广义的政治生活，因为任何公共生活都具有权力意蕴，即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建构民主的公共参与平台，必然彻底扬弃以往的专制思维模式，因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能成为人，专制制度的倡导者藐视人的尊严，“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癞蛤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
对公共空间加以政治考量，可以清晰地把握主体间权力交往格局，从而在社会发展的联动机制层面处理其与经济、文化诸环节以及与人的关联。“公共性格是民主的一个必要特征；因为争论使民主成为一个共同世界，……世界便开启自身为开放的空间。……政治世界
的特性乃在于，那个使世界变成世界者，亦即因为那个为众多境遇提供场所者，本身就在政治时间中显露出来。民主的政治世界的特性乃在于，它在这种独特意义上是可显现的；它作为共同世界显现出来，……它必须特别地通过众多分歧的政治见解间的张力而保持开放。”尽管政治家丘吉尔对民主的肯定只是从“不是最坏的”角度来阐述的，较之不民主的公共生活状况，民主的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因为它蕴含且能够包容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判断的张力，同时解蔽封闭的空间，呈现主体间的“共同世界”，当然有益于人们的交往与合作。
民主是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前提，民主的公共意见未必正确，有的甚至延缓了社会发展的进程，但平等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愿，使人们在自由地表达意见的过程中获得了自我实现的满足，所以，民主的参与是必须加以重视的。当然，民主也未必是最好的公共生活方式，丘吉尔正是在对现实政治的缜密考量中对民主加以有限的肯定，公共生活的主体应该从主体间差别的角度重视精英的判断，尽管精英的判断也未必是最好的。精英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应然角度考虑问题，大众从现实生活的实然角度考虑问题，前者看得比较远，后者看得比较近，公共生活应该全盘审视远、近的判断，在对眼前与长远的权衡中做出取舍。
民主并不是宏大叙事，它使公共性得以具体化，以不同微观截面反映时代精神，民主肯定了人们的权利，也反映了人们对权力的运作，民主的生活无疑是在群体中呈现的。“现代民主既不是仅与权力相关的，也不是公共权力机构的恩赐，更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专利。任何现代社会形态只要存在着权利和权力的分离关系，就拥有了形成现代民主的条件，现代民主便会在深入发展国家与公民间权利与权力交换的情况下得以发生与存续下去。”权利与权力的分离及其交换至关重要，如果将民主视为恩赐，民主根本不成其为民主，民主不是主体的个体化行为，总要考量他人以至社会的现实境况，“国家与公民间权利与权力的交换”是民主生活中的重要交往方式，民主是具体而微的，人们对社会民主环境的高度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公共生活的依赖。
民主参与务必在公开的场合公正地展开，当其参与的公共事件不能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时，人们必然对透明度产生质疑，继而将其参与视为形式大于内容的举动，从而降低参与的热情；当公众参与的公共事件不能公正地决断，人们会感到其参与未能得到公共生活的重视，同样降低参与的热情。当公众的参与未必产生实质意义的时候，公众将民主权利诉诸公共舆论，公共舆论的评价可能导致未参与某个公共事件的主体质疑公共生活的整体氛围，即使不同意公众的民主意见，也要对公众意见的悖谬做出公允的说明，从而以理服人。同时，公众也应该充分考虑其意见的社会反映，因为“公意”未必是真理，只有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一般现实与民主生活的一般原则的融合，方能体现公共生活的健康心态。
三、培育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
公共生活使人们认真思考“私人性”与“公共性”及其关联，合理地协调个人与社会的互动，积极培育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公共性存在于不同的视点及其相互关系，无论是视点的单一化，还是相关关系的消失，都会导致公共性或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的毁灭。换句话说，公共领域的丧失并不意味着一种‘私人性’的复活，也不意味着‘差异性’占据了主流。相反，正如差异性与认同相反相成一样，私人性与公共性无法分割。”对“私人性”与“公共性”及其关联的把握，审视社会发展的文化空间，“构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这种文化是道德自主的前提条件”，作为主体的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文化自觉。
当代公共生活的文化自觉激活了社会发展主体的代价意识，使之注重比较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正负价值，因为人们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人们应该以乐观的心态展望未来发展的远景，摒弃固步自封的泥古意识，提高完善公共生活的能力，但“除了满怀信心和豪情之外，还应多一些自省和冷静。物质世界的建设与精神世界的完善并重，创造文化正值与消除文化负值并重——这就是我们在温故与知新中所应确立的基本文化价值”。如果不能及时地消除文化负值，文化正值的增长必然受到影响，有些负值甚至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摧毁正值所能体现的社会进步，只有温故与知新并重，才能平稳地推动公共生活的完善。
培育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可以使人们理智地审视城市繁荣的背后，审视物质生活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的精神生活到底有怎样的影响，人类应该如何面对这些影响?如何使有益的影响化解消极的影响?类似的问题是必须做出回答的。戴维-埃伦弗尔德深情地指出，“我的时代太先进了，缺少足够的宁静。我悲哀，因为它让我想起了大海，一个孕育了人类的大海，一个渗入我们每一个细胞的大海。我悲哀，因为它还让我想起了我们时代的任何东西都多多少少感染上了僭妄的态度。我们玷污了一切事物，有许多是永远地被玷污了。”人类必须在公共生活中扬弃“僭妄的态度”，积极创造社会发展的文化正值，维护世间万物的和谐生长与文化对话，以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回应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使科技进步有益于公共生活的完善，使社会发展的代价处于最低限度。
促进社会发展正值的提升，需要人们自觉地确立社会文化理想，“仅仅个人的理想不一定是完全合理的文化理想，……社会文化理想是一种‘系统工程’，需要总体的、全面的设计”。把握社会文化理想，必然诉诸对实际问题的解答，“这个问题实际就是：我们希望如何创造新世纪的人类生活?我们需要一个何种形态文化的中国和世界?”“新世纪的人类生活”和当代世界的文化形态都需要人们在公共空间完善社会文化理想，用以推进社会发展并纠偏代价过于沉重的社会问题，人们应自觉地解决以往形成的公共问题，既要有对公共问题的通盘考量，也要有对公共问题的微观分析，从文化理想角度确立公共生活的问题意识，批判公共生活的理念悖谬与实践错位，确立超越以往的文化形态，“和而不同”地对待主体间素质、能力与文化心态上的差别，谋求社会交往层面的“和合共生”。
在确立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文化理想的同时，人们应自觉追求个性自由，使公共生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局面，在当代公共生活领域，“人们的生活开始日常化、正常化，开始有个人独立自主的时间和空间去发展个性，发展自己的人格。个性化是生活日常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的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个性化追求使人们走出趋同的文化模式，从多样化角度审视人的文化存在，趋同并非和谐生活的良态，它可能维持表面的和谐，却无法消解深层的差异，差异正是对人之本性的丰富，对差异的拒斥乃是对人性的深层否定，如果每个人都是相同的存在，人与人的交往成为人与自我交往的另一种形式，人们的公共生活将变得毫无意味，人的公共性因为主体的单一而无法应有地呈现出来。
综上所述，完善公共生活空间，需要培育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提高人们的交往水平与文明程度。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正是对完善公共性的时代召唤的回应，提高了民主生活的质量，使人们对公共生活的限度和张力具有清醒的认识。人们培育文化自觉的过程，也是认识他人、自我与社会的过程，培育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是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与实践能力的重要路径，人们对文化自觉的积极培育确认了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丰富了主体间交往与合作的人文意蕴。生成中性智慧，在纵深领域解决以往人类公共生活的历史性问题。
责任编辑：王之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