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中國文化，天崩地解，经历千头万绪，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空里。民族独立，國家建设，成为了时代主题，也是普通人关注“中國文化”的核心所在。师夷与制夷，革命与变法，战争与和平，制度更迭与道统存废，经济发展与道德重整，各种说法。你方唱罢我登场，“浪潮”过后就是反思。
近百年，中國大众，莫不经历，朝代更迭，社会动员，政治运动，经由法制秩序，面临全球化的社会生活，中國普通大众承载的人生意义凝练了现代中國的國家理性和群体感性。大致一个世纪的光影流动，让中國不得不直面现代，中古的“礼乐仁和”是回不去的梦幻。
近百年，中國秩序，西风东渐与本土资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在政治革命与社会重建中铺展着西学义理与中國文化之间的交集与冲突。
哈贝马斯纵观三百年的欧洲现代史，总结欧洲经过了专制國家、资产阶级立宪國、民主立宪國和社会福利國家“四波”浪潮。自清末引进西学至令，中國人也经历了多次的思潮，经过改革三十年的资本积累，中國人到了反思文化范示的时候。
纵贯百年，省思当下，中國文化面临范畴、主体性与新范式等考验，中國企业也好，中國人也罢，都应该直面世相而扣问事理，体味文化形态以关切大时代的脉动。
中國文化面临阐释的问题
《周易》云，“明天之道，察民之故”。《周易》是中國古代“五经”之首。“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存乎辞”，孔夫子都这般赞叹周易，更何况粗浅的现代人。
可是，中西文化都有各自的“体”与“用”，各自都存在内观之学与外延的事功。
对于中國传统的“天下”观念，应该给予现代阐释，以“天下”观念的博大与包容，吸纳西学，平衡西学。对“天下”观念的拓展，中國人还是应该坚持费孝通提倡的“美美共美”的方式。同时，鉴于中國的地域与历史关系，对于东亚文明的谱系应该谨慎对待传统的中國式阐释。重视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之间互动，是中國文化阐释的大背景。
面对希腊与罗马，中國文化缺少超越本体与精神层次的探讨。中國文化需要挖掘人文主义的心性资源和超越廪性，比如“以德抗位”的道德主体性，“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信仰和精神追求。
民國时期，粱启超先生也曾用过“成、住、异、灭”的逻辑看待民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惊枝未稳，他把时代的纠结看作“思潮”的转扬，太悲观。孙中山则不同，更加积极，在《三民主义》中，明确地指出影响时代的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看谁解决了时代的社会问题，谁就影响了时代的进程，所以，孙中山思想更积极，照得更远。
德國的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讲述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宗教出口对于商人或者精英阶层的重要性。在机械复制的资本行为和行规范式里，人们需要寻找宗教上的原罪和形式上的释然。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國蓄积了富人阶层，资本过于集中，贫富差距巨大。这是中國面临的社会隐患，需要对中國伦理智慧和道义力量涵养进行探讨，中國文明探索新型人间秩序的长期奋斗中，如何提炼、丰富与光大新的普世价值，成为这个时代与未来中國面临的重大课题。
湖湘学派还有现实意义吗?
“学术无大小，贵在成条贯”，这是章太炎当年日本讲学时的重要见解。从宏观的角度看待中西文化的范畴之后，中國人具体面临的是两个重大的问题，一者是主体性的问题，一者是变无序成有序的问题。
清末民初，在同一个时空之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从地域上看，湖湘、江浙和广东(岭南)形成完全不同的士人精神，湖湘倾向朱子学，但重视事功；岭南倾向阳明学，但重视空想；江浙倾向新学，重视科技。
对于湖湘学派的探讨，前有钱基博的《近代百年湖南学风》，后有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不管是老派的理学家。还是新派的学者，前者中体西用，后者西体中用，前者集中探讨湖南人，后者比较了江浙与岭南。这些探讨都希望中國文化能够走出中世纪，开演出新的气象。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中國人选择伺种姿态与语言，建构中國文化的理性与实践。
中國自晚清以来，追求进入现代民旗國家，实际上是源自欧洲的一场现代世界性运动，今天还在延续，而且需要接受启蒙与启蒙反思的双重影响。中國文化如何从边缘状态成为影响中國真实生活的思想资源，还需要探讨。
近百年，从魏源、王凯运到曾國藩、左宗棠，再到谭嗣同、扬度和童士钊，时势与时运，國势与國运，功利与教化，在湖湘学派都曾经有过大开大合的探讨。
“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
今天，湖湘、岭南乃至江浙是作为学问用来探讨呢?还是可以推陈出新?看待本民族近代文化史，中國人需要长期的定力与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