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诗歌浩如烟海，2012年出版的《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1]收入有史以来的1500多首诗歌，只是少数民族诗歌的零头。2016年出版的高校教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诗歌卷》[2]因受到课堂教学的框定，只能够收入1000首左右。而整个诗歌包括民间诗歌的总量，着实惊人。例如，清代壮族大诗人冯敏昌（1746—1806），诗集多达20卷2200多首诗，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诗歌卷》只能收入三首，只及千分之一。少数民族的诗歌，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奥秘，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使中国的文学宝库异彩纷呈，并负载着中国文学与周边国家文学交流的媒介功能。
中华文化板块结构中的民族诗歌
中华文化是由四大板块构成的，它们是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包括黄河中游文化区、黄河下游文化区）、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自东及西包括东北满——通古斯语族民族文化区、内蒙古草原蒙古语族民族文化区、西北突厥语族民族文化区）、西南藏缅语族民族高原农牧文化区（包括青藏高原文化区、四川盆地文化区、云贵高原文化区）、江南稻作文化区（包括长江中游文化区、长江下游文化区、闽台文化区、华南文化区）。中原文化圈是汉族文化圈，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原文化圈对周围产生强大的辐射，使其不断扩大。在清初走关东风潮中，东北文化区的松辽平原已经成为中原文化圈的组成部分。蜀汉以后，四川文化区和云贵高原文化区的平壩已经成为汉文化的延伸部分；在江南，战国时期楚国灭了越国之后，经过汉代的三次移民，东夷越人绝大部分已经加入汉族，只有壮侗语族民族和苗瑶语族民族尚保持传统文化。但江南越人尚顽强地保留部分文化元素，如汉语粤方言、吴方言、闽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都在原越人分布地区。
中原文化圈是汉族生息繁衍地域，创造了以律诗为主体的楚辞、骈赋、乐府、七律、七绝、宋词，美轮美奂，绝妙异常，使中国成为诗的国度，对少数民族诗歌产生了持续而强烈的影响，许多民族诗人也学会用汉语文吟诗作赋，篇章蕃阜。
阿尔泰语系民族分布的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分布的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民族分布的江南稻作文化圈，呈匚形环绕在中原文化圈的北部、西部和南部，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诗歌。少数民族诗歌生长在边缘文化的林海、沙洲、高原、水域，有着独特的神韵，是中华诗的王国重要的组成部分，使中国诗歌结构完整，色彩斑斓多姿。
民族诗歌拓展了诗歌的历史文化容量
少数民族诗歌的题材多元，内涵深厚，它们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的。第一个层次是本民族生活题材，这是主体层次。在东北文化区，历史上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赫哲族的祖先长期驰骋在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茫茫的林海里，和冰天雪地、猛兽拼搏，森林狩猎的题材灌满了他们的文学，诗歌里活跃着森林英雄莫日根，和他作对的是凶恶的森林恶魔莽盖。在达斡尔族的民间文学里，有打狐狸的莫日根、丢猎鹰的莫日根、雪林莫日根、呼兰索姆莫日根……他们是民间长诗的主角。转到内蒙古漠南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和白云一样的羊群作伴的，是辽阔草原上屡屡出没的苍狼。草原英雄的骏马铁蹄曾经踏到中欧，要不是窝阔台谢世，欧洲也俯伏在蒙古人的弯刀下。西北不同，这里瀚海茫茫，风沙弥漫，最宝贵的地方是沙漠里的绿洲，而绿洲何其稀少，成了各氏族部落为生存必须拼搏的地方。北方文化圈的大量英雄史诗，就这样产生在森林、草原、沙洲、沼泽、干旱、风沙、冰封、万里雪飘的情境里。转到西南文化圈，这里地势处于我国的第一、二阶梯，海拔几千到八千多米，地形被切割得支离破碎，高山林立，高低错落，造成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地势，民族间交往不易，孕育了民族众多的藏缅语族民族。开辟高原农牧的艰难，促成了创世史诗的繁荣。江南汉族和壮侗语族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的民族，贡献极大，至今世界上大半民族以大米为主食，得益于水稻人工栽培。江南汉族、壮侗语族民族、苗瑶语族民族从先民开始，就沐浴在稻作文化里，稻作文化决定了壮侗语族民族诗歌的走向。总的来说，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历史进程，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生活习俗，使得少数民族诗歌题材非常广泛。以社会发展而言，我们在少数民族的诗歌里，强烈感受到原始制、奴隶制、封建制、半封建半殖民地不同社会制度的进程，领主制在华南和在西藏形态很不相同。第一个层次的题材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第二个层次是汉族题材。由于汉族人口众多，典籍汗牛充栋，文学艺术发达，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穿透力，加诸在不同文化圈、文化区之间大杂居小聚居，少数民族耳濡目染，受到汉文学的普遍影响，广泛吸收汉族题材。如壮族就将二十四孝改编为24部长诗。“这些长诗的题材，有的来自汉族的正史和野史，有的来自汉族民间故事传说，有的来自汉族的民间戏剧，有的来自道教的经典，有的来自汉族的古典小说、公案小说、言情小说。”“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是中华文苑中一丛奇葩，是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汉文化对少数民族辐射的产物，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硕果，在中华文坛中熠熠生辉。”[3]以上指的是民族民间长诗，而在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汉文诗词里，也吸收了很多汉族题材。
第三个层次是引进外国题材，主要是邻国。比如，在东北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作品里，有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题材，在哈尔滨一带流传的白俄罗斯故事很多。中国朝鲜族文学与朝鲜半岛文学的交流就更加难舍难分。日本题材在东北也有影响。
中国民族诗歌中吸收邻国题材最多的是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突厥语族民族的诗歌，新疆突厥语族民族产生了大量的作家叙事长诗。查阅新疆的各族叙事长诗题材，一直到清代维吾尔族诗人尼扎里（1776—1851）以现实生活的悲剧创作叙事长诗《热碧亚与赛丁》，才终止了新疆突厥语族民族叙事长诗题材多来自南亚、中亚和阿拉伯的传统。以《维吾尔文学史》为例，公元一世纪时，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大翻译家僧古萨里就开始了佛教经文的翻译，库车人鸠摩罗什（344—413）继其后，他与后来的真谛、玄奘被称为佛教三大翻译家。他们的翻译一直对维吾尔诗歌产生影响，直到唐代维吾尔族改信伊斯兰教才终止。3—9世纪的鄂尔浑时代的维吾尔族诗歌，题材为佛教和来自伊朗（波斯）的摩尼教所左右。在英雄史诗时代，史诗《阿勒普·艾尔·通阿》题材也来自10世纪波斯巨著《列王传》。伊斯兰教在新疆站稳脚跟以后，新疆突厥语族民族叙事长诗题材为中亚和阿拉伯题材所取代。如喀喇汗王朝时期（公元850年—1212年），大诗人法拉比（870—950）留下的119部长诗，相当一部分就取材于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这期间产生的巨著《福乐智慧》“，借鉴波斯——阿拉伯文学创作经验”[4]，13世纪末的大诗人花喇子米，创作了维吾尔族的第一部叙事长诗《爱情篇》，取材于中亚，当时这一带是由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金帐汗国统治，这部长诗被认为是“冒险的尝试和大胆的突破”[5]。此后一发而不可收。被联合国定为世界文化名人的纳瓦依（1441—1501），他的11560行叙事诗《帕尔哈特与希琳》，叙述的是秦国王子帕尔哈特与亚美尼亚公主希琳的爱情悲剧，它脱胎于波斯的古典长诗《霍思罗与希琳》，但诗人对原作做了大胆的改动，使其主题更加鲜明。纳瓦依的《四卷诗集》和《五卷诗集》，很多题材都来自中亚和西亚。类似题材在新疆突厥语族民族的诗歌创作中，还可以举出很多。
在西南地区，藏传佛教源于印度，因而藏族传统诗歌中引入了大量的印度佛教题材。在敦煌古代藏文写卷中，早期的赞普传略题材还回旋在贵族争斗的民族社会生活中。但到了赤松德赞在位（755—797）时，派名臣巴·塞囊前往印度迎请寂护到藏族地区传播佛法，佛教开始传入藏族地区。在巴·塞囊著名的代表作《巴协》里，除了抒写赤德祖赞和金城公主联姻，大量写的是佛教在雪域的传播过程，反映了民族苯波教与外来佛教的争斗，佛教内部顿悟派与渐悟派的争斗。直到反对佛教最激烈的大臣尚赤·陶杰唐拉巴“背脊开裂而死”，觉若·结桑杰贡“干成团而死”[6]，玛降被诓骗捂死在空坟里，佛教终于取得了统治地位。自此散韵结合体藏族诗歌，大量引进佛教题材，以至于有一种观点认为，藏族的传统文学实为佛教文学。藏族有不少哲理著作，如《国王修身论》《卡切帕鲁训诫》《水树格言》《教诫集》等，都是格言长诗。其中不少题材都来自佛教，宣扬的是佛旨。如《水树格言》，作者是个活佛，诗中从“六道轮回”开始大量宣扬佛教观点：“在这五光十色的轮回里，一切事物都没有意义；那鲜嫩的芭蕉干，从头到尾都‘不实在’”。[7]《教诫集》的六个部分，全部都在阐明“教诫”。《藏族文学史》评论：“既然这些作家又是佛教徒……作品中必然弥漫着浓郁的佛教思想，宣传‘人生的苦海’、‘人生无常’等消极人生观。”[8]但这些格言诗吸纳了很多民族民间历史经验，有许多精彩的人生警示格言。更有意思的是，对藏族诗歌长期起指导作用的理论著作《诗镜》，原作者是公元前二世纪印度人檀丁，翻译成藏文以后，在藏族地区广泛流传，经过多次改编而成为藏族诗歌的指导性理论著作。
傣族由于信仰小乘佛教，其500部叙事诗中，也有部分题材来自印度佛教的佛本生故事，如《罗摩衍那》也被改编成傣族史诗《兰嘎西贺》。
从以上三个层次可以看出，民族史诗的题材来源有内有外，比汉族题材要广泛得多。汉族题材大抵环绕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民族诗歌则远远突破这个框架，内涵丰富，外延伸展，保存了许多民族文化传统，成为民族历史文化的府库。
民族诗歌蕴含各民族浓郁的民族情结
结构多姿
在语言结构上，由于民族诗歌生长的土壤不同，诗词所用的语言五彩缤纷。一般而言，民族民间文学和民族文字作家文学是用方言或次方言创作的，据初步统计，少数民族的方言土语多达几百个，55个少数民族及其祖先的诗歌作品结构令人目不暇接。此外，西北地区古代诗人常用境外的波斯文、阿拉伯文进行创作。
体裁结构多样，民族诗人创作的汉语格律诗，遵循汉文学的规律。民族文字创作的诗歌，则遵循民族诗歌规律。如藏族的鲁体、年阿体，维吾尔族的阿鲁孜、格则勒，壮侗语族各族的“勒脚体”，苗族的复沓等。民族民间散歌浩如烟海，民间长诗发达，弥补了汉族长诗的短缺。民族民间有三个长诗带，这就是北方文化圈的英雄史诗带，仅蒙古族就有300多部；西南高原文化圈是创世史诗带；华南文化区到云贵高原文化区东南部，壮侗语族民族和苗瑶语族民族地区是叙事长诗带，壮族的叙事诗超过1000部，傣族500多部，表达了稻作民族的细腻心理和柔情。民间长诗类型多达十种，这就是创世史诗、英雄史诗、民间叙事诗、抒情长诗、信歌、哲理长诗、套歌、文论长诗、宗教经诗、择偶长诗。
至于篇章结构，各民族都不相同。民歌最小单元为首，长诗由若干首组成。每首的行数各民族都不一样，在具体结构上，各有不同，如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民族哈萨克族诗歌，其诗行无法以“言”计，只能计其音节，也就是音节结构。由音节构成音步，由音步构成诗行，由行构成诗段，最短一段2行、4行，最多的十多行。[9]
韵律多样
少数民族诗歌由于使用的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语族和语支，又有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诗歌格式，因而形成了许多异于汉语格律诗的押韵方式，大大丰富了中华诗坛的韵律。与汉族诗词相比，少数民族诗歌的格律多达20多种，就目前所归纳，主要有头韵、颈韵、押韵、同行首尾韵、尾韵、首尾连环韵、尾颈韵、腰脚韵、回环韵、复合韵、押调、串珠连等方式。
艺术手法多样
中国是诗的国度，特别讲究艺术手法，少数民族诗歌也不例外。古人主张“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10]又云“予谓其大纲，则不出情景二字”。[11]少数民族诗歌依景缘情，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感受和意境。
完颜亮（1122—1161）咏雪的《念奴娇》写道：“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颠狂，素鳞猖獗，掣断珍珠索。玉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谁念万里江山，征夫僵立，缟带沾旗脚。色映戈矛，光摇剑戟，杀气横戎幕。貔虎豪雄，偏裨英勇，共与谈兵略。须拼一醉，看取碧空寥廓。”上阕写飞雪却不似飞雪，倒像是寰宇一场大战；下阕写人，以大雪为铺垫，衬托出豪雄征夫的气概，他们雪里僵立，却依然“杀气横戎幕”，这是何等豪迈！全诗突发奇想，词语冷峻，恣肆铺张，意境雄阔高迈，有气吞山河之势。
《敕勒川》营造的是茫茫无边、空阔高远的草原壮美意境，这只有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圈的诗人才写得出来。对比稻作文化圈，意境就偏于柔美，“风吹云动天不动，水推岸移船不移。刀砍莲藕丝不断，我俩明丢暗不丢”。歌仙刘三姐的这首歌，营造的是江南山青水秀柔美的意境。西南高原文化圈营造的意境，又比江南文化圈冷峻一些，如宗喀巴形容的观音，虽然有“少女轻盈的腰肢微微向左倾斜，玉立莲台上向右神韵庄严绰约”的描绘，但她“左边斜挂着柔软驯兽皮的腋绶，乌黑发辫犹如蜜蜂，脸似那皓月”，这是异于江南文化圈的。总之，少数民族诗歌的意境与各文化圈的自然环境和民族生活密切相关，其中融合着民族的情感，因而意境显出五彩缤纷的意象。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诗歌题材广泛，内涵深厚；结构多姿，异彩纷呈；其鲜明的民族特点和艺术特征，蕴含着各民族丰富的民族情结和久远的历史曲折进程，是研究民族历史不可或缺的瑰宝，是中华诗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诗歌与中华主流诗歌一起，汇成了中华诗坛雄浑的交响曲，显示出诗的国度的万般气象，使中国的诗歌园地焕发出无穷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梁庭望：《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2]梁庭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诗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3]梁庭望：《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总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
[4]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主编：《维吾尔文学史》第242页，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
[5]同上书第313页。
[6]马学良、恰白·次旦平措、佟锦华：《藏族文学史》第142—143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7]马学良、恰白·次旦平措、佟锦华：《藏族文学史》第762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8]马学良、恰白·次旦平措、佟锦华：《藏族文学史》第173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9]毕桪：《哈萨克民间文学探微》第185—197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
[10]明·谢榛：《四溟诗话》。
[11]清·李渔：《闲情偶寄》。
（作者梁庭望系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作者，获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大师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