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高梁》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的代表作，浓墨重彩的“民间叙事”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其主要体现在莫言对酒神精神的书写和叙事语言等方面。
关键词：莫言；民间叙事；酒神；象征色；民间文化
《红高梁》具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彰显出作者莫言作为一个民间文化浸洇者和承传者所具有的执着的民间立场、诡异而锐利的民间思维和朴素而由情率性的民间情感[1]。本文结合民间文学理论，从“民间叙事”的角度拟对小说《红高梁》进行探究。
酒神精神的歌颂
民间叙事中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作品中人物形象与相关文化因素的探求有助于挖掘文本的深层意蕴。诺斯洛普·弗莱指出：“原型”是指在文学中反复使用并因此而具有了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2]小说《红高梁》中，莫言透过情节、隐喻和象征等手段揭示了余占鳌等人物形象的“酒神”原型。
《红高梁》叙述了山东高密东北乡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程，以及“我”爷爷余占鳌与“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余占鳌是一个“土匪”出身的抗日者，无论当轿夫、退劫匪还是打日本，他都一马当先，身上洋溢着一股无所畏惧的霸气。戴凤莲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中温柔善良的农村女性形象，她充满野性与生命强力，蔑视清规戒律，勇于追求个人幸福和爱情。
酒神即狄奥尼索斯，在希腊神话中为葡萄树和葡萄酒之神。酒神的象征来自希腊酒神祭，在此种秘仪上，人们打破一切禁忌，狂饮滥醉、放纵性欲。尼采认为，这是为了追求一种解除个体化束缚，复归原始自然的体验。[3]所谓“酒神精神”，就是指“人们以原始本能的放纵化入忘我之境，在歌舞酣醉的迷狂中忘记人生的苦难，求得人生的解脱”[4]，这也是一种审美情趣和人生态度，但与日神精神却是相对的。
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我父亲可以说是秉领天地精华而孕育，是痛苦与狂欢的结晶。[5]70
红高粱世界中的民间道德的核心，是自然世界的法则，生命的强力是这里惟一的领舞者。[6]在高粱地里野合的“我”奶奶和爷爷打破伦理禁忌，放纵性欲，所追求的正是一种解除束缚从而复归自然的体验，“痛苦与狂欢”恰是酒神的特点。小说中，作者还描写了爷爷和乡亲父老同日本鬼子的血腥战斗，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他们健康强壮的体魄和敢爱敢恨的气魄，既杀人放火又精忠报国的“红高粱家族”对生命强力的追崇与实践体现出了酒神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变成了真正的英雄。
叙事语言的驾驭
小说《红高粱》在“象征色”与俚语的运用上，既显示出作者莫言对叙事语言的高超的驾驭能力，又具有独特的民间叙事特质。
一、“红色”的运用
莫言能将抽象的概念、难以言传的情绪与感受凝聚为一种具体的色，这种技巧称为“象征色”[7]，象征色作为视觉表象的信号而被作家广泛运用于文学语言中，用以描绘对象的某种特征，从而实现其指称功能。“红色”在民间文化中具有热烈、力量、喜庆等丰富语义，莫言的重要作品如《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红蝗》等书名都含有“红”，红色正是莫言小说的主要象征色。
作品开篇不久，莫言对“高粱红”浓墨重彩的描绘就为作品的整体氛围定下基调：
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5]2
在作品末尾，“夕阳”、“火”、“满河血一样的黑水”和“遍野血一样的红高粱”等“红色”意象，配以“黑”的对比，更是将血腥战斗后的壮烈景象渲染到了极致：
夕阳西下。汽车烧毕，只剩下几具乌黑的框架，胶皮轱辘烧出的臭气令人窒息。那两辆未着火的汽车一前一后封锁着大桥。满河血一样的黑水，遍野血一样的红高粱。[5]81-82
莫言有意通过色彩去表达一种情绪与感受，最典型的就是用红高粱、鲜血等象征色词语作暗示唤起读者内心的感受。在整部《红高粱》的写景与叙事中，有关红色的色彩词语贯穿其中，成为文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表现手段。
二、俚语的运用
俚语是流传于人民群众口头的，不甚文雅甚至粗俗的比较固定的用语单位。[8]俚语承载了作者从儿时就积累起来的对周围世界的情感体验，促进形成了作者的独特语感。《红高粱》中具有地方性、审丑性等特点的俚语赋予了文本真实、原生态的叙事语言。
“不吱声？颠！颠不出她的话就颠出她的尿！”……轿夫们的话更加粗野了，他们有的骂我曾外祖父是个见钱眼开的小人，有的说鲜花插到牛粪上，有的说单扁郎是个流白脓淌黄水的麻风病人……[5]42-43
父亲得到余司令的允许，退到高粱地里，费劲撒出一泡红高粱颜色、烧灼得鸡头热辣辣发痛的尿。这时他感到轻松多了。[5]62
“颠出尿”、“鲜花插到牛粪上”、“撒出”、“鸡头”等诸如此类的描写在文中俯拾皆是，它们表现了莫言对现实的特殊思考，揭示了人性本质，具有深刻的象征意蕴。
综上所述，在小说《红高梁》中，莫言调动了自身丰富的民间文化积累与乡村生活经验，以及蕴含其中的原始思维，将一首壮丽的生存之诗鲜活地书写出来，与“红高粱”有关的民间表达正是酒神精神和生命强力的象征；巧妙融合象征色与俚语特点的叙事语言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1]王金胜.民间文化与莫言小说的传奇性[J].文艺争鸣，2004（06）
[2]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
[3]（德）尼采，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A].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
[4]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24
[5]莫言.红高粱[A].莫言精选集[M].2版.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6]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J].当代作家评论，2003（02）
[7]江南.漫议莫言的修辞追求[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08（04）
[8]张雪梅.俚语新论[J].辽东学院学报，2010（06）
作者简介：孙旭（1990——）男，江苏徐州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