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特征在特定时空上的反映，所以要从“面向事情本身”的思维方式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几个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要中国化以及怎样“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化”的理论样态是什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几个问题
［中图分类号］Ｂ0－0［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16－03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与历史时空这一特定现实境遇相关的，而且是同实践的发展逻辑相伴随的，面对“事情”本身的哲学思考方式。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现实使命而言，只有在时空区域的本土化转型中方能彰显自身的生命力与时代性的价值。正是在这一现实的维度与视域里，才能切中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髓。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中国当代哲学界的主导理论形态和成果，同时也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取得的现实成果为绩效的。它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阶段性胜利，并在当代的社会实践中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丰硕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基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主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一标准和精神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活的灵魂。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或理论，它移植中国文化土壤中在“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一、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特征在特定时空上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面向事情本身”的思维方式出发解决了一些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当时当下的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它自身也要有一个发展问题，而发展本身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民族中需要被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具备的四个特征：一是面对事情本身，二是强调时代精神的表达，三是特定时空性，四是需要不断被本土化，或者说这四个特征概括为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性和建构性，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不断深化的过程。所以，从一般的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得出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纲领，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个理解给人感觉有政治化倾向。“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问题的伟大实践过程及其成就，就是一本打开了的、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这本书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1］目前，这个“实践版本”也受到了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不要参与政治问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避免“政治化”，不能成为政治诠释的工具，目的在于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独立性”。与之相反，另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面对中国现实，尤其是中国的政治现实，不能成为书斋中的哲学家的窃窃私语和情感的发泄，在“化”的过程中要摆脱其“学院化”的倾向，走出“为体系而体系的误区”和“为知识而知识的误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命题的“理论和现实”之争，一些人力图超越上述对命题的理解，走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道路，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要有“现实眼光”和“学术视野”，也要有“政治立场”；既要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又要有清醒理性态度。这种“结合论”在目前虽然是一种大家极力推行的，但它自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化的形态，它应是中国现实问题在哲学上的理论表达，这种“结合论”的理论样态还是模糊不清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马克思哲学是现实性哲学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现实性问题结合起来。基于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和现实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呈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建构中国形态和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保持理论性，又要坚持现实性。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难以界定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对当今时代的共同问题难以形成共识，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难以以哲学理论形态洞察到中国当今时代的共同问题。其实，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方式转化为中国本土的现实性成果以及对这一现实性成果的理论阐释。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要“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要中国化，这基于它仍然是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哲学理论，这个理论至少在特定时代里解决了时代性问题，一个“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最初的中国化时确实解决了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当前它仍是解决时代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被边缘化了，同时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失去了“话语权”，通俗地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样态不能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生活问题，或者反方向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能准确地表达中国现实生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要中国化，是由于我们现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之间有了一定的距离，已经无法对现实生活世界提供充分的解释，”［3］为什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为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合理的理论阐释和解释，或者说为什么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能表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呢？概括地讲，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能“切中”中国现实问题或中国现实问题不能提升为哲学理论形态以说服人。从理论的表达意义来说，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不够“彻底”，“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的动机除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外，另外一个根本的动机在于形成具有中国“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克服照抄照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不良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再完美也只是西方现实生活历史阶段的产物，直接移植到中国文化和现实生活土壤中，如果不被中国文化和现实生活“化”的话，很难在中国当代语境下成长起来并结出果实来。正是基于这个动机，一些学者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活的灵魂“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里存在一个误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怎样体现“时代性”问题，即“普适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理论文化样态，它的“普适性”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国家“民族”样态才能体现出它的真实性，离开“民族性”的“普适性”只是一个理想的“价值悬设”，永远是一个“空中楼阁”。为什么不能把“普适性”和“民族性”有机的结合呢，原因可能是多种的，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仍然停留在“两级对立的二元”的思维方式框架内或者仍受“二元”思维方式的左右。从全球文化整体样态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就是世界文化样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中国的现实生活问题在中国理论上的升华，因此，其本身就蕴含着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时代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中国化”才能形成合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指导中国现实生活。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哲学界的学者各献其计，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有之；倡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之；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有之。单纯的“结合论”虽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趋势，但是它只是在浅层次上的“中国化”，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因为这种“结合论”不能清楚地给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轮廓。然而，“结合论”者从哲学不能单纯的“为体系而体系”出发来维护这种结合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其实这涉及到“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不要“理论体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犹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样没有既定的模式可以遵循，但它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还必须呈现出其理论体系以“彻底的”的形态去说服人。正是出于此目的，有人提出用“创建论”去超越“结合论”，并认为“‘创建论’是在现时代立足中国社会‘向前看’、以建设和创新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取向”。［4］“创建论”的目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往深层次发展，形成具有当代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且不把这个“未来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既成的理论样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论”的优点在于力图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成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建构的过程。但是，“创建论”并没有明确地给世人指出“怎样”创建以及创建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样态是什么，这和“结合论”同样不能清楚地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样态。当然，我们不是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固定化为一个僵死的理论体系。其实，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理论体系”问题，而是能不能形成当前所谓的彻底的“理论体系”，然后才有可能随着时代的深入发展去超越这个“理论体系”的问题。在生成和构建的“创建论”的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倡导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统一：即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敛型、和谐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张型、自由价值取向糅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要体现哲学理论的韵味而且也要彰显中国现时代问题；不仅体现着中国的时代精神而且中国的时代精神也蕴含着世界的时代精神；不仅是精英层次的文化生活而且更是大众的文化生活。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以理论化的知识为载体，同时又超越了这个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是相伴产生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中国化必然涉及了“化”的方法。一种方法是一些学者极力主张的方法即“解释学”的方法，从解释学的理论意义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解释、理解和应用”，而且这种理解附加了中国特色、时代气息等因素。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见解和主张，归结起来不外两类：一个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个是回归现实生活意义上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哪一类都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采纳了解释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样态要与中国传统文化实行对话的前提，是我们不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了如指掌，也应该精通马克思哲学文本，只有这样才能有对话的资格和由对话达成共识的结果，用解释学的话语说，才能有真正的“视界融合”。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了目前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热”，也形成了一定的“视界融合”的理论成果，如，《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等类似的理论著作，虽然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但蜂拥而至之后对其进行反思发现把握“回归文本”的现实意义又是非常困难的，即“文本”研究与现实意义之间仍然处在两级分离的状态。从这个角度说，解释者与文本的“视界融合”更多的倾向于个人主观性，这使得“回归文本”主体间性很难形成，虽然解释学者伽达默尔倡导“偏见”的合理性，但“偏见”并不是主体的主观随意性，而且他更强调在合理“偏见”的作用下“视界融合”的“效果历史”性。从实用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就是指理论在当下的“效率或效果”。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需要解读中国传统哲学文本和马克思哲学文本，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是注重研究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正是出于此，我国学术界一些学者认为解释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维度，它超越了辩证法和现象学的方法。但是解释学作为一种西方哲学流派，它最早体现在尼采语言的“隐喻”中，中经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解释学，到伽达默尔那里已经成熟，形成了一种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果单纯地用解释学理论来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和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至少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有用西方哲学注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西解马）之嫌，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对“解释学”理论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学，其内在精髓在哪里还是一个问题。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仍应该坚持新的唯物主义或者说是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的观点真切的洞察现代性社会与问题的症结、解决方案和未来走向。
从根本上说，怎样中国化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面向事情本身，对事情本身的理解不能是断裂的，不能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本体论理论诉求，也不能是以知识论为主旨的静态观察，前者是教条主义的，后者则是缺少辩证法的；面向事情本身有表层的描述，也有主体参与的洞察，同时还有对事情本身的整体把握。中国化的基本任务是创立关于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哲学，这一哲学的实质和基本精神指向是马克思的，处理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的，得出的结论是既面对地域性的，其意义又是普遍性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化”的理论结果还有待于澄清
大家公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征是生成性和建构性的，这个特征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同时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理论样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有毛泽东思想“矛盾论”和“实践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在当前有“和谐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建构”。大家觉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不同时期的理论表现。如果说是的话，也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而非“理论版本”。“理论版本”是哲学研究者基于中国的现实生活问题在哲学层面上提炼出来的理论化的成果，它像一束“普照光”一样关照现实生活的每个领域，而非像“实践版本”那样仅仅关注政治生活领域。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混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混淆。两者是有区别的，从适用范围宽广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题中应有之义，前者更注重实践，后者更倾向于理论的表达。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是中国时代问题在理论层次上的表达，往更深层次上说，它是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凝聚，它的“中国化”更具有深层次的时代理论内涵，所以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一个趋同的方向，就是“化”要切中中国的实际，要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底蕴和文化韵调。但体现这种价值取向的哲学理论文化样态还是不清晰的。虽然有人想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轮廓：“在理论形态上，它应当实现普世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统一；在文化形态上，它应当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统一；在精神实质上，它应当是实现世界时代精神之精华和中国时代精神之精华的统一。”［5］但是，这与“结合论”和“创建论”一样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未来样态的“价值悬设”，而不是真正的成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或者说这个轮廓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正是由于理论提炼的还不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很多困难，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问题，创新的过程和创新的结果的模糊不清和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契合问题等等。从根本上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外在现实性维度和内在形而上维度之间的张力问题。马克思哲学作为现实性哲学内在蕴含着形而上的维度，因为马克思倡导的作为人生存的“实践活动”本身包括着形而上的指向。也就是说“人的‘形而上’追求从来都是建立在‘形而下’活动的基础之上的，离开了‘形而下’的生产活动，人的‘形而上’追求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6］这种对马克思哲学新视野的理解有利于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兼顾一方或简单统一的思维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实践活动”中同时绽放出“时代精神”。虽然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利于其“中国化”的进程，但深化和发展它还要经历漫长的路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哲学工作者个人的事业，更是全民族共同的使命，望全民族集中智慧建构一个说服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未来理论形态”。
参考文献：
［1］陈晏清，杨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Ｊ］．哲学研究，2006，（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
［3］孙伟平，张羽佳．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Ｊ］．哲学研究，2006，(6)．
［4］孙伟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从‘结合论’走向‘创建论’［Ｊ］．哲学动态，2007，(4)．
［5］袁吉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基本问题［Ｊ］．哲学研究，2007，(4)．
［6］陆杰荣，王国富．论马克思现实性哲学内在蕴涵的形而上维度［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3)．
责任编辑姚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