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致远的《汉宫秋》因其新颖的主题，鲜明的人物形象及典雅优美的意境成为昭君故事中一颗绚烂的明珠。它的主旨思想、人物形象命运、艺术特色等备受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主要对21世纪以来学界对《汉宫秋》的研究状况作一简单的梳理。
关键词：二十一世纪 《汉宫秋》 综述
《汉宫秋》因其浓郁的悲剧氛围被称为元曲四大悲剧之一，一直以来广受大众的喜爱。21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汉宫秋》的研究文章大致有100多篇。综观这100多篇文章，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其主旨思想、人物形象命运、艺术特色及比较研究几个方面。
一.关于主旨思想的研究
关于《汉宫秋》的主题思想，学者们历来评价不一，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基本上认为《汉宫秋》的主旨是借历史悲剧写人生的迷惘、困境。如王璐、乔阳和张哲《关于<汉宫秋>主题的思考》（《前沿》）认为《汉宫秋》为借古讽今之作，马致远《汉宫秋》是通过汉元帝让妻影射宋朝灭亡的原因。另有观点认为《汉宫秋》为多种主题相互融合，董琦《元杂剧<汉宫秋>主题新探》（《安阳师范学院学报》）从作品、世界、作者、读者四个角度得出《汉宫秋》的四个主题：爱情悲剧；民族矛盾；怀才不遇；人生困境。聂心蓉《从“昭君怨”到“帝王悲”——<汉宫秋>对忠奸之争模式的借用于升华》（《探索与争鸣》）指出，《汉宫秋》戏剧结构与以往的忠奸之争模式不同，在此剧中，忠奸矛盾与民族矛盾只是外部冲突，戏剧真正表现的是汉元帝精神世界的内部冲突，即汉元帝的性格和命运由自满自得到失意无奈突转的过程中，汉元帝逐渐意识到个人命运被主宰，人不能为所欲为，爱其所爱的人生悲剧。胡小成《马致远<汉宫秋>主题辨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通过联系马致远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悲惨遭遇，即元蒙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和知识分子歧视政策以及求取功名屡屡碰壁的境遇，将王昭君外化为人间一切可拥有的美好，得出结论，《汉宫秋》的表面上是写汉元帝失去爱妃的迷惘、愤恨和痛苦，实际上是抒发自己的理想被粉碎、迷失了人生坐标后困惑与绝望的情绪。很明显，胡小成的观点突出了戏剧中包含的时代背景及作者个人经历，这种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任何作品都无法摆脱社会现实及作者人生经历对其的影响，《汉宫秋》也深深打上了时代背景及作者经历的烙印。学术界对《汉宫秋》的主题的定位产生分歧，除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外，根本原因在于《汉宫秋》是马致远对昭君出塞故事的改编，历史上昭君出塞便是为了调和矛盾，而马致远的改编，很容易便让读者将其主题思想定义为政治或爱情主题，而忽略其人生层面上的思想价值。
二.关于人物形象及命运的研究
学界对《汉宫秋》中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元帝与王昭君身上。汉元帝被普遍认为是懦弱无能的皇帝，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张丽波、高霞《汉元帝形象改造原因分析》（《前沿》）认为汉元帝是一个毫无君主威严，面对民族压迫无能为力的弱者，并分析了马致远之所以将汉元帝塑造成这样一个悲剧形象，主要是借汉元帝之口表达自己对民族压迫、知识分子歧视政策的悲痛及自身郁郁不得志的愤恨。李中合《简论<汉宫秋>的悲剧主人公及其意蕴》（《陕西教育学院学报》）指出《汉宫秋》借元帝和昭君的爱情悲剧，旨在道破一代帝王的耻辱与悲哀、昏庸与无能，批判其政治上的失败。这些观点基本上都符合汉元帝的形象。
王昭君的形象命运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大部分认为昭君是一个可被称赞的角色。关秀娇《对男权挤压的悲剧性超越——论<汉宫秋>昭君之死》（《戏剧文学》）通过描写昭君的女性意识由不自觉到自觉觉醒的过程，从而得出昭君是一个敢于挑战男权的可敬女性。昭君从容奔赴黑江，结束了男权对女色的争夺，是她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丧失后的一种抗争，是对男权世界的一种抗争与挑战，虽然结局悲壮，却是她的可敬之处。这种评价实际上拔高了王昭君的形象，王昭君生活于元末，此时正是儒学与程朱理学推行顺畅的时候，思想界并未出现个性解放的思潮，因此，王昭君的赴死也许仅仅只是表示对汉元帝的从一而终或者对未来命运的担忧。张洁《无尽红尘烟尘里——浅析<汉宫秋>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意义》（《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和丁祥《<汉宫秋>：从史卷到舞台解读王昭君》（《厦门教育学院学报》）则依据《汉宫秋》中汉弱胡强的时代背景，将王昭君定义为舍生取义和具有民族气节的烈女，此种见解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时代背景及王昭君个人的性格。
三.关于艺术特色的研究
《汉宫秋》的艺术特色主要集中于其戏剧结构、审美意境上。学界对其艺术特色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这两个方面。
学界普遍认为《汉宫秋》的戏剧结构主要是采用抒情的笔调营造浓郁的悲情效果。虞江芙《从<汉宫秋>看元杂剧结构的音乐性特征》（《探索与争鸣》）指出《汉宫秋》并不重视叙事结构，而主要采用的音乐手段表情达意，它采用整整二分之一的抒情篇幅来描摹汉元帝的内心的悲痛，而抒发汉元帝悲痛情感的则是戏剧中的几大唱词优美的套曲。贾学清《<汉宫秋>悲剧的舞台性品鉴》（《戏剧文学》）指出，马致远在正义与非正义的冲突中刻画王昭君的悲剧形象，并且交替使用直接抒情与间接抒情强化悲剧氛围，创造性地使用幻景、错觉、梦境以达到戏剧的悲剧效果。以上见解实则都认为《汉宫秋》并不仅仅是一则叙事戏剧，更应是一则抒情戏剧，这种见解是从文本的内容分布得出的结论，比较符合实际。
《汉宫秋》审美意境的营造，学界普遍比较关注戏剧中的“孤雁”意象。彭红卫《孤雁意象与<汉宫秋>的审美情思》（《探索与争鸣》）指出孤雁是相对于群雁而言的，它是卓尔不群的士人独立意识与自由精神的象征，孤雁哀鸣是对回归群体的渴望，是士人寻求社会接纳的象征，戏剧依托孤雁意象，主要指古代知识分子在进与退中无法驾驭自身命运的漂泊无依宿命。程平、许爱凤《<汉宫秋>中孤雁意象的悲剧意蕴》（《武汉科技学院学报》）的研究思路与彭红卫的基本一致。以上学者对孤雁的解读不仅依据了孤雁本身的审美内涵，并且能够结合戏剧的主题思想，分析细致、深刻。
四.比较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汉宫秋》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将其与历代昭君故事、《梧桐雨》及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将《汉宫秋》与历代昭君故事对比，我们都可看出《汉宫秋》是一部具有时代及现实意义的佳作。吕海清《<汉宫秋>与历代昭君戏的比较》（《青海大学师范学院学报》）中将历代的昭君戏进行的概述，如《乐府诗集》中的《昭君怨》、西晋石崇《王明君》、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中的《王蔷》、郭沫若的《王昭君》、曹禺的《王昭君》及苗兆秀的《昭君行》，进而指出马致远《汉宫秋》的独到之处，即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改编，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歌颂昭君的爱国之举。吕海清通过联系时代背景及具体故事情节从而得出《汉宫秋》的独特主题，这是分析文学作品必不可少的规律。
第二种研究方法是将《汉宫秋》与同样描写皇帝与妃子爱情悲剧的《梧桐雨》进行对比，从而得出《汉宫秋》的独特魅力。崔彩红《<梧桐雨>和<汉宫秋>的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从描写向度与风格上对《汉宫秋》和《梧桐雨》进行比较。在描写向度上，《梧桐雨》写唐明皇的重情任性导致他和爱妃的悲剧及其国家的衰败，侧重对个人欲望的反思，而《汉宫秋》则是写弱国之君“不自由”，侧重的是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悲观主义倾向。在风格上，相对于《梧桐雨》的失意伤感，《汉宫秋》更多了一份愤恨和不平。因此，崔彩红认为《汉宫秋》开哲理悲剧之先声。张惠民《汉宫唐苑秋雨梧桐——也谈<梧桐雨>、<汉宫秋>》（《文学评论》）主要从三个方面谈了两部作品的相似性：产生于血泪交迸的时代，表达作者以古写今的思想；借爱情悲剧写国家兴亡、胡汉矛盾、人生无奈；以叙事的框架写成的抒情长诗。无论是《汉宫秋》与《梧桐雨》做相似点的比较还是不同点的比较，上述学者都能联系时代及具体故事情节，做实事求是的分析。
将《汉宫秋》与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对比，我们可认识到中国古代的文学与外国文学所具有的审美倾向及其所反映的各自的文学观念、社会文化、政治观念等，《汉宫秋》体现了中国浓厚的封建君权意识和群体意识对人物个性的抹杀。楚歌《对中法古典悲剧中人物个体意识的思考——以<勃里塔尼古斯>与<汉宫秋>中的君臣冲突为例》（《长春教育学院学报》）将两部悲剧中的君臣矛盾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中国的《汉宫秋》中作品的整体性胜过个体的复杂性，除主要人物，其他人性格基本脸谱化，而法国的《勃里塔尼斯》则突现出人性内部的挣扎和强烈的自我意识。李新灿<君权·人权·女权——<伊利亚特>、<汉宫秋>别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汉宫秋》从君权、人权和女权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得出与《伊利亚特》中的阿伽门农相比，《汉宫秋》中的汉元帝掌握着更加绝对的“君权”，两个作品都存在着“女权”缺位的现象。以上学者的比较分析，能够切入到中国与外国传统文化的差异，是一个亮点，值得借鉴。
以上展示的成果显示了近15年来学术界对《汉宫秋》的热切关注及取得的显著成果，学者们对《汉宫秋》的研究涉及到作品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思路、方法、侧重点也越来越多，得出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这充分说明《汉宫秋》是一部值得研究的作品，也是一个可以出成果的作品。
参考文献
[1]李中合.简论《汉宫秋》的悲剧主人公及其意蕴[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09）
[2]胡小成.马致远《汉宫秋》主题辨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4）
[3]彭红卫.孤雁意象：解读《汉宫秋》深层意蕴的符码[J].三峡文化研究丛刊，2003，（04）
[4]崔彩虹.《梧桐雨》和《汉宫秋》的比较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1）
[5]李新灿.君权·人权·女权——《伊利亚特》、《汉宫秋》别解[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0）
（作者介绍：余俊，湖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