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已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能源政策体系和多元化的能源政策目标，其中新能源开发类政策、节能类政策以及传统能源转型类政策作为三类较为主要的能源政策，分别对应能源领域开源、节流与转型的政策目标。为探明三类能源政策作用工业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力、政策时效性以及政策覆盖面，本文选取单位GDP能耗作为工业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构建能源政策作用工业绿色经济发展的计量模型，由CobbDouglas生产函数，将经济结构、资本与劳动力水平、地区环境治理水平、国有能源比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在此基础上，使用31个省份2007年至2014年的面板数据，分区域实证检验三类能源政策以及各控制变量对中国工业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实证结果表明，各因素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下：①开源类、节流类、转型类政策都有效促进了中国工业绿色经济发展，其中开源类政策和节流类政策的政策效力较强；②开源类、节流类政策的时效性强，但开源类政策更多具有短期效果，节流类政策具有持续性，转型类政策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作用；③分区域来看，节流类具有最广的政策覆盖面，在西部地区，各类政策的起效存在一年的时滞；④环境治理对工业绿色经济发展影响显著，治污投资比对中西部工业绿色经济的影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目前的国有能源工业规模对于工业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因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推进转型类政策的合理制定，加强其政策有效性；对于西部地区，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培养有良好政策反映度的工业环境；最后，促进中国能源产业从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
关键词 ：能源政策；绿色经济；开源；节流；转型
中图分类号 F062.2；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12-0019-10 DOI：10.12062/cpre.201800711
中国的能源政策制定经历了由表及里、由单一到多元、由治标为主到标本兼治的格局变化，目前已形成了开发新能源供应、节约能源使用与促进传统能源产业转型三大主要领域并举的政策体系，分別对应中国能源领域开源、节流与转型的三类政策目标。能源领域的政策目标直接影响到中国工业绿色经济发展。三类不同的目标引出了如下问题，首先：开源类政策、节流类政策与转型类政策对于工业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力是否相同？其次，三类政策促进工业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时效性是否一致？最后，在全国不同区域内，三类能源政策对工业绿色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是否一致？回答上述问题对如何实现在工业绿色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提高能源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选取31个省份2007年至2014年的能源政策，根据政策目标将其分为开源类政策、节流类政策、转型类政策，对应促进新能源开发的政策框架、市场机制下的节能政策框架与改造传统能源的政策框架，并将这三类政策作为能源政策的核心变量，就中国能源政策对工业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进行实证研究，试图依次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缺乏工业绿色经济层面政策成效的不足。
1 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本文将以往的研究划分为绿色经济的辨析与测度、工业绿色经济发展的能源消耗、能源政策驱动的政策效力与能源政策驱动的政策时效性四方面，并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评述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主要假设。
1.1 绿色经济的辨析与测度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 2011 年的报告《迈向绿色经济》中指出，绿色经济关乎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需要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减少生态稀缺，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由于绿色经济有诸多相近的概念，有必要对绿色经济与一些相关的重要概念，如绿色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进行辨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6年出台的《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将工业绿色发展的目标定为“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资源利用水平明显提高、清洁生产水平大幅提升、绿色制造产业快速发展、绿色制造体系初步建立”等六大目标，可以看出，除了能源、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生产，即绿色经济发展的意涵外，绿色发展还包含了制造业发展和体系建立的部分。可以认为，绿色发展的内涵要大于绿色经济发展，但其中包含的产业发展及产业体系建立之外的目标，与绿色经济发展相一致，相关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点[1-3]，并侧重强调“创新”在绿色发展中的重要性[4-5]。
孙鸿烈认为，绿色经济包含“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6]。佟贺丰、杨阳等[7]从农业、森林、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城市生活垃圾、城市交通、水泥产业入手建立了绿色经济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可以看出，相较于绿色发展外的其他相近概念，绿色经济的范畴确实大于以往的“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概念，不仅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一个可持续的环保生态体系的建设，是更为综合的发展理念。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往往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两方面对绿色经济进行测度，由此构建综合性环境污染指标，常见方法有运用数据包络分析等技术核算包括环境全要素生产率[8-9]、绿色经济效率[10-13]、能源效率[14]和技术效率水平[15]等一系列绿色经济指标。也有学者直接选用能代表绿色经济某一方面发展水平的现有指标进行研究，如相关专利数[16-17]、绿色岗位和绿色交易数[18]等总量指标，或由环境和经济两类指标的比值构成的相对指标[19-20]。季铸、孙瑾等[21]则从2007年起，每年通过测算绿色GDP对绿色经济进行核算。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与世界自然基金会于2015年6月发布《面向绿色经济决策的指标工具及实证研究》一文，对现有的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进行了梳理和评估，提出了综合全面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
1.2 工业绿色经济发展的能源消耗
工业部门作为一个国家消耗能源资源的主体，其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是国家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上文所述，工业绿色发展中，除去制造业发展及绿色产业体系建设部分的意涵，基本属于绿色经济发展的范畴。工信部提出“建立健全工业绿色发展长效机制，提高绿色国际竞争力，走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发展道路，推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和谐共融，实现人与人自然和谐发展。”其绿色发展道路的内涵完全符合绿色经济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工业部门的绿色经济发展进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