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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下的新时代:历史、理论及实践

时间:2023-05-27 17:40:03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作为承载着不同角色的实践主体,不同角色系统中,其发展要务不同。从历史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既要使中华民族复兴而超越历史最高发展水平,也要通过自身实践向世人证明社会主义更具优越性和正向性,从而引领世人重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心和毅力;从理论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既要完成由“并跑”到“领跑”,增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又要扬弃生产关系中的落后因素,从而强化社会主义因素;从实践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既要立足新的国内现实规划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也要立足新的国际现状引导世界构建世界经济、政治运行体系,树立共商共建共享价值观。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9)06-0081-12

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是一种辩证科学的历史观,其目的旨在构建一种整体化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观必须将回顾往昔、立足现在、开创未来三者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将立足自身、环顾世界、纵贯古今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此判断是根据中国当下的历史坐标已经发生新位移而作出的。在新的历史坐标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内涵[2]、发展历程、发展主题、发展方位等已有学者分别对其进行了梳理和论述[3],本文旨在从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责任、理论要务及现实选择。

一、历史责任:超越、证明与重构

有学者认为,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要综合中国文明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三个线索。[4]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历史维度上承担着三个角色:文明实践主体、世界意识形态实践主体、中国意识形态实践主体。第二个角色实质是第三个角色的外延义务,且对于后者而言,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是维持自身发展所必须履行的义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由此角色系统引出的历史责任如下: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使中华民族复兴到超越历史最高发展水平。民族复兴既是自身纵向发展历史曲线描述,也是定位于不同历史坐标上的横向民族比较的结果。综合历史上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前赴后继忘我奋斗所追求的理想图景以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国家领导人的相关民族发展目标的表述,中华民族复兴的意涵之一,就是中华民族应该作出与自身体量相当的世界贡献。如毛泽东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5]邓小平也在谈发展战略时强调,如果目标顺利实现,就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6]224。

纵向看,近代之前的中华民族作出与自身体量相当的世界贡献的代表时期是唐宋时期。该时期中华民族横向总体发展水平:经济总量世界第一;政治上万国来朝;中国商品被他国民众当成奢侈品,上层当成时髦品;思想文化高度繁荣,中国思想成为他国精英阶层学习、研究乃至模仿的对象;教育科技水平领先世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基于此,可以归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一个达到和超越本民族历史上横向对比其他民族实践主体的最高发展水平的进程。

参照中华民族横向历史最高水平,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截止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90万亿元,按照全年的平均汇率计算,折合为13.6萬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总量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①,而居世界第一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20.5万亿美元②,占世界经济总量22%左右;在世界事务中,中国的话语权日渐增大;他国学习汉语的热情日渐高涨;他国人员来华学习、旅游、工作日渐增多;中国商品日渐受他国消费者青睐;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思想的关注度日益提高。这些足以表明,当今中华民族正接近历史最高发展水平。然而,“行百里者半于九十”,中华民族行于此处,国内国际压力都会更大,不进则必然会带来大退步。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只有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坚持发展,一鼓作气超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从而引领世界的发展,中华民族才能最终实现伟大复兴。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通过中国的实践向世人证明社会主义更具优越性和正向性。作为一个践行马克思主义并处于尚具有明显综合实力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本源意义即在于通过自身的实践,既向本国人民也向世界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是正确的,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一种社会形态,在实践上的确比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和正向性。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者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谈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目标和步骤时就指出:“如果达到这一步: ……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6]225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即革命转变时期、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将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并作出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7]的判断,且实现之。毛泽东进一步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8]邓小平则将不发达的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且认为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6]252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封建主义发展阶段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要完成“证明优越性和正向性”的发展要务,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必须逐步完成四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即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生产力、物质财富和文化水平积累)、革命转变时期(剥夺地主和资本家)、不发达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比较发达阶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373。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9]28“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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