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前不久问世的《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是对楚文化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作了纵向考察，那末，《楚文化志》，就是对楚文化的基本质素与丰富内涵，作了横向观照。
自五十年代以来对楚文化遗存的科学发掘，特别是从楚墓中所获得的楚器楚物，使人们对楚文化的博大规模与卓越成就，有了进一步的更新的认识。这部《楚文化志》的重要特点，就是结合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翔实考证，分门别类，连点为线，缀线成面，对构成楚文化的诸要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志形态与生活习俗，等等，既分别描述，又相互联结，而汇合成为一个历史文化整体。主编者在此书序言中，把楚文化作了两种对比，一是况之于先秦时代的其他区域文化，一是较之于同时代的古希腊文化，得出的论断是：一、东周文化的精华大半集中在楚文化里；二、楚文化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文化。在这部近三十五万字的新著中，对此作了较充分的阐说。
从《楚文化史》到《楚文化志》，有助于我们对楚文化作纵横两向的贯通认识与总体把握。自纵向观之，其主源是祝融部族集团的原始农业文化，由此出发，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滥觞期、茁长期、鼎盛期、滞缓期、转化期，其间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内在联结性，从中可窥见其所体现的文化演进规律。自横向观之，构成楚文化的六种要素是：一、青铜冶铸工艺；二、丝织工艺与刺绣工艺；三、髹漆工艺；四、老子和庄子的哲学；五、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六、美术和乐舞。本书的基本内容，就是对构成这座文化大厦的六大支柱的系统描述。同时表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始终处于不断交流的过程中，终于汇合成为全国性的水平更高的汉文化，从中也可窥见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合流轨迹。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而高度的精神文化，总是以高度的物质文化为基础。本书对楚国的农业，冶铸业，髹漆、丝织、刺绣等手工业，商业，交通，水利，城市和建筑，都有专章论列，虽因资料多寡，详略有所不同，但大体可以看出楚国赫赫扬扬雄踞南方的经济实力，从而深切认识楚文化所赖以繁荣滋长的丰饶土壤。
作为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审美观念、民俗等等，都有其独特的成就与风貌。楚地自古文风丕盛，影响深远。但是，长期以来，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与评论，可说一般还囿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界。正如张正明《楚文化史·导言》中所说：“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人们所知道的楚文化只是哲学上的老、庄和文学上的庄、骚，虽极玄妙、奇瑰之能事，终究象瓶中的无本之花。”因此，反映在《楚文化志》中近半个世纪以来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作全面研究的部分成果，使我们能从广泛的历史背景下和全面的文化系统中，认识楚国精神文明、楚人意识形态、楚地民情民俗的繁殖土壤、培育环境和成长条件。
在《楚文化志》的这类篇章中，颇不乏创新之见与点睛之笔。如《哲学》一章中，分为“楚的哲学”(phi1oso－phyofChu)与“在楚的哲学”(philo－sophyinChu)，前者是指楚人精神的哲学表现，可在楚，亦可不在楚；以学派言，则指道家。在楚的哲学，亦可不是道家，如荀况哲学。作者在本章中专论在楚的楚的哲学，限于四个代表人物，以鬻熊置于首位，次叙老聃与庄周，而以屈原殿后。他认为，鬻熊既是楚开国人物，也是楚哲学开山人物。诸如此类，颇有胆识。又如，在《文学》一章中，作者的视野，已超越传统文学史中所论列的藩篱，而扩展为先秦时代南方楚地各族人民所创造的文学，称之为楚文学，其中包括其产生的摇篮和发展的基础——远古神话，其诗歌创作的源流——楚地民歌的产生和发展，并专门论述作为楚文学过渡阶段而独具一格的创作——《老子》，最后分别探讨楚文学创作上的两座丰碑——庄周的散文与屈原的诗歌，这样构成楚文学的独立体系，可说是别开生面的。
自“五四”以来，在对楚辞与屈原的研究中，借助西方的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神话学、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潮，特别是近年来利用大量楚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研究的丰硕成果，从而视野开廓，观念更新，有所进展或突破。海内外研究楚辞的学者还提出，人类文化是一个广袤的大系统，子系统和系统诸元素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制约，中国上古文化与楚文化亦非例外。他们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包括楚境)是太平洋文化的发祥地，而《楚辞》则是环太平洋文化区中唯一有充足可靠，古老而高级的文字材料的文化现象或标本。在《楚文化志》中，特别在论文学及艺术(音乐、舞蹈、绘画)、论风俗与信仰的各章中，以及附录《楚墓的发现和研究》中，对这类大范围和全方位的深入探讨，当能提供有益的启示和丰富的资料。
(《楚文化志》，张正明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5.1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