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早年上山下乡、参军当兵的8年时间，严格来讲，我就从事过一个职业，那就是出版。是什么促使我37年来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步呢？主要是因为，在我看来出版是一个伟大的职业。是那些关于出版价值的名言警句，激励我坚守在出版第一线的岗位上。比如大家都熟知的，有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雨果的“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培根的“读书在于塑造完善的人格”。最令我感动的是赫尔岑的一段话，我几乎每一年都要在新进入世纪出版集团的青年人面前朗读这么一段话，那就是，“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在书本中，记叙了人类狂激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白，记述了叫做世界史的宏伟自传”。我每一次朗读这一段话都会热血沸腾。这些名言警句告诉我们，一直以来，人类的出版史，是一部“启蒙大众、追求进步”的文化传播史和精神发现史。我想这就是我对出版使命的认识。我们都是一些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却从事着伟大的职业，我感到这是上天对我们的青睐。
不过，今天人们和社会对出版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美好的东西似乎烟消云散了，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出版人在为利润、赚钱而疲于奔命。出版人地位下降了，尊严在有的场合也丧失了。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坚守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是关系到出版尊严的大问题。而且它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如果我们对最近一个世纪的出版史做一个回顾的话，可以看到，这100年来，从世界的角度来讲，更准确地说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讲，出版史大概分三个时代。前60年是出版的高兴时代，所谓高兴的时代就是说出版人想出什么就出什么，不追求高额的利润，坚守的是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多出好书。记得37年前我刚进出版业，老一辈出版人，如马飞海、宋原放、巢峰等都教导我，什么叫出版工作啊？就是多出好书。其后20年，出版业进入到了核算的时代，所谓核算的时代是指出版社开始对每本书进行盈亏核算，以是否盈利或者盈利多少来决定一本书是否值得出版。最近20年，出版业开始进入了资本的时代，在欧美国家，最主要的表现是跨国的大型传媒集团开始大规模地并购各个具有品牌号召力的出版社，比如兰登书屋曾经被纽豪斯集团并购，西蒙·舒斯特被维亚克姆收购，哈珀·科林斯卖给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等等。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是资本大军所到之处，无坚不摧，所向披靡，而且这些传媒集团，像经营娱乐业一样，来经营出版业，指望他们投入的资本带来巨额的利润回报。这一切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着出版业。这是一个事实的描述，其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我们姑且先不要简单地判断它是好还是不好。
世界出版业这100年的历史对中国出版业来讲，似乎被浓缩到三四十年了。我们在这三四十年中，走过了西方国家这100年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曾经经历过将近10年的“高兴的时代”，想出什么就出什么，而且什么都能出，都能畅销，随后我们进入了将近20年的“核算时代”，最近的六七年，可以说中国出版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迅速地跨入了资本的时代。与西方国家一样，当中国出版业一脚跨入资本时代后，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为所有凝固的东西都消逝了，进步主义的出版史产生了危机，出版业有沦为大众娱乐业附庸的危险，读书也有可能成为单纯的娱乐活动。
在西方国家，这种情况引起了传统出版人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忧，并一直在进行抗争。我记得前年第6期的《读书》上曾经发表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回忆了她与《出版业》一书的作者安德烈·希夫林交往的过程，她引述了安德烈·希夫林的一段话，给我很深的启示。那段话的意思是，进入资本时代后，跨国大型传媒集团并购出版社的直接后果是，出版的本质被扭曲了，传统出版业奉行的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丧失了，出版成了单纯盈利的工具，娱乐主义开始主宰出版。安德烈·希夫林举了哈珀·科林斯的例子。他说：“哈珀·科林斯曾是美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它被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并购后的转向也是最惊人的。如果你比较一下它50年代到90年代的书目，会发现每十年发生一次蜕变，艺术史、神学、哲学、历史的书一路被抛弃，书目中越来越多短命的廉价畅销书。现在，在他们的意识里，恨不得自己属于娱乐业。”书目是最能反映一家出版社成长发展变化轨迹的。世纪出版集团有许多老出版社，每逢10年社庆时，我都要求他们把建社后的书目整理出来，看一看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据我对美国出版业的观察，我认为美国出版人长期秉承的为人类文化传承和创造的精神，在美国主要出版社的书目中仍然依稀可见。每年我们去法兰克福书展，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搜集书目。仔细地看一看这些书目，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出版业图书最基本的品质仍然是保存着的。更为难得的是，为防止过度商业化，美国出版业在制度设计上是做了安排的，那就是非盈利出版社的制度设计，以及相应的政策安排，为有识之士在商业领域坚持出版的理想和理念，提供了空间和保障，使他们能够通过获得捐赠和享受免税政策生存下来，坚持下去。美国出版业的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安德烈·希夫林还说：“出版业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发生的变化，超过了以往所有世纪的总和，一点也不夸张，尤其是在英语出版业，而英语世界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确实如此，这些年来，我们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也存在与美国同样的问题，有的甚至更为严重。有一段时间，打开我们的畅销书榜，可以看到里面充斥的大多是低质的、娱乐性、养生类图书，市场上弥漫着那些伪书、跟风书、项目书、特价书竞争的硝烟。这样的出版行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阅读行为和价值取向，使得浅阅读、娱乐化，成为当前出版和阅读的一种苗头或者说是一种倾向。令人可喜的是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很大的程度上看到了这些问题，并努力在改变这种状态。邬书林同志今年在两会上“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得到了近120名政协委员的联合签名就是一例。最近几年原新闻出版总署狠抓全民阅读推广计划，每年的上海书展上，邬书林同志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指导和推动全行业、全社会重视出版的本质和功能。
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一直以来有着很强的纠错能力，我们的出版人也都有很强的文化抱负和责任意识，我们善于发现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当我们在讲跨入资本时代后，我们有不适应的地方，在我们批评出现的各种不良倾向和苗头时，不宜把这些现象说得过于绝对，过于严重。
另一方面，我们还不能轻易地否定资本的力量。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出版业进入资本的时代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所以，我们在观察资本时代的出版业时，对资本的力量和作用要左右打量，既要看到其负面的作用，也要看到它积极的作用。资本力量的崛起，一方面加剧了资本意志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巨大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加快了两者之间的融合。我们看到，随着资本的介入，出版的集中度大大提高，集约经营的格局开始形成，新的业务形态、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出版产业的空间和规模迅速扩大，尤其是资本的力量在很大的程度上推动着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在出版业的广泛应用。如果没有资本力量的介入的话，数字化的进程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推进得那么快。数字技术的介入，改造并创新了人类阅读的内容和方式，譬如在线阅读、广域阅读、主题阅读、先锋阅读、自组织阅读、多媒体阅读、趣味化阅读、娱乐化阅读，形成了阅读的循环和加速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个性化需求，等等。
我觉得要重视资本的力量和技术的力量，要善于驾驭这些力量，来推动整个出版业的发展。我一直很欣赏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一句话，作为一个技术的狂人，乔布斯却说，他宁愿用所有的科技去换取与苏格拉底相处一个下午。由此可见，从本质上来讲内容才是最根本的，它远远地超过资本和技术。所以，我们出版人既不应该排斥资本的力量，排斥技术的力量，也不应该否定人生的娱乐诉求，出版有娱乐的功能，我们在面向市场的过程中，也应该开发一些满足读者娱乐需求的产品，并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无论如何最根本的东西你不能丢掉，那就是出版的价值在于“启蒙大众、追求进步”，这点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改变。我们这个时代，在网络上争辩基本上是非黑即白，非彼即此，喜欢搞对立，但出版人应该是理性的，讲问题、做事情，要左右打量，平衡好、把握好各种各样的关系，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吸取进步的思想。
我们今天对出版价值和重要性的认识还没有提高到足够的高度。我个人觉得，一方面今天这个时代，出版业面临着许多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出版人重任在肩；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伟业使今天的出版人比起我们的前辈来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可以干更多的事情，能够更好地体现出版人的价值。这方面我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改革而言，今天出版业的改革还存在很多的短板，并不是我们组建了集团，我们有了市场主体，改革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和美国出版业最大的差距在于，我们有了市场主体，但是还没有形成健全的完善的市场体系，市场制度、市场秩序、市场环境的建设还远未成熟，因此，出现了一些难缠的悖论，一方面市场化（管理、规范）不足，一方面市场化（野蛮竞争）过度。当不存在一个健康完善的市场体系的时候，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在我们这里是很难成长起来的。以电子书为例。在美国，这个产业经过市场主体二三年的博弈和协商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我们进入电子书产业的速度并不比美国人慢多少，至少就世纪出版集团来讲，当亚马逊的电子书出来以后，我们大约在一年后就跟进了，开发了拥有自主技术、自有知识产权的“辞海电子阅读器”，但为什么在中国电子书产业一直没有发育成熟呢？为什么持续赢利的商业模式一直形成不了呢？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良好的市场秩序、健全的市场制度、完善的市场法规、有利的市场监管、有效的行业协会、强大的市场组织。而这恰恰是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当我们想推进市场主体做强做大的时候，不考虑市场体系的建设，市场主体是不可能真正长大的；像现在这样的做大，大家有很多的非议，我也就不说了，这是要引起我们重视的。
第二个问题就做大出版产业而言，我以为这要建立在理解和把握出版的本质和功能的基础上。我们现在都强调建设双百亿的出版集团，我并不反对双百亿的目标，我也很羡慕那些成长为双百亿的大集团，我们也在朝这个目标努力，但是我不主张通过进入与出版不相关的产业来做大集团的规模。我们要清楚出版的本质和功能，要认识到它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撇开出版的社会价值不说，即便从经济价值的角度看，出版创造的经济价值也主要不是体现在出版产业内部，而是体现在出版产业外部。我在六七年前就到处作演讲，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讲这个观点和道理。这个观点不是我发明的，而是出版界最基本的常识，只是这些年我们遗忘了。37年前当我进入出版界时，罗竹风、宋原放、巢峰等前辈向我们讲的就是这么些道理。我自己的体会也是如此。我举例最多的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初发表出来的时候只有10多个人能够看懂，后来经过出版业持之不断地通过出版物加以推广以后，逐步被人们所了解，今天关于相对论的书检索一下可能有几千种，尽管如此，它们对出版业贡献的价值也还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相对论通过出版这个环节而被广泛应用，为其他产业创造了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经济价值，仅仅是核能利用这一项就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效益。出版的功能和作用就是这样体现的，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个问题就对时代的贡献而言，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从出版追求进步的使命而言，当今中国社会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出版提供智慧和力量。在今天这一个千年之变局的时代，我们怎么来引导整个社会的进步是历史赋予出版人的责任，而其他的行业和从业人员并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有写书评文章的习惯，30多年来大约写了七八十篇。这种习惯的养成主要在于每年都要策划10多种选题，而有些选题出书后自己有评论的冲动。最近一个阶段是我写书评文章的高峰时期，因为我觉得有不少书涉及中国和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值得评论。比如，关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最近出了本书叫《超常增长》，讲中国经济从1979年到2049年的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增长速度，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世界称之为“中国的奇迹”。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同时，我们看到国际上一些经济和政治评论家每隔几年就会作出一次关于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预测，而且并不顾及这几十年来预测一再出现错误的事实。西方经济和政治评论家之所以周期性地唱衰中国经济并屡屡出错，原因在于，尽管我们有选择地学习了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但并没有遵循主流的、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进行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走的是一条基于本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因此，当西方经济学家运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来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时自然会一次又一次陷入错误泥潭而不能自拔。为此，我们花大力气组织了《超常增长》一书，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背后的逻辑和机制，取得了重大理论进展。现实需要中国的出版人组织出版创新性的理论著作来很好地解释中国的道路。我写了一篇长文系统评论此书的重大价值，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后，全国一些报刊作了转载，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也用了一个版面的篇幅予以刊登。我前不久写的另一篇评论邓英淘“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的文章，也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这反映了中国道路的全球意义。由此看来出版人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令人振奋的目标，那么我们用什么来凝聚全民族实现这个梦呢？毛主席在50年代，不管怎么讲，通过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把大家的思想和力量凝聚起来了。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怎么凝聚全民族的力量，靠什么来凝聚？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出版人在这方面应该作出贡献。世纪出版集团最近几年在这方面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策划了一些选题，试图作出自己的努力，为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尽一份责任。还有，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在当前全球弥漫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背景下，我们更要警惕这一点。最近我又重读了1972年和1973年间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关于展望21世纪的对话录。汤因比认为，现代社会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避免民族国家因为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灭亡，出路在于走向一个“世界国家”。而建设“世界国家”这一任务，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是无法完成的，因为西方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其政治传统一直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因此，他认为未来主导世界的力量不在西方。汤因比对池田大作讲，只有中华文明才能解决今天世界上民族国家之间的纷争，因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几千年来一直以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尽管当时这个“天下”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世界，仅是东亚这个范围，但这毕竟是世界主义的意识和文明。因而汤因比认为未来中国将领导全球。在今天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在全球和平公正正义的诉求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中国梦的实现必须放到世界主义的高度来思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需要出版人作出回答，提供理论资源。总之，时代赋予我们出版人很多这样的大题目，我们生逢其时。
最后，我再一次呼吁，中国出版人坚守出版“启蒙大众、追求进步”的使命，为全民族全世界提供思想和力量的源泉。
（作者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董事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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