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四十余年的发展，作为当今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互联网对政府传播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政府网络传播和互联网政治已经逐渐成为互联网时代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和新体现。从当前互联网生态发展的种种现象来看，互联网新媒体的出现对政府传播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笔者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政府传播角色的转变
互联网信息传播方式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在互联网环境下，政府传播行为的改变也受到了互联网信息传播方式的影响。在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政府传播的角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政府传播的角色从信息的发布者更多地转换为信息的阐释者。也就是说信息发布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互联网新媒体所分担，而对相关信息进行及时、准确、充分的阐释则成为政府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担当的重要角色。近年来我国网络反腐现象的频繁出现，则为政府传播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对于这些挑战的积极应对，则从信息传播方面显示了政府执政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政府传播过程中，是顺应互联网政治的发展趋势和潮流，还是继续坚持保守封闭的信息传播模式，固守信息发布者高高在上的角色，还是作为一个及时、准确、负责的信息解释者的角色，已经成为互联网政治环境下政府传播过程中一个必须作出的选择。近年来，“互联网政治”、网络反腐、网络问政、网络外交等一系列和政治传播、政府传播相关的词汇的出现，显示着政府对互联网新媒体自由开放特性以及所形成的互联网影响力的一种自觉认同。近年来，网络发言人制度在我国从构想成为现实，这也说明互联网新媒体环境对政府传播活动的深刻影响。从“网络发言人”制度的形成可以发现，互联网新媒体对政府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些现象背后所掩藏的则是互联网治理模式开始成为公共机构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
二、政府传播模式的转变
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善，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意识不断增强，公众对政治信息的渴求欲望与日俱增。政府的信息封闭与公民的信息渴求形成强烈的对立。在垄断与渴求的矛盾中，网络公共舆论因其开放性和交互性成为公众宣泄情绪、交流信息的平台。可见，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方式的出现，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或进行公共事务探讨的难度大为降低，因此传统的政府传播金字塔结构开始转化为网络型的扁平式结构。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和网民进行对话，强调互联网传播对政治的重要性，即是这种扁平化的一种标志。在互联网信息传播环境下，互联网公众的崛起使得扁平式信息传播结构的互动性功能显得更加突出。传统公众从传统政府传播架构中的沉默倾听、反馈迟缓的公众转化为互联网传播架构中积极反馈、积极参与的具有对话可能的互联网公众。也就是说，新一代的互联网公众的崛起成为政府传播结构变革的重要推动力。笔者认为，在信息公开、透明、民主的传播环境下，政府传播必将从刚性的控制走向柔性的引导。当然这种柔性的引导是建立在信息公开和透明以及对信息进行充分解释的基础之上的。另外，在互联网环境下，如何趋利避害，提高政府传播效率，也应成为政府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政府传播思维的转变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政府在传播过程中，更多的是采取政府传播监管的方式，以政府为主体进行信息传播的监管。在信息传播政府由主导和控制的信息传播监管思维中，政府对于公共信息的传播持保守和审慎的态度。这种监管的思维模式影响到政府传播活动的方方面面。但是在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则更多将公共信息的传播看作是一种更为宽泛的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有研究者认为，网络化政府的网络管理能力在层级制政府、第三方政府、协同政府、网络化政府四种政府管理形态中，网络管理能力最高。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于互联网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在此思想指导之下，互联网已经成公民参与新渠道，成为党和政府听取民意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互联网新媒体传播模式的兴起，客观上促使政府传播思维发生了重要转变。从监管到治理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标志着政府传播活动的重大变化。政府传播活动不再由政府来进行严格的控制，而是将政府传播活动作为整个政府实行对社会进行治理的大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将政府传播看作是以服务为体现、以治理为目的一种政府组织的运行方式。互联网新媒体给政府传播带来的不再是一种孤立、封闭的信息传播思维，而是一种网络化的全方位治理思维。也就是说，政府传播行为本身不再是一种孤立的信息传播现象，而是政府传播能力的一种综合体现，更是政府执政能力的一种直接表现。不管怎样，当前这些互联网新媒体所带来的新变化使得政府传播环境变得更为多元和复杂，而互联网新媒体在为政府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向进一步提高政府传播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只有应对互联网新媒体所提出的种种挑战，互联网环境下政府传播能力的不断提高才能够具备必要的前提条件。
(作者付玉辉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刘菊花系新华社记者)
责编：吴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