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尚未研究的课题（伊罗生）。耶稣会士刘松龄在中国传教长达35年之久，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宗教和科学的传播，其实是失败了，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或这一名词背后隐含的含义，如“政治理念”和“组织建构”等）以及它们的历史作用，都应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同时，对于当事人刘松龄本身，在认识其复杂和多重人格的同时，仍保持应有的尊重。
关键词：刘松龄；耶稣会士；宗教与科学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1—0135—06
耶稣会传教士刘松龄于乾隆四年（1739）来到中国，进入清政府钦天监工作，时年36岁。乾隆三十八年，耶稣会团体被罗马教皇下令解散，第二年，在经历了35个年头之后，刘松龄逝世于北京，终年71岁。好像是一个巧合，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即1775年，他曾经居住的南堂（宣武门大教堂）就遭到火灾，传教士们一度不得不搬到北堂去住（一大批书籍亦随之前往，后由北京图书馆接收）。①作为一代传教士的代表人物，刘松龄被誉为“斯洛文尼亚的马可•波罗”。然而，与前代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有所不同，前者来华可以说没有什么目的，刘松龄的目标则是传教；马可•波罗的名字（Polo是一个克罗地亚而非意大利姓氏）人人皆知，刘松龄（Hallerstein是一个德国姓氏）却几乎没人知道，直到今天我们才开始对他有所认识，从而可以多少丰富18世纪中外交流的历史。刘松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对他一生的事业，我们该如何评价？刘松龄的墓碑上，乾隆皇帝的评价只有寥寥数语：“勤敏监务，敬寅恕属，德业兼著”，而刘松龄内心的执著与无奈，至今尚未得到人们的理解。目前，还有许多材料有待翻译（特别是他的一批私人信件），但对其作一个大致的判断，则已足够；尤其是其所涉及的若干历史观——如“科学”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等——问题，不能不早日澄清。
一
乾隆二十四年，刘松龄已担任钦天监监正13年。此时，乾隆皇帝正在为新近征服之西域诸地筹备舆图绘制一事。因刘松龄曾于乾隆十四年为皇家在塞外的木兰围场绘制了精美的地图与风景画，乾隆帝欲让刘松龄也参与此次绘制西域地图的任务。然而，刘松龄却婉辞了皇帝的“好意”，而举荐测绘方面经验颇丰的傅作霖（Felix da Rocha）与高慎思（Joseph d" Espinha）代替自己。②当傅、高二人再次踏上西域的漫漫长路时，刘松龄依旧留在宫中撰写天文学方面的著作。③
皇帝充分利用了刘松龄各方面的才能。自从康熙年间历法之争之后，西洋历法得到检验，取代了大统与回回历，钦天监便常常延用西洋人士担任监正、监副等要职。乾隆八年，刘松龄补授钦天监监副，协助监正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修订南怀仁（Ferdnand Verbiest）在康熙十三年编纂的天文学专著《灵台仪象志》，于乾隆十七年告成，由皇帝钦定为《仪象考成》。该书附有3083颗星的星表，包含中、西双方观测的成果，面世后曾引起西欧学术界的重视。随后，刘松龄又主持设计和制造天球仪。乾隆十一年，因戴进贤去世，刘松龄补任监正。乾隆十七年，撰成《历象考成后编》及《仪象考成》，代表了18世纪中国天文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乾隆十九年，制成中西合璧的“玑衡抚辰仪”④，获得很高评价，至今仍陈设于京师古观象台上。最近发现，刘松龄的科学著作《天文观察（1717—1752）》曾于1768年在维也纳出版，包括了北京所有耶稣会士观察天象的结果，均可能成为修撰清史《天文志》的主要史料。
与任职宫中的大部分传教士一样，刘松龄为中国的天文学、地理学知识的扩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在他心里，这些科学知识和技艺的传播，并不是来到中国的初衷。在他的私人信件中，刘松龄坦言：“吾人之莅此，不在推进改正天文图表，顾为保障救护吾教，不得不假手于天文。”⑤但是，他的努力结果如何呢？恰恰是作为传教表面手段的这些学问，反而使他们得以在宫中身居要职，并获得皇帝的特殊庇护。⑥而他们的传教事业，却始终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乾隆皇帝本人亦清楚地划分出这样的界限，认为宫中的传教士尚且为朝廷多有助益，而地方上的传教士，一点用也没有。⑦面对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教案，刘松龄对传教事业的前途日渐担忧。教义和伦理上的激烈争议，使他不得不委婉地从事介绍基督教的工作。但尽管极尽所能，偌大的京城，似乎也没有向他们的宗教敞开大门。刘松龄无奈地说：“每次与教外人语，不特不将教法隐秘，辄纠正其错误，说明吾教真理。来堂过访者，对于堂中绘画有所询问，吾人必为之详细说明。听着虽乐闻吾辈言，然因而入教者甚稀。”⑧抱着好奇态度的百姓与官员，对教堂中的壁画和陈列的新鲜器物的兴趣只是一闪而过。⑨从明末以来，传教士为了实现他们的宗教理想，努力寻找基督教与中国伦理的相似性，甚至修订教义，改变服饰，却始终无法超越新奇的科学器物以及实用性的诱惑。中国人对西学的兴趣，越来越取决于一种形式化的态度。
到了清代，尤其是刘松龄所生活的乾隆朝，中国皇帝的需要成为传教士获得生存机会的唯一可能。整个国家并未因他们的努力而真心接受西学，当然，宗教上的认同，更是微乎其微了。无论是浩大的皇家工程《四库全书》，还是知识分子的评论，尽管择取了西学中的部分内容，但其间透露出的对西学的轻视，以及牵强附会的论证，都让刘松龄等传教士心灰意冷，他们的事业看上去逐渐走向了失败。
乾隆五十年代，《四库全书》修撰完成，对涉及西学的书籍收录颇丰，然而其根本的态度，仍只是“以增广博异闻之效”而已。艾儒略《职方外纪》，南怀仁《坤舆图说》，徐日升、德理格合著的《律吕正义续编》，徐光启《农政全书》，熊三拔《泰西水法》、《表度说》、《简平仪说》，利玛窦《乾坤体义》，阳玛诺《天问略》，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的《测量异同》、《测量法义》、《句股义》、《几何原本》，利玛窦口授、李之藻撰的《圜容较义》、《同文算指》，李之藻撰《浑盖通宪图说》，穆尼阁、薛凤《天步真原》、《天学会通》，邓玉函《奇器图说》，王征《诸器图说》，龙华民、汤若望等人编撰的《新法算书》，戴进贤、刘松龄等多人著成的《御定仪象考成》，戴进贤、徐懋德及明安图等人所著的《御定历象考成后编》等23种西学著述被较为完整的保存，⑩但正如同深锁宫中的先进的西洋器物，其科学精神此时已无从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天文地理、数学测量类的西学书籍尚因长期所起的作用得以正式保存，而宗教性质的书籍仅仅以“存目”的方式在《四库全书存目》中被提及。如《七克》、《天主实义》、《二十五言》、《辨学遗牍》、《畸人十篇》、《灵言蠡勺》、《空际格致》、《寰有铨》等，均为宗教理论及神学著作。可以看出，清朝官方对西方宗教的态度，相较于部分“有用”的科学更加疏远。另外，《四库全书》编纂时期正是清廷禁教之时，对西方宗教书籍虽以存目，却进行了严厉的批驳。譬如《四库全书总目》批驳利玛窦（Matteo Ricci）《辨学遗牍》说：“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又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校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所谓同浴而讥祼裎耳。”B11又批驳《二十五言》说：“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逻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究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B12
清廷在社会上禁止基督教的传播，在学术上对其教义、道理又从多方面的批评，同时对传教士传入的科学知识也越发采取批驳和抵触的态度。此时，唯有实用性科学知识尚且可取，尤其是其中能“促进生产发展、避免民众之苦厄、加强帝国防务”B13的内容，如熊三拔撰写的水车制作程序，若“推而广之，足以利民生也”B14。在器械科学上，清廷亦十分推崇西洋之器，《四库全书总目》评王征《奇器图说》云：“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录而存之，固未尝不可备一家之学也。”B15在地理书类，清廷认为艾儒略《职方外纪》一书颇有价值，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地理状况，书中言及五大洲各国之风土、民情、气候、名胜等，并载有发现美洲之事。此书成于明末，足以纠正中国古人天圆地方之许多谬见，尽管四库总目认为它“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但仍“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B16。西方器械手工精密，而且富鉴赏性及娱乐性，其中皇上最钟爱的是钟表，他曾谕令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等人寻找大而美观的西洋钟表进贡宫廷，并在圆明园如意馆内专设钟房，以供传教士制作钟表器具之用。从康熙到乾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喜好不断转变，如康熙皇帝喜欢数学、历法等学术上的探讨，乾隆皇帝则对器械工艺较感兴趣。统治者们喜好的转变，正折射出西学东传的渐进过程。西方的建筑风格也随着传教士的东来传入中国，主要表现在教堂的建筑之中，各省的天主教堂均雄伟深严，各具特色。乾隆年间又于圆明园里建西洋楼，以欧式宫殿群的方式建造，运用了当时欧洲流行的巴洛克建筑风格，并在宫殿外设置一西式喷泉。圆明园被视为万园之园，世界著名。B17中国人对西洋实用技术的喜爱，突出表现在绘画上。从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开始在皇宫里作画，南怀仁、马国贤、王致诚、艾启蒙等均先后任职于清宫画师等职务，其中最受重视的是意大利人郎世宁，他结合了中西双方的绘画方式，创造出线法画这一技巧，让所绘之物充满立体感，郎世宁又为乾隆皇帝画了多幅肖像，从少年到中年，皇帝多次嘉奖郎世宁，并为他庆祝70大寿。乾隆八年，刘松龄在一封信里就写道，中国人对我们科学的兴趣越来越少。皇帝评价最高的就是欧洲的绘画，对其他的并不怎么重视。B18郎氏于乾隆三十一年去世，皇上特谕追赠侍郎头衔（原与刘松龄一样为三品顶戴），并赏银厚葬，葬于京城阜成门外外国传教士墓地，其先利玛窦、其后刘松龄均葬于此地。
然而与明末学习西学并热心实践的风气不同，乾隆皇帝以及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最新传入的科学知识大多予以漠视。早在乾隆八年，刘松龄就在一封信里写道，中国人对我们科学的兴趣越来越少。皇帝评价最高的就是欧洲的绘画，对其他的并不怎么重视。B19乾隆三十六年，蒋友仁已向乾隆进献了《坤舆全图》，其中明确言及哥白尼的日心说，并介绍了开普勒三定律和地球椭圆形学说等欧洲天文学的最新发展，但并未被清廷和知识界所重视。该图以及随同进献的仪器被封存宫中，无人问津。阮元在《畴人传》里更是对日心说大加贬抑：“其为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地谷至今才百余年，而其法屡变如此，自是而后，必更有于此数端之外，并为悠谬之论者，吾不知其伊于何底也。”B20认为西人此前先主地圆说和地心说，今复倡椭圆说和日心说，几经改易，不过是在故弄玄虚。皇帝五十诞辰时（1761年），法国科学家曾送来根据太阳中心说制成的天体图。皇上询问刘松龄该学说正确与否，刘给了肯定的答复，其实他只是在表面接受了。B21乾隆三十年后，皇上始命钱大昕探究日心说，钱大昕将《坤與全图》稍加文字润色，更名为《地球图说》进呈，但终疑其说未予应用。B22
同时，一股由复古主义导致的“西学中源说”的潮流取代了学习西学的热情，在帝王和知识界的共同认定下，逐渐蔓延成势，导致明末以来研究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的群体逐渐缩减，而转向中国传统科学经典的考证和挖掘上。以阮元的《畴人传》为代表，其中借由西洋诸士传记之后的评论，反复论证中学之悠久精妙，乃至“西学中源”。如阮元在汤若望传之后说：“世有郭守敬其人，诚能偏通古今推步之法，亲验七政运行之故，精益求精，期于至当，则其造诣当比有出于西人之上者。使必曰西学非中土所能及，则我大清亿万年颁朔之法，必当问于欧罗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当知所自立矣。”B23阮元更直接号召知识界弃西学而守中学，“学者苟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读古书，谬言西法胜于中法，是盖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B24《四库全书》亦直接言明西学之中源。如《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乾坤体义》曰：“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B25在《周髀算经》之后亦评价说：“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B26正是感受到此种气氛，刘松龄对在中国的生活常常表现出担忧。乾隆五年刘松龄在一封给其弟弟的信中说，在钦天监工作的中国人很不高兴我们在那儿，而且具有那么高的地位。最近在皇帝面前告了我们的状，说我们好像故意让中国人忘了古代的天文技术，以打击我们。在乾隆十四年的信里，刘松龄说，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处在怎样危险的情况下，和在怎样的宫廷，给怎样的君主服务。我们受得了这种工作，只是因为职业的目的，即为了上帝。同时他又写道，当然，我们来这个国家不是为了天文学，不过我不耽误任何机会。刘松龄终于承认，不但传教的事业失败了，科学传播的事业其实也失败了。在任职钦天监27年之后，刘松龄奏请让出自己的职位，然而皇帝拒绝了。B27此时，刘松龄或许对一生的传教事业彻底失去了信心。
关于科学，刘松龄曾在信里写道，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大半径的“四方形仪器”、一个五尺的放大镜和一个微米仪，我也敢做一些更复杂的事情，但谁能为了这样的事情提供资助呢？B28显然，传教士并没能利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仪器。B29乾隆五十八年，马戞尔尼带来了一些更好的仪器，如布蜡尼大利翁大架一座、坐钟、天球全图、地球全图、试控气候架、车二辆、军器数件、铜炮西瓜炮、大小金银船、包括一切杂货（包括英国出产的羊毛、棉织品和钢铁制成品）等。所谓“布蜡尼大利翁大架”，即天体运行仪，据说可以演示地球、月球、太阳及其周围行星的运行；木星及外面的光环和环绕的卫星；日月蚀；行星的交会或相冲等天文现象。此项礼品代表了欧洲天文学和机械技术结合的最新成就。另附望远镜一架，可以观测天体各个部位如何运行，同天体运行仪所标示的完全一样，为大科学家牛顿所发明，赫斯色尔所改进，其性能大大超过前人。B30奏入，皇帝命传谕负责接待英国使团的钦差大臣徵瑞：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徵瑞可于无意中向彼闲谈，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结果，这些物品进入宫中以后，就被弃置一旁，再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当代历史学家多对所谓“科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为一部所谓“现代化”的历史，从表象上看，首先就是物质文明变革的历史。在中外历史上，也从没有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有关的“制度变革”占据了这么重要的地位。科学的传播和应用，自然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因而，时常会看到诸如此类的假设：假如把那些先进的科学仪器好好利用起来，就会出现怎样怎样的结果；B31或是在清朝掀起一个习学西学的“热潮”，甚至能够以科学来开科考试、选拔人才，又当如何如何。B32须知，在这些“一厢情愿”的凭空想象后面（假定它能够照办），还需要一个连着一个的假设，一个假设的系列，或系列的假设，单向而不变，这怎么可能呢？B33在这中间还存在很大的误解。特别在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科学”并未曾起到这样的作用（到较晚的阶段，科学和新发明的传播也就不是大的问题）。如据弗兰克研究，在著名的17世纪科学革命发生后的两个世纪里，科学实际对欧洲的技术和工业发展根本没作出任何贡献。还有学者提出，科学发现不是技术创新浪潮背后的唯一促动力量，它显然也不是必要条件。B34这些都引起我们的深思：“科学救国”，——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它能承担起这样的重任么？
二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崇拜的不外就是“科学”和“民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刘松龄带给中国的，除了“科学”以外，还有什么“政治理念”和“组织建构”可以夸耀吗？在整个18世纪和它前后，刘松龄所属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都处于战争之中。其中包括同土耳其的几次战争；同法国的九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40年以后针对普鲁士的长期战争（包括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及七年战争），以及18世纪末反对波拿巴的同盟战争，等等。B35这些有的是外线作战，有的则不是，如土耳其军队即曾兵临城下，包围帝国首都维也纳。
相比之下，中国却正处于一个“百年和平”之中。从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来，内地几乎没有战争，乾隆朝“十全武功”，主要发生在边疆地区（包括西南等清人所谓“新疆”、“土司”之地）。据研究，在欧洲各种专制君主的例子中，哈布斯堡王朝是最显著的。它把许多不同国家都联合在一个家族手里，在欧洲其他皇族中引起了惊慌，尤其是法国，这给欧洲带来了多次的战争，其中包括几次宗教战争。B36一方面，奥地利帝国在国际上经常站在“反革命”同盟一边，另一方面，在内政上它恰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这个国家并没有因刘松龄所拥有的“科学”而“现代化”，或实行政治变革，尽管它同时是专制、暴虐的，在某些方面又是仁慈、开明的，B37——国内封建割据，碉堡林立。昔日康有为曾游欧洲，写有游记，云：“以吾遍游欧洲，熟观其博物院及王宫之珍储，则举目所见者，金铁之甲胄戈盾也。游于其国内山野之间，则接目而睹者，巍巍之战垒也。试与游奥国之阿尔卑斯山，奥匈间之多瑙河上，德国、苏格兰、爱尔兰山野中，则屹然苍然于山间云际者，皆垒也。”康有为所说，相信也是今日旅游者所必游，和喜闻乐见者。但在他眼中，这一切就不一样了：“（尤以）循莱茵河边数百里河道中，波浪泱泱，崇冈截辟，夹河对岸三数里间凭险相见者，皆垒也。故侯之宫，争战之场，欧人之白骨所筑，赤血所染而成之者也。若其垒制奇诡，凭山巅而俯绝壁，峻耸入云，处处断而续以桥，面面壁而隔以城。高下方圆，可通可绝，可降可升，不知几经战争乃得此式……五十年前之欧民，何罪何辜，而二千年蒙此惨酷，吾至今犹为欧民哀之。”又曰：“当时全欧皆封建贵族，除此数十万贵族及大僧外，其余数千万人皆佃民奴隶，无立锥之地。政不逮下，学亦不逮下，一切人权不逮下。内事压制，民不聊生；外事战争，杀人盈野。法国贵族十万，法民二千五百万，是每封建国平计不过男女二百五十人而已。其中二十五岁以上男子，每侯国仅百五十人耳。破碎微小，仅如中国一小地主，在此幺幺境内，皆有专制君权，设家宰，张警吏，税官捕役，法吏书记皆备。牢狱绞台，生杀刑威自专之。恣意征税，任情徭役。以此数百之民而供应之，其何以堪？”B38而在奥地利帝国，情况就更严重了，据说，皇帝治下的是一个民族大杂烩，——每想到这些，他必定会呻吟不安，——其中800万臣民是德意志人，比这多一倍的是这种或那种斯拉夫人（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罗塞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还有500万匈牙利人，500万意大利人和200万罗马尼亚人。B39确实，这样的政治（包括他曾特别崇拜的“宪政”），在康有为眼里，皆“不足道也”。它怎么就比中国好呢？B40从某种角度说，这个“大清帝国”除了不信耶稣基督以外（它可有着多种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各个方面，可能并不多让于奥匈帝国呢！连整个欧洲文明，在康有为眼中，已是失望之极。B41马戞尔尼带来那些“科学技术”及“坚船利炮”，就更不足道了。
对此，刘松龄的看法也逐渐有所改变。在一封信里，他赞美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有秩序的和平的帝国，不像欧洲人那么喜欢打仗。中国人这么喜欢和平，是不是因为欧洲的王国都是在战争中建立的，而中国是由于和平或自愿统一的？如果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全都听命于一个皇帝，而欧洲却有好几个国王……B42在这中间，刘松龄还引述了孟子关于“定于一”的话。B43据说，在当时的中国还存在着欧洲所没有的“宽容”，这特别表现在宗教事务上。中国没有宗教战争，在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二人看来，人们不仅仅该模仿中国，而应首先摧毁欧洲的不宽容。B44
据研究，到18世纪中期，在欧洲出现了一个十足的儒学热。魁奈曾对中国的体制称赞不已，并敦促欧洲君主们仿效中国皇帝。看来，奥地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也采纳了这些建议，一幅描绘他犁耕的图画，相信就是模仿中国皇帝而作的。B45在所有这些方面，与“传教”问题一样，都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但像基督教应否东来一样，这些也都并非刘松龄个人所应负责的问题。说到这里，我倒觉得刘松龄批评乾隆十三年的信件B46，显示出一些他个人值得称道的人品。刘松龄有这些思想（包括“骂皇帝”等），并不“丢人”，也不影响两国的友谊（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对清朝统治者的严厉批评，也许还拥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同类的也只有那些朝鲜史料），只不过眼下不那么“时髦”罢了。其实，刘松龄提出这些批评，姑且不论他的勇气，其内在的“道义原则”（包括他的“不同政见”、“人权思想”和锐利目光），都是很可观的，因而不容随意抹煞。
不过无论如何，刘松龄的事业——传教与科学——却是失败了，以致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都不知道刘松龄其人，B47这真是一个多重意义上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仍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
注释
①当时北京有四堂：即东堂、南堂、北堂、西堂，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1038页。
②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784页；另，侯德之称刘松龄参加了乾隆二十四年的新疆测绘，似不实，见侯德之《乾隆年间新疆地区的舆图测绘》，《文史知识》2008年第8期。
③西方传教士带来了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包括地圆说、五大洲分布情况、南北极、赤道、五带等等，又以地图绘制方法影响最大，他们多次参与清廷的舆图绘制过程。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538页。
④“体制仿乎浑天之旧，而时度尤为整齐，运量同赤道新仪，而重环更能合应，至于借表窥测，则上下左右无不宜焉”，《清朝通志》卷廿三《天文略六》，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878页。
⑤⑧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782、783页。
⑥乾隆皇帝常常对宫中的传教士特别宽待，突出的例子包括郎世宁、刘松龄等，如乾隆十年，吏部奏请“将不遵定例、滥收天文生之钦天监堂司官分别革职降调。得旨：戴进贤、刘松龄系外国人，从宽免其处分。”《清高宗实录》卷二三六，中华书局，1985—1987年。
⑦乾隆皇帝曾云：“北京西士功绩甚伟，有益于国，然京外诸省西士，毫无功绩可言。”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784页。
⑨部分西洋人进贡之器物并未收入宫中，而是陈列在教堂之中，见赵翼《檐曝杂记》，中华书局，2007年。
⑩此处统计参见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461页。
B11B12B15B16B25B26《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079—1080、1080、984、633、894、893页。
B13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3页。
B14B20B23B24阮元：《畴人传》，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576、610、589、568页。
B17参见熊月剑《西来新对手的进逼》（未刊文稿）。
B18B19以上参见Mitja Saje：Zadnja Dinastija in Izzivi Sodobnosti，Ljubljna，2004，pp40—48；以及Zmago Smitek 的研究，Mandarin, Hallerstein Kranjec na Kitajskem Dvoru，Muzej Menges, 2003；米加教授讲述，2006年7月。
B21亚尼先生（Jani Osojnik）的谈话，2006年7月。
B22《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页。
B27容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95年，第760页。《实录》中对此事亦有记载：“钦天监监副刘松龄年老乞休。得旨，刘松龄不必乞休，听其酌量精力行走，若自度步履稍艰，即不随班亦从其便。”《清高宗实录》，卷九四四。皇帝的“关怀”对刘松龄来说，也许恰是一种压力与无奈。
B28米加教授讲述，2007年5月。
B29艾尔曼教授（Benjamin A. Elman）根据他最近出版的《近代中国科学的文化史》，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2008年12月12日在北京发表题为“谁该为1600年后欧洲科学与技术传入中国的局限负责？”的讲演，说：在18、19世纪时中国科学与科技发展的缓慢，不是因为中国人本身封闭，而是由于当时作为中西交流的主要桥梁——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和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通常因为自身的宗教信仰与西方的科学有抵触，未能把当时欧洲的科学原原本本的输入，最终引致中国人未能透过他们去了解当时欧洲的科学和技术。
B30参见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48—251页。
B31如戴逸提出，如果没有礼仪之争，或争执双方彼此让步，耶稣会传教士继续在中国活动，中西文化的交流扩大和加深，那么，中国人的思想和信仰方式是否会有所改变？是否将有利于中国的进步？《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11页；黄爱平：如果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和统治者上层能够把握明末清初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机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中国的历史或许有可能改写，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发展进步、走向世界的机遇，同上书，第372页。
B32美国学者埃尔曼的设想，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演讲，1995年。
B33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43页。
B34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62—263页。
B35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
B36海斯、穆恩、韦兰：《世界史》，中册，三联书店，1975年，第748—750页。
B37那时的欧洲，与中国比较，也很难说哪一方面更先进些，如罗伯特•路威（Robert Lowie，出生于维也纳，后赴美国）在他那本有名的著作中写道：叉，这个东西在帝王家里都算是个稀罕儿。在1600年以前，法国的顶阔的阔人也还没有采用此法，一老一实用手指头抓菜往嘴里送。中产阶级的人要到18世纪才学着阔人们使叉，《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1984年，第48—49页。
B38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29—330页；2006年余读此书，适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旅次，亦不禁颇有所感。
B39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201页。
B40密迪乐（Meadows）曾在1856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如果中国政体中的几个问题能得到修正，“我坚信，作为一种令全民幸福的政府体制，中国以其独具的某些优点，即便没有陪审团或议会，也能证明它足以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政制相媲美，而且优于奥地利及其他一些基督教国家的制度”，罗伯茨（J.A.G..Roberts）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06年，第20页。
B41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31、325页。
B42Mitja Saje：Zadnja Dinastija in Izzivi Sodobnosti；参见高王凌《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
B43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也说：皇帝于1764年放宽了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的禁令。这可以视为近代普遍民权精神的先声。孟子曾在二千年前向梁襄王指出：天下定于一。乾隆皇帝正是这一思想的忠实信徒。18世纪的清朝并不是建立在残暴专制的基础上的，《剑桥清代史》第五章《乾隆朝》。
B44阎宗临：《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90页；马戞尔尼使团成员巴罗写道：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就存在“对不同宗教的普遍宽容”，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参见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3—24页）；其实，清朝皇帝就曾以此种见解质问罗马教皇。
B45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0页。
B46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未刊文稿，2007年，系刘松龄研究之二）。
B472004年10月30日，戴逸教授在一次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上说：清朝一开始就接触了西方文化，但“由于礼仪之争，传教士被赶走了，文化的交流停顿了”（《史苑》第七期）；好像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又有外国人来担任公职，中间似乎是断裂了，好像已没有外国人和西方影响的存在。
责任编辑：王 轲
收稿日期：2011—11—20
作者简介：高王凌，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
熊月剑，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北京 100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