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号召下，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研究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国内此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以往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学派、功能学派、阐释学派和文化学派四个视角，其中存在着不足，也有可发展的空间。
关键词：少数民族典籍 英译研究 研究视角 发展空间
项目基金：天津市2016年度哲學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建构主义视角下赫哲族史诗《伊玛堪》英译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TJWW16-013，项目主持人：李娟）
一、引言
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活动出现得较早，但对于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赵长江（2014）研究发现，国内最早的研究文章出现于1986年，是对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的简介。现如今，对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研究日益兴盛，一批知名的学者以及一些高校的硕博士毕业生都开始以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作为研究对象，一些针对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研究论文也见于各类期刊。然而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并且少数民族典籍以各自民族的语言为依托，其普及性不及汉语，因此相对于汉族典籍研究，少数民族典籍研究的数量还远远不足。
二、研究现状分析
吕俊（2001）指出，我国的翻译研究在几十年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80年代中期以前的语文学研究范式；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90年代中期以后的解构主义研究范式。上面已指出，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系统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由此可知，此方面研究几乎与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研究范式相伴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研究经历了语言学与解构主义两个研究阶段。
但应认识到，上面提到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和解构主义范式是从研究对象的转化上加以区分的，在两者之外甚至内部都存在着诸多细化的研究视角，这从西方翻译理论的流变中可窥见端倪，例如对等论、功能-目的论、阐释学理论、文化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这些理论学派在我国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接受与改进，学者们也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我国学者对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语言学派、功能学派、阐释学派、文化学派四个方面，下面就将从这些理论视角入手，梳理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现状。
（一）语言学派
语言学派的研究中最被普遍接受的当属“对等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原语转换成译语过程中的变化规律。这种研究范式的逻辑起点是语言的普遍共性与共同的规律性和同质性，以语言分析为目的，认为语言结构内部存在着可以转换的规律，因此用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即语言具有可译性。同时，意义由作者通过语言规律设定下来，在翻译中可达到等值或等效。总的说来，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的共同点是以源语文本及文本所体现的文化为出发点。
在我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的研究中，学者大多提出了忠实性、等效、传神达意等原则，即译文要重视与源文所表达的各方面的信息的一致性（等值），同时使得目的语读者获得与源语文本读者同样的感受（等效），具体提出了归化、异化、音译、意译、加注等翻译方法。在把源语文本等效转化的过程中，学者们关注到了文本的各个方面，例如词汇意义、信息内容、语言特色、文体风格、文本功能、思想内容、文化内涵、标点符号等。为了实现这些方面的等值或等效，大多学者认为在此过程中，译者要对翻译的主题进行深入了解，包括少数民族的语言、文体、宗教、文化等，为此，王军（2014）、王维波、陈伟（2014）提出了民族志的翻译方法，即要求译者在进行文本的翻译之前，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运用田野调查、访谈居民、约见专家等形式，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民俗风情，以期在译文中增加少数民族文化语境，还原作品本来面貌。
此外，同样是以源语文本为出发点，杨艳华等（2014）提出了不同于“等值”“等效”的观点。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存在偏离现象，并将之分类为“正偏离”和“负偏离”。前者是“那些具有较强的表达效果，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的偏离现象”；后者是指“那些对表达效果起到不利作用的，影响交际的消极的或负面的偏离现象。”
（二）功能学派
70年代以来，翻译理论家们不再局限于以静止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开始从功能和交际的角度来研究翻译，把研究视线从源语文本，转向了目标文本，功能派翻译理论应运而生，其中目的论是其重要分支。这种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具有目的性，而行动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翻译，一篇译文好不好，主要看它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功能学派的翻译研究的共同点是以译语文本为出发点。
由于功能学派强调译文的功能及目的对翻译活动的制约作用，因此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学者们大多从少数民族典籍外译的目的着眼，讨论具体的翻译策略。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学者们认为少数民族典籍外译的目的就是要传播民族文化，最大限度地为西方读者展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使得读者们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在此目的的驱动下，学者们把翻译文本的读者定位于西方普通的读者，而非研究者。翻译目的和读者定位决定了研究者们倾向于运用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方式来处理译文，这样既兼顾了文化气息的保留，也照顾了普通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兴趣、心理等特征，使得译文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
（三）阐释学派
阐释学是关于理解、解释及其方法论的学科，翻译和阐释学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语言是进行理解的普遍媒介，而理解的进行方式就是解释。翻译理论家们在阐释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阐释学翻译理论，肯定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认同“文本中心论”，但同时肯定译文的多元化和译者地位的提升，因为阐释学认为历史视域的局限性或者说人的理解程度的限制，使百分之百地再现原文的终极意义成为不可能，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译文。翻译的过程就是读者和译者理解和诠释过程，译者的任务是如何缩短原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的距离。总的说来，阐释学派的翻译研究的共同点是以理解为出发点，而在翻译中理解的实施者为译者，因此在阐释学派的翻译研究中，研究者们大都关注译者对源文文本的理解与阐释。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得到认可，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及解释就会存在差异，因此译本的多元化成为可能。有学者对译者的翻译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究，阐释译者在译文文本形成的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也有学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挖掘其内在的原因。学者王宏印、李宁对丹柯夫的《福乐智慧》进行了细致剖析，认为译者根据自身所理解的东方中古社会及其反映的主题思想和社会功能，同时借鉴自身已有的君王借鉴文学的知识储备，从而对作品做出了文化定位，对部分民族进行了改写，并在语言处理上受到了波斯语的影响。学者邢力评析了《蒙古秘史》三个译本（罗依果、阿瑟·韦利、奥侬），认为罗依果强调流利的现代英文译本，因此在翻译策略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通俗化调控；阿瑟·韦利重视《蒙》的故事性、文学性、情节性，而忽视其历史价值，因此采取删节的手法，只摘译故事部分，而非翻译全文；奥侬作为本民族的译者对民族文化具有无限敬仰之情，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凸显其历史价值，译文中注意年代等历史细节的标注。学者李正栓、任帅在接受美学和阐释学视野下对《萨迦格言》的四个英译本（詹姆·E·薄森、塔尚·塔尔库、约翰·托马斯·达文波特和李正栓）进行对比分析，指出译文的不同之处和内在原因；学者耿丽娟、李正栓从译者的自身身份、翻译目的和意识形态出发，分析了《萨迦格言》的塔尔库译本漏译现象原因。
也有学者对译者的主体地位的作用持保守态度，认为应当加以适当限制，以保证翻译过程中文化信息的保留与重现。贾军红（2015）提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需要经历文化填补、文化过滤和文化想象三个过程。过滤和想象就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因为译者的翻译活动属于社会行为，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对文本、语言、策略等的选择都刻有自身意向的烙印，并且译者对少数民族艺术语言的探索过程也包含着自身话语系统的自觉，即译者的前理解，因此译者想象的融入是不可避免的。而译者应当使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过滤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以避免导致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价值弱化。
（四）文化学派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在语言学之后，出现了文化研究的转向，国内学者习惯于称这些研究为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文化学派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理论学派，而是对很多理论学派的统称，这其中包括多元系统研究、操控学派、解构主义等。但这些学派的共同点都是把文学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综合体，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探讨翻译的主体（译者）和客体（文本）之外的影响因素。总的来说，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的共同点是重视翻译过程中文化的传播以及翻译环境对翻译过程的影响。
在所有的翻译过程中，文化是所有研究者都无法规避的事实，而少数民族的典籍翻译属于跨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其翻译的操作过程中最应得到重视的即是文化内涵的传播，在此方面学者们根据不同的理论出发，提出了一些看法。从再现文化内涵方面来看，苏畅（2014）、王治国（2015）从“文化翻译观”和“深度翻译”的视角提出：翻译应以文化为单位，翻译操作的对象是文化信息而非语言，并且为使典籍中的文化信息得以保留，应采用加注、评注、脚注和释义等多种方法对文本进行深入解读，为目的语读者提供深度描写的文化语境；在对待少数民族典籍英译中的文化意象方面，研究者们大多建议运用补偿的方式，实现文化再现。王密卿、赵春龙（2014）提出三种方式：寻找文化等额对应、补足文化差额、补全文化空缺。张立玉（2016）以诗歌为特定研究文本，提出在翻译补偿中还应考虑到音律审美损失和修辞审美损失。从文化内涵的传递方面来看，黄信（2014）、李敏杰（2016）从“模因论”“图式理论”和“多元系统论”的视角提出：少数民族典籍作为一种文化模因，具有遗传、变异和选择的特性，为使其能够更好地被复制和传播，应具有复制保真度、多产性和长寿性；少数民族文化在西方读者的大脑中属于冲突或缺省的文化图式，在翻译过程中要多采用异化手段，促使西方学者主动构建新的文化图式，更好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由于少数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系统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民族典籍译者应当充分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采取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渐进方式，使目标受众对民族文化进行正确的了解。
在谈到翻译环境对翻译的影响方面，学者们认为，翻译实际上是译者对语言的一种选择与适应的过程，但这种适应和选择不是个体任意的行为，而是有条件制约的。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胡庚申（2008）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的概念，其主要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里的生态环境包括源文、源语和译语、译文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相互互动的整体，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也是译者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学者们论述了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工作需要四大生态系统（翻译管理生态系统、翻译市场生态系统、翻译教育生态系统、翻译本体生态系统）的支持，才能更好地发展；同时提出译者在翻译的生态环境中需要在四个层面（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音律维）上进行两个方向（源语生态系统和译语生态系统）的顺应；并在顺应和选择的过程中，译者需要遵循一定的生态伦理原则，要具备跨文化的意识和态度，要具有两种文化的背景知识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效果。
三、研究现状不足
从上文的梳理可见，在不同视角下对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研究经历了从客体到主体再到环境的过程，这种视角的转换说明了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存在着的不足，而后一种视角是对前一种的弥补，我們首先应当肯定这种转换，但纵观这种发展就不难发现各种视角之下的研究又各有利弊。
首先，因素的静态化及单向化。
微观语言学派的研究把翻译看作是静态的语言转换，只讲求语言上的对等，把翻译活动中人的因素排除在外；功能学派视角的研究脱离了语言对等转换的公式，认识到了翻译活动的目的性，但一味地妥协于目的语环境的做法，不免会丧失源语文化的内涵；阐释学派认识到了语言之外的人的因素，但是忽视了译者之外的其他参与者（作者和读者）的因素，因此也是片面的。
其次，因素的泛化及虚化。
宏观文化学派的研究把翻译活动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有效地实现了翻译活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意义，但其研究脱离了翻译活动的主体与客体，对翻译的研究成为了单纯的文化考察，难免有些空中楼阁的意味，指导性和操作性都较差。
四、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这些研究的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采用新的视角，把翻译视为一种完整的社会交往活动，在此过程中，交往的客体和主体，以特定的交往目的为指导，在实际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文化信息的交流。其中有客观规律的制约，也有主观意识的影响，这样的翻译过程研究才能在指导性与实效性方面得到双重突破。
从上面图一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能够在人的身上得到体现，而语言又是人所带有的文化的具象化。也就是说，文化是最为抽象的语言，语言是最为具体的文化，而个体就是沟通这种抽象与表象之间的桥梁，受到两者的限制，但同时又作用于两者。而图二展示了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两种文化、两个客体和三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通过创作把自身所带有的源文化通过源文本展现出来；读者是具有目的文化的翻译活动的主体之一，从自身的文化背景出发对目的文本进行解读，了解源文化的信息；译者需要了解作者所具有的源文化信息，以及读者的目的文化信息，同时遵守语言转换的客观规律，才能把源文本当中的文化有效地传达到目的语文本当中，翻译活动才能得以顺利进行，这里强调以有效为标准，而非准确，因为准确的翻译只能使把我们从文化研究再次推入語言研究的桎梏之中。
研究翻译，文化信息不可避免，那么怎么研究文化是需要进行重新认识的。上面所提到的文化学派的研究从翻译活动的文化背景上着眼，对文化因素的考察看似全面，但实则脱离了翻译活动的本身，因而欠操作性。从上图中我们看到，文化因素是附着在三个主体之中的，因此翻译研究不能脱离了主体而单独研究文化，而应该通过研究主体，使主体之间的交流能够有效进行，那么翻译活动的成功也就实现了文化交流的成功，这样既能达到可操作性的目的，同时也能够避免翻译研究的静态化和单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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