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篇小说应当是生命的告白与宣言，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拳拳忧心，它理当满怀对人类真实生命的关爱，成为维护人类灵性的翅膀，揭露生命的痛苦。《康定情人》通过一个爱情故事，写出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围绕众多特殊的民族生活情景进行生动直接的刻画，从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等视角挖掘探究了一个神奇民族的生存历史，给读者揭示出某些陌生有趣甚至是沉重迷离的生活真实。关键词：赵敏； 《康定情人》； 灵魂书写； 精神关注
本世纪以来，小说书写对故事的回归，再度成为文学的写作主流。笔者多年来一直思索与困惑，感觉当下小说的繁荣迹象缺失一种气度境界。尤其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与其他小说文体一样，应当是生命的告白与宣言，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拳拳忧心，它理当满怀对人类真实生命的关爱，成为维护人类灵性的翅膀。这是长篇小说应该有的坚守和浩然之气，是文学高贵气质的自然陈露，是作家超凡脱俗的处世情怀和代表人类尊严的张开与挥洒。然而，许多作家往往在一己的宠辱得失、个人的甘苦恩怨、风花雪月之间绕圈子，无以聊赖的清谈与公然放弃使命担当无时不在证明着自己人生的卑微。正如哈金所言：“目前中国文化中缺少的‘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长篇小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①
赵敏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康定情人》（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是一部致力于灵魂书写的作品。小说用诗一样的语言叙述康巴藏族土司制度崩溃前最后的藏区生活景状。马帮云集的锅庄、情歌缠绵的火塘、悍匪出没的草原、暧昧月光下的情侣、交易神秘的商家、汉藏百姓的交流、时代更替的暗涌、官方与民间的共谋……共同陈设于本身就意味着传奇的茶马古道要津康定。小说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康定锅庄铺衍至解放，讲述银匠儿子尼玛、商家少爷扎西多吉和美丽少女格桑麦朵的传奇爱情，一段感人肺腑令人叫绝的恩怨情仇充斥在溜溜康定的情歌岁月中，增添着更为迷人而梦幻的色彩，诗性的历史传达更使这段凄绝的浪漫成为甘孜神秘藏区文化孕育而生的可歌可泣的旷世之恋。
康定，不仅因一曲《康定情歌》而名闻中外，它更酷的魅力应该是来自半藏半汉的康巴风情和独特的自然风光。对于大多数汉族读者而言，土司社会与时代，以及以藏民族为主、汉藏等民族混居的康定地区是遥远而陌生的。《康定情人》希望连贯某种共用的现实认知，还原一种真实的民族生存历史。赵敏为其汉藏边地的民族历史叙事精心选择了一个特定的历史节点，用心良苦，意蕴深刻，暗含了无限的苍凉和历史纵深情怀。几千年的沧桑时光，就在这样质朴的美妙绝伦的爱情故事中如白驹过隙，雪山晶莹、经幡飘舞、酥油流香的独特世界证明着藏民族性格、宗教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
同汉族书写相比，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性不应局限于常见的神话传说、异域风光、奇风异俗、宗教仪式等方面，而应指向深层隐蔽的民族生活与其独特的心灵表现。就此而言，《康定情人》把我们领进了一个神秘浪漫而又迷蒙奇幻的世界，那里，天、地、人、物融为一体，生命的密码不断编织历史的版图，文明演进的断裂和转型，矫正、补充着读者想象中失真的现实。赵敏表现出了并非单向的文化态度和自己独特的文化立场。
四川藏区向来是茶马古道中枢，乃康巴文化的发祥地，产生了名闻中外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和名曲《康定情歌》，卓克基土司官寨、“藏族百科全书”德格印经院、“雪域文化宝库”等等藏羌文化遗产遍布其间。作为康巴作家，赵敏以自己特有的文化身份，写出《康定情人》这部以藏文化为中心的爱情故事。在藏文化的浸润之下，他笔下的爱情故事披戴着一层令人惊叹的区别于俗世男女纠缠的神秘和圣洁。赵敏说他深受《尘埃落定》的影响，并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力图为康定创作一个品牌化的故事。经典的《康定情歌》、神奇藏地康定小城、浪漫凄美《康定情人》构成了一种极其有趣而深刻的意义关联。从这个角度来说，《康定情人》的民族性书写是具有史诗倾向的，并有着成功的意义。
具有文化史诗品格的作品，应该从时空塑形各个方面对民族历史文化精神作探索和凝聚。正如黑格尔所说：“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必须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联系上，必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件。所以，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的具体形象，而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史诗的内容与形式。”②《康定情人》具有史诗气质，是指它用民间故事来表达民族历史，具备了史诗超越现实时空界限和包含历史两个关键要素，站在人性化的立场，对一个民族生存的特定时空进行深情考察，充满依恋地对曾经的一段生活进行考辨、补遗、描彩、定型，表现出对民族历史的尊重与信任，叙事的重新历史化及其与社会生活空间的联系巧妙融合，在促进人性化、个人化史诗的同时，构成了真实厚重的历史面貌，从而展现出一幅独特的藏地生存图景，丰富了藏族经验的小说写作视野。
罗兰·巴尔特曾说：“经验不仅是话语的一种叙事模式，它根植在作者的生存之中。经验和写作往往不能同时在场，而经验无疑影响了写作。这是因为，经验关涉到人的具体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个体性。说他是个体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禀赋和对生活的理解能力。”③赵敏是地道的甘孜人，对那里的人情风俗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他把自身的经验加以整合，完成了从经验到小说话语的转化，渗透着自己对所写生活的全面认知。同时，这种精神处理的经验书写，体现在对甘孜藏地人情风物和生活状态的描绘之中，使《康定情人》具有一种独特的生动感。
《康定情人》写的是藏族男女令人动容的生死之恋，但我认为它不是一部纯虚构的小说，它应该是康定人的生活史、情爱史，也是一部心灵史和文化史。小说完成了以下几组故事：尼玛与格桑麦朵青梅竹马的婚恋故事，格桑麦朵、扎西多吉、尼玛的情人和情敌故事，尼玛的情杀故事、尼玛的精神忏悔。小说的叙事构架并不复杂，甚至说还略显单薄，但它通过一个爱情故事，写出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围绕众多特殊的民族生活情景进行生动直接的刻画，从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等视角挖掘探究了一个神奇民族的生存历史，给读者揭示出某些陌生有趣甚至是沉重迷离的生活真实，有着一种破迹指路的文学意义。
康定是美丽神奇的地方，那里雪山莹洁、草甸坦阔、天空明丽、景致迷人，那里产生的许多悠远浪漫、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更为吸引人。《康定情人》塑造的是一个消逝而变化的历史陈迹的世界，又是一个当今与之无法割舍、血脉相连的世界。
尼玛和格桑麦朵是《康定情人》中着墨最多的人物，他们从小生活在李家锅庄，成为最好的伙伴，长大后彼此倾心，银匠和意西曲珍也有意二人结为秦晋，尽管格桑的美貌聪慧吸引着众多锅庄男子和来往的藏商，但尼玛与格桑的婚姻还是毫无悬念地在众人的羡慕或嫉妒中如愿地举行。这是一桩非常般配的姻亲，尼玛在意西曲珍的关照下走进军营，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美丽的格桑帮助母亲经营着锅庄的生意，虽无暴棚的买卖，却也足以养生。一大家人都感到满足。故事的戏剧性发生在旧贵族加绒家的锅庄火灾之后，一场大火烧毁了加绒家这个全康巴乃至全藏区名声在外的数一数二的大锅庄，原来李家锅庄没大藏商光顾的状况有了变化，惨淡经营始有起色，此时，出现了一个改变作品中很多人生活面貌和故事走向的人物扎西多吉。年轻藏商扎西多吉来到李家锅庄，不仅给意西曲珍母女带去了丰厚的收入，还给锅庄带去了电灯，彻底改变了人们千百年一贯的生活方式。他给李家锅庄男女带去了欢乐，自己也体会到做生意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在与格桑貌似水波不兴的接触中，他发现了对方眼神里那会心的温存，他甚至认为，尼玛根本没本事（没资格）和格桑在一起，他居然有了将格桑弄到手的想法。当扎西向已婚的格桑表白爱意的时候，她不置可否，态度含糊，这又无形中鼓励着扎西多吉将心中的恨意变本加厉地发泄在尼玛身上。对他们两人感情变化了然于心的尼玛对扎西的挑衅争锋相对，当为一个女人发动的战争被众人熄灭的时候，充满血腥的生命游戏吓住了格桑，她退缩了，当然也暂时宣告了扎西多吉的失败，扎西多吉只有离开李家锅庄。此后一段时间，格桑和尼玛和好如初。草原剿匪不仅使尼玛与匪首彭措朗杰因救其母而成为兄弟，更使他成为英雄受到嘉奖。格桑生下女儿央金麦朵，更使这种人生得意掀上顶峰。所谓福兮祸所伏，全家一度感动着的幸福被意外毁灭：多事的银匠带央金麦朵到云顶寺看神舞表演时不留神小孙女被人贩子骗走，使一向和睦的两家反目，意西不原谅老银匠，格桑更是深以为恨，为此她与尼玛生分，除却争吵，无话可说。并不甘心恋情落败的扎西适时地找借口来到康定，与相隔辽远的情人相会，兵败如山的形势恰在此时迫使尼玛到成都公干，真是天赐良机。早已内心私通的格桑在意西无言的怂恿下便放飞生命，投入了扎西早已迫不及待张开的怀抱。扎西用格桑的身体填充了自己多年的想象。从成都返回以后尼玛从傻子那里知道了一切真相，匪首彭措朗杰替他找扎西算帐，割下他的双耳，恐惧和羞辱逼使扎西自杀，一切归于死一般的平静。
情感因人因时因事的不同而变化流荡，它始终向着或清或浊、或忠或奸、或善或恶的两极变动，生发出难以穷尽的人生形式。《康定情人》那漫溢而出的悠长似水般的柔情、狂潮般奔涌的激情、缱绻缠绵浪漫迷人的爱情、被伤害凌辱者的哀哀怨情，无不以其真切形象的表达，牵动读者波澜复杂的情思。佛斯特说：“小说中强烈充沛的人性特质是无可避免的；小说浸渍于人性之中，是喜是忧都躲不开，文学批评也不可避而不论。我们可以对人性不喜欢，但如果我们把它从小说中祛除或涤净，小说立刻枯萎而死；剩下的只是堆废字。”④在《康定情人》几个主要人物的书写中，赵敏关注的不是一般意义上康巴藏人的特殊族性，而是将重点放在人性的书写上。在他笔下，这些人都是肉身凡胎，他们在享受生存快乐的同时，面对人世的复杂倍感无奈，对于血缘的纠缠，情感的纠葛，以及万千社会中自然与人为的制衡策略，他们感到无限的困惑与无力。
小说写的是康藏地区一个家庭特定时期常态、典型的夫妻故事，作家相信朴实可以打动人。他尽力展示一段藏族青年男女令人神往又充满辛酸的婚恋过程，还原生活的本来真实，不刻意求新出奇。当下的文学作品有太多宣扬婚姻中负面的东西，写得相当灰暗，让人对婚姻提不起精神，甚至心生恐惧。《康定情人》在真实写作的背后却极力希望披露婚姻和人性中的善良与美好，这种努力是积极的。
格桑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在被大锅庄欺负的恶劣情绪与小锅庄逼仄的环境中，在世俗得有些丑恶的氛围里，格桑却在心灵深处培植着一株精神奇葩，使这个有着一身浪漫气息的藏区小城少女，在尘世的泥淖和灵性境界之间穿梭。这是一个精神化了的藏族少女，也是诗意化了的女性，在小说里是一个从现实泥沼中超拔出的异数。在追求精神幸福和一切都有价码的时期，格桑的人生追求注定遭到现实浊浪的淹没，她不断追求自我幸福，不断遭到打击，最后女儿没了，情人没了，家庭死气沉沉，形同于无。她与尼玛本是一对天真无邪的小夫妻，过着浪漫平静的日子。她真心爱尼玛，把他视为人生的依靠，但婚后尼玛的无为使她渐渐失望，扎西多吉闯入他们的二人世界。扎西精明能干、生性快活、多情倜傥，令她春情萌动。她同尼玛在一起的时候很少有她同扎西在一起那么自由自在。格桑与扎西，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富裕的花花公子（亦为有妇之夫），两人之间的婚外情，为中国传统道德所不容，但作家在作品中并没有受道德教条的框规，而是依据生活逻辑从人性开掘来作出合理解释。她爱扎西，爱得那么如痴如醉，爱得那么义无反顾，令人喟叹。在格桑与尼玛、扎西的情爱关系中，我们看到作品中男女之间不是令人发抖的狩猎关系，男人不再是残忍清醒的猎人，女人也不再是柔弱感性的美丽猎物，这种书写保鲜了那些美好的人，美好的情感，美好的记忆。
格桑原本是天真朴拙的藏家女子，与尼玛婚后的平淡无味终于在生命的一刹那大彻大悟，使情感的飞翔成为生命美丽的形态和图腾。她以独立的方式向生活提出抗议和挑战，以牺牲传统维护下的幸福完成自己另一种美丽高洁的生命形式，以傲然的态度宣示一种高贵浪漫精神的意义。格桑的生命之旅，恰如闪光的灯塔，奇异地闪烁在意西家族古旧苍老的树干枝条上，构成了一幅幅流光溢彩凄清夺目的生命风景。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生命尊严感，是一种对于自我独立人格的苍凉维护，构成了一种情爱主体不灭的精神神话与不朽灵魂，她爱情之花的死亡其实也就意味着某种高贵浪漫精神的退场。
如果说格桑是小说中写得最美最感人的形象，扎西是最富性格的人物，那么尼玛则是小说中令人揪心的人物。尼玛与格桑一段时间的婚姻生活因扎西的出现被打破了平衡，格桑情感出现旁溢。在维护婚姻的角力中，尼玛成了失败者，并险些为此输掉整个人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表面珠联璧合的恩爱夫妻婚姻面纱之下差强人意的万般诧异，更使人们注意到他对婚姻无奈、失望、恐惧、逃避甚至厌恶，其实都暴露了自己的不自信和对对方的不信任，也正是这种让格桑绝望的行为把她推向了情敌一边。他处在婚姻的十字路口，进一步退一步是完全不同的两重天，他与格桑的婚姻根本无法用幸福与否去衡量，唤起的恰是一股秋风乍起的悲凉。
沉浸在前途无望悲观之中的尼玛与风骚的嘉央青措一夜风流之后，迫于内心的双重煎熬，决意向多吉活佛忏悔，求得心灵的解脱。读者看到作家对真善美的带着温暖的领悟，充满了感恩和忏悔之意。
赵敏依凭自己敏锐的存在意识，对民族文化的熟稔及充满诗意的想象，以优美的人性之书表达自己对于精神世界的诸多感悟，其中流布着令人感动的脉脉温情，提示着人们的心灵珍视。当然，人们不难看出赵敏是一个有故事的作家，但也正是这些故事让他画地为牢，放不开手脚，沉浸在冷雨凄风的过往抚摸中。小说对历史时期的过度纠缠使其精神向度令人遗憾地有所折扣，缺乏游刃有余的大气凝练与沉着。小说仓促的收束无疑存在拘谨和吃力的情形，事无巨细的细腻的历史书写，恰恰显示出他的某种焦虑和不自信，对某些历史背景的叙述滞重艰涩有余，顺畅灵动不足，也表现出作家在处理历史理性问题上的游移和暧昧。这些困境是理想本身隐藏的危险，恰恰也因为理想的完美，才决定了实现理想的困扰。我愿意把它看做赵敏的另一种努力。
注释：
①哈金：《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青年文学》2005年第7期。
②黑格尔：《美学》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4页。
③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④佛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作者单位：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黄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