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蔓萝花》在叙事结构上采用“显形”和“隐形”的双层叙事结构，较好地体现了“政治与审美”的结合。显形叙事结构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主要体现在“阶级斗争文学观念”的言说和“民族融合观念”的融入；隐形叙事结构则为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展示的空间，以苗族热烈自由的爱情书写与绚丽多彩的歌舞展现为代表。双层叙事结构的设置使“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蔓萝花》在“政治”与“审美”、“宣传”与“娱乐”之间获得了平衡，获得永恒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蔓萝花》；叙事结构；显形结构；隐形结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2012年度社科规划课题“黔东南苗侗口传文学跨民族、跨地域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GZQN24）。
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曾提出“显形文本结构”和“隐形文本结构”的双层叙事结构。他指出：“当代文学主要指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往往由两个文本结构所构成——显形文本结构与隐形文本结构。显形文本结构通常由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所决定，而隐形文本结构则受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立场和趣味。”[1]13他的双层叙事结构的提出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的“再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电影作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它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与“十七年”文学有着相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同样也存在着这种双层叙事结构。一方面“显形叙事结构”使影片完成了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言说，为新中国的构建起到过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隐形叙事结构”为观众呈现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审美空间，不仅有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有对普遍人性的礼赞，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独特的审美文化空间超越了历史与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的规范，从而获得永恒的艺术魅力。“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蔓萝花》同其他少数民族电影《刘三姐》《阿诗玛》《五朵金花》等影片一样，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果，其双层叙事结构的运用，使它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而深深嵌入老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中。
电影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方式之一，它对宣传国家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间的交流、促进民族团结起到一定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取得了与汉族相等的民族权利，少数民族文化受到相应的重视，并由此带来“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崛起和繁荣。1961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蔓萝花》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一部风格别样的少数民族电影。电影《蔓萝花》是根据流传在贵州省黔东南清水江流域苗族古老的传说改编而成的，[2]“显形叙事结构”与“隐形叙事结构”不仅赋予了它鲜明的政治指向，同时也保存了它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这种独特的双层叙事结构使《蔓萝花》由“边缘”走向“主流”，由“边远”走向“世界”，成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友好交流的文艺作品之一，在前苏联、东欧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放映并获好评。1963年该片先后获捷克国际电影节优秀影片奖和瑞士洛加诺国际电影节荣誉奖，是当年我国在国外获奖的惟一影片。
显形叙事结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激情表现
自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后，文艺界已经形成一套系统化的政治化文艺观念和原则，并被成功地转换到文学艺术中来。在“十七年”间，“作为最大众化、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载体，电影除了体现艺术审美价值外，还在更大意义上被当作树立权威意识形态的工具，在政治与艺术的结合上创立了一套充满政治激情的电影语言体系”[3]。“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蔓萝花》在主题的确立、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塑造等方面无不具有浓厚的主流意识形态氛围，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主题指向。其显形叙事结构体现在“阶级斗争文学观念”的言说和“民族融合观念”的融入中。
舶来的阶级斗争学说勃兴于“左翼”文艺，在“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激情演进。“阶级斗争“成为“十七年”文学想象的叙事主题。作为“十七年”文艺的少数民族电影《蔓萝花》同样离不开这个带有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叙事主题。“蔓萝花”是流传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人民中的古老传说，民间文学具有的传承性和变异性使得这个传说具有多种版本。在电影《蔓萝花》改编中，改编者依据当时文艺方针，以阶级斗争作为电影的基本主题，民间传说中暧昧复杂的因素被有意识地遮蔽，使之成为符合时代的阶级斗争的故事。原初的民间传说主要讲的是一个美丽的苗族女子在传统舞蹈节日中，被七个嫉恨她的男子陷害的故事。对纯洁女孩的同情和对邪恶力量的愤恨，构成了古老故事的悲情基调。电影则把它叙述为地主看上美丽的苗族女子蔓萝，逼婚不成后害死了蔓萝和她的情人的故事。电影有意识地突出了地主与贫民的矛盾，这样就把一个道德说教的故事转化成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故事。电影中地主对一对青年男女的压迫被进一步演化为两个阶级的斗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叙述使“两男一女”的爱情争夺上升为阶级斗争的群体性事件。当地主在民族传统节日跳花节上调戏蔓萝时，群众主动参与对蔓萝的保护，她的情人阿倒约反倒退而求其次了。蔓萝对地主的反抗，是以群众集体对地主的反抗实现的，而在这一实现过程中加强了两个阶级的对立，从而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言说。影片把这个古老传说加入了现代化的叙事方式，唤起了观众强烈的阶级认同感。对于“十七年”电影来说，《蔓萝花》是不多的悲剧，美丽的苗族女子蔓萝杀死地主为情人复仇后，也被逼跳江而亡。电影以美的事物的毁灭来强化阶级斗争的主题，反映出人们反抗阶级压迫，追求自由与幸福生活的美好诉求。
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显形叙事结构是“十七年”艺术与政治紧密携手，激进的政治理想与感性的电影艺术相结合的激情呈现。意识形态话语与审美话语积极地相互渗透，形成了“十七年”独特的审美体系，也培养了与时代审美趣味相同的观众接受群体。“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蔓萝花》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显形叙事结构不仅符合时代主题，同时也满足了当时观众的阅读期待。但我们也应看到，阶级斗争学说虽然在社会前进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对它的突出强调，则使得文学想象空间狭小，浓重的政治色彩削弱了艺术的审美，这也造成“十七年”文艺无法抹平的“硬伤”。
“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蔓萝花》另一显形叙事结构是体现出国家“民族融合观念”。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压迫的历史宣告结束，国家制定一系列的民族政策，使得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观念深入人心。作为舞剧电影《蔓萝花》，它主要的表现形式——音乐与舞蹈则体现了国家民族融合的观念。民族融合“是把两个以上的民族取长补短创造了更丰富发展的经济文化”[4]。电影《蔓萝花》以苗族舞蹈与音乐为基本元素，同时融入了其他民族的舞蹈与音乐元素，较好地体现了新中国下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和文化融合。“《蔓萝花》在保持和发扬苗族舞蹈传统与汉族舞蹈吸收、借鉴的工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蔓萝和阿倒约处于矛盾冲突的尖端时，为了表现他们性格特征和情绪上的激动，运用了大量的经过融合的苗族以外的舞蹈技巧，看来没有什么不和谐的地方，使人感到形象饱满而充实。另外，他们几段双人舞和独舞曾运用了像‘穿掌蹦子’‘串翻身’‘大蹦子’‘探海’‘射雁’等汉族古典舞的跳跃动作和舞姿造型，也能与苗族舞蹈的动律紧密结合起来，使人觉得很自然，风格是统一的。”[5]在蔓萝与阿倒约相互赠送信物的双人舞中，蔓萝不仅采用了汉族戏曲中的武打动作，借用了汉族古典舞中的单腿控制等舞蹈技巧，同时还引入欧洲古典舞蹈芭蕾舞中的抒情舞步，由于蔓萝衔接得很自然，所以使得《蔓萝花》这个舞剧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极强的可看性。作为一部舞剧电影，《蔓萝花》在苗族舞蹈的基础上不仅引入了汉族舞蹈，同时还引入贵州其他少数民族的舞蹈，如跳花场上为表现阿倒约带领的猎队英勇，就采用了贵州荔波瑶族的打猎舞。在音乐方面，《蔓萝花》是在苗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借鉴了汉民族戏曲武打音乐和管弦乐的表现手法。作为一部苗族舞剧电影，它在保持苗族风格外，主动吸收了汉民族及其他民族的舞蹈和音乐，使得电影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观赏性，符合新中国大家庭中各族观众的审美习惯，从而获得观众的接受认可。而在这一文艺现象背后无不体现出国家“民族融合”观念的深深植入。
隐形叙事结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浪漫体现
电影在完成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叙述后，如何与审美更好地结合？陈思和“隐形叙事结构”的提出为政治与审美结合提供一种实现的可能。“所谓艺术的隐形结构，是五六十年代文艺创作的一种特殊现象。当时许多作品的显形结构都宣扬了国家意志，如一定历史时期的政策和政治运动，但作为艺术作品，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读物，由于作家们沟通了民间的文化形态，在表达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民间形式。这时候的民间形式也是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它把作品的艺术表现的支点引向民间立场，使之成为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民间读物。这种艺术结构的民间性，称作艺术的隐形结构。”[1]49“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蔓萝花》的隐形叙事结构表现在边疆少数民族风情的浪漫呈现，尤其以苗族热烈自由的爱情书写与绚丽多彩的歌舞展现为代表。
在革命话语主导一切的新中国“十七年”文艺中，革命成为文本叙事的中心内容，“爱情”只能在“革命”与“政治”的夹缝中游离，“爱情”成为“革命”的点缀和装饰，成为一个欲言又止的主题。而与“十七年”主流电影相比，爱情成为“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中一个灿烂多姿的叙事主题，成为主流话语显形叙事结构下，一个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主题。电影《蔓萝花》在主流话语下，热情地书写了苗家儿女热烈自由的爱情。
苗族人民是坚强勇敢与热情的，他们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苗族是一个善于表达爱情的民族，苗族地区盛行“游方”。“‘游方’，旧称‘摇马郎’，是青年男女传统的社交活动，以对歌的形式结交异性朋友，其目的是择偶。”[6]所以，苗族青年很小就会唱情歌，较早了解了男女之间的情爱，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影片中叙述了一对苗族青年男女可歌可泣的爱情。男主人公阿倒约射下花树上的红花，成为全场的英雄，在众人的赞赏下把红花献给了蔓萝。红花不仅是英雄的象征，更是爱情的象征。影片在对爱情的叙述中，表现尤为突出的是苗族女子蔓萝对自己爱情的热烈追寻。她敢于在众人面前表达对阿倒约的爱情，主动把象征爱情的花带送给恋人，一反汉族封建社会女子矜持柔弱的形象，大胆表达出她对爱情的追求和渴望，成为自己爱情的掌握者。由于苗族大多居住在大山深处，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属于中央政权和地方土司都管不了的“生界”，所以它较好保持了本民族传统与习俗。苗族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伦理观念，所以苗族青年男女在交往时较为主动，也敢于表达自己的爱情。电影中蔓萝对爱情的追寻体现出苗族女性在爱情两性上的主动地位，也具有较强的女性意识。当蔓萝与他的恋人的爱情受到地主的阻拦和破坏时，他们不惜用生命来捍卫他们的爱情，用生命来谱写他们追寻自由爱情的生命之歌。影片演绎了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爱情主题，那深情的凝视、甜蜜的拥抱、优美的双人舞、独特的信物、美丽的红花无一不是爱情的象征，影片对爱情的浪漫书写，无不润泽着“十七年”亿万观众干涸而悸动的心。少数民族电影《蔓萝花》对爱情的大胆表现，为沉浸在政治 “集体狂欢”中的观众带来了另一种审美心理的满足，满足了人们对被“放逐”的爱情的文学想象。
电影《蔓萝花》的成功除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外，也得益于为观众展现了绚丽多彩的苗族歌舞的隐形叙事结构。在苗族社会生活中，“以歌传情，以舞抒怀，以酒传礼”，是苗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歌舞成为他们记载历史、书写生命的符号。苗族人民通过歌舞来展示他们的社会理想、审美情趣以及民族品格。电影《蔓萝花》以苗族民间舞蹈作为基本素材，用丰富多彩的舞蹈语言讲述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苗族鼓舞、踩歌堂、芦笙舞、箫筒舞、丰收舞等，还可以洞悉苗族节日的仪式及苗族结婚嫁女的风俗，可以说《蔓萝花》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画卷。“在《蔓萝花》这部影片中既有轻曼多姿的独舞、情深意长的双人舞、热烈豪放的群舞，也有独具苗族特色的浑厚健壮的酒舞、活泼热闹的踩鼓舞、潇洒奔放的芦笙舞、粗犷刚健的鼓舞和射猎舞、优美自如的牧鹅舞、绣裙舞、梳妆舞、喜庆吉祥的迎亲舞、丰收舞等。众多的舞蹈语言既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又有力地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同时还展示了苗族人民的社会习俗、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心理性格。”[2]从文化认同上强调了少数民族身份。
电影《蔓萝花》的音乐也具有鲜明的苗族特色。一是大量吸收了贵州黔东南地区苗族的音乐元素。影片的作曲者冀州在介绍该影片音乐时说：“《蔓萝花》的音乐创作，是建筑在大量使用苗族民间音调的基础上的……《蔓萝花》第一幕的酒歌采用黄平苗族浑厚粗犷的‘大歌’。”[7]“第一幕的音乐，是以苗族的《游方歌》为基础加以发展的，成为优美动人的三拍子的慢板抒情舞曲，经过反复出现，给以相当深刻的印象。……第二幕中以《游方歌》为基础发展的三拍子的《伴嫁歌》，是由芒笛吹奏的，听起来优美动人。”[8]二是苗族器乐的使用成为电影《蔓萝花》音乐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首先，最突出的是“芦笙”的使用。芦笙是苗族文化的象征，是苗族音乐中的主要乐器。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节日、婚嫁、祭祀等重大事件中，芦笙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乐器。“芦笙的构造由笙斗和六枝竹管加铜簧制成，簧片安放在竹管一端穿通笙斗。”[9]在电影《蔓萝花》的音乐中，苗族乐器芦笙贯穿始终。“在第一幕的节日欢乐的场面中，比较突出芦笙的合奏效果。在第二幕蔓萝和阿倒约的双人舞以及蔓萝的独舞中，芦笙显示了抒情的一面。而在第三幕的诱敌舞中，芦笙又奏出了轻巧的舞曲音调。在《蔓萝花》中，比较全面发挥了芦笙的艺术表现能力。”[8]其次，是另外一种富有苗族特色的乐器“芒筒”的使用。芒筒是苗族常用的乐器之一，是芦笙的伴奏乐器。“用大竹筒或将树干挖空，内装一支安有单音铜簧的竹管，吹奏时，振动簧片，筒内产生共鸣，声音浑宏，和音效果极佳。”[10]在电影第一幕，影片音乐大量使用了芒筒，浑宏的芒筒与清脆的芦笙合奏，烘托了苗族传统跳花节热闹而喜庆的节日场面。再次，就是苗族乐器“铜鼓”的使用。铜鼓也是苗族传统乐器之一。“铜鼓苗语称 （虐戈）……鼓身下腰略细，左右各有两耳……另有一个作共鸣用的木桶，……右手执鼓褪击鼓面，左手执木棒击鼓边。另一人手拿木桶，当铜鼓点击第二拍时，将桶口向鼓底前送。这样一来，铜鼓的音波正从鼓底散开却遇到木桶的阻挡，直接的音波与反折的音波相合，起鸣作用，声音深沉，能传远方。”[11]在电影第一幕，为了阻止地主对蔓萝的调戏，苗族老人敲起铜鼓，人们踩着鼓点，围成圆圈，保护蔓萝，深沉的鼓声显示群众力量的强大。而第四幕蔓萝幻想场面，人们欢庆阿倒约收获猎物的时候，插入了铜鼓的鼓点，这时丰富而强烈的音符则表达出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影片具有的这种绚丽多彩的民族歌舞及其所蕴涵的民族文化特质，赋予了影片不朽的艺术魅力。
隐形叙事结构的构建使少数民族电影《蔓萝花》不仅完成了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显形叙事结构的超越，而且它所展示的少数民族文化也使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得到浪漫化和诗意化的表达，从而完成了对政治言说的审美补充。双层叙事结构的设置使“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蔓萝花》在“政治”与“审美”“宣传”与“娱乐”之间获得了平衡，既满足国家政治宣传，又满足观众欣赏趣味，这种叙事结构不仅使它获得时代认同，同时也使它超越时代获得永恒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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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313.
[11] 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苗族芦笙[M].北京：音乐出版社，1959：93-94.
[作者简介] 赵锐（1982— ），女，瑶族， 贵州凯里人，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凯里学院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