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基于框架效应探讨个体差异影响风险决策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通过采用“风险决策问卷”对广东金融学院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利用其可支配收入水平作为个体差异变量探究大学生在不同风险决策任务下的框架效应。结果发现：高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在奖学金申请、学业问题中出现双向框架效应；同时，低可支配水平的女大学生在学业问题的选择上呈现出偏向风险的单向框架效应。研究丰富了个体变量影响风险决策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不同收入水平的决策者在面对风险决策时的反应提供依据。
[关键词] 框架效应；可支配收入水平；风险决策
[中图分类号] D7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8）11-0175-05
一、引言
决策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的行为大多都是决策的结果。根据概率是否已知可将生活中常见的不确定性决策分为风险决策和模糊决策，其中风险决策是指能够预判事件发生概率的前提下选择预期效果最好的方案，但其选择过程与结果具有不确定性（Knight，1921）[1]。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虽然决策者经常不会意识到框架的存在，但问题的不同描述方式会影响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当面临获益的情形时，个体是风险回避的；而在面临受损的情形时，个体是风险偏好的（Tversky & Kahneman，1981）[2]。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Tversky和Kahneman（1979）[3]在研究中提出的前景理论解释了框架效应存在的原因，个体在决策时经历了“编辑”与“评价”两个阶段，由于人们在获益区和受损区具有相反的风险偏好，因此使得决策者对不同描述方式下的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的风险偏好，即产生“框架效应”。X·T·Wang（1996）[4]将框架效应划分为双向框架效应和单向框架效应，其中单向框架效应又分为偏向于风险的单向框架效应和偏向于保守的单向框架效应。
自从框架效应提出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基于框架效应探讨个体差异变量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在框架效应下对风险决策的研究的个体因素主要有年龄、性别、人格特征等。同时，G·chter等（2009）[5]在研究中提出年轻人的经济问题时会比老年人更容易受到框架的影响。Fagley和Miller（1997）[6]研究发现性别影响框架效应。Huang和L·Wang（2010）[7]在研究中发现男性和女性均表现出框架效应，但是女性在面对生命问题时表现出更强的框架效应，而男性在面对金钱问题时表现出更强的框架效应。而人格特征作为最主要的个体差异变量，其对框架效应下的风险决策的研究也较多，比如周晓菲（2009）[8]在框架效应下探讨人格特质与风险决策的关系中发现，在正面框架下，个体获取信息方式即是感觉型还是直觉性显著影响决策结果；而在负面框架下，所有人格维度均与决策倾向无显著相关。另外，Mahoney等（2011）[9]发现风险框架效应对经验直觉型思维个体的影响比理性分析型思维个体更强。宋之杰等（2015）[10]在利用MBTI人格量表测出的人格维度来探究其对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影响时发现，内外倾维度与任务特征中的正负框架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并且感觉直觉与时间距离的交互作用与风险决策框架效应之间也显著相关。而在有关收入影响决策的研究中，刘玉珍等（2010）[11]在对基金投资者的框架效应研究中发现，收入越高的投资者框架效应程度越低。杨元宗和王强松（2011）[12]在研究中使用交易集中度作为代理变量，发现中国个体投资者显著地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Le等（2011）[13]发现风险偏好者收入更高。Rana等人（2014）[14]在对巴基斯坦证券交易市场的个人投资者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投资者的信息搜索行为及能力受收入的影响，并且拥有更多信息情况的决策者在风险投资中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很多学者引入了个体差异作为变量研究其在框架效应下对风险决策的影响。然而将可支配收入作为变量来考察收入对风险决策的影响的还仍为少数。伍燕然和王凯（2016）[15]也提出，在我国金融市场中，由于投资者缺乏足够知识和经验，在决策中的非理性的因素对市场冲击仍然不小，因此在研究中可将投资者行为运用到对个人特征与框架效应的实证研究中来。
通过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实证分析，以大学生每月从家庭中所获得的固定生活费作为可支配收入变量，研究可支配收入在不同水平下的大学生在风险决策中的框架效应，主要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大学生在面对风险决策问题时，是否存在框架效应；第二，在不同可支配收入水平下，大学生在面对风险决策问题时，是否存在框架效应；第三，在不同可支配收入水平下，大学生在面对风险决策问题时，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二、研究假设
Kahneman和Tversky[16]在对研究“亚洲疾病问题”中提出人们的风险偏好与决策任务框架有关，在获益情境下人们倾向于保守，而在损失情境下倾向于冒险。这种效应在人们的风险决策中普遍存在。Jou等（1996）[17]发现人们在对生命问题和财产问题进行决策时，都会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表现出经典框架效应。同时，与财产问题相比，人们在生命问题中对于风险方案的偏好更强烈。张银玲、苗丹民和孙云峰（2006）[18]就经典的亚洲疾病问题研究了中国大学生，将结果与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后发现，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加偏好风险，表现出偏向风险的单向框架效应。李萌等人（2013）[19]对大学生的风险决策行为做了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的风险决策行为受到风险框架的影响，并且倾向于风险寻求。因此在大学生风险决策方面，提出假设1和假设2：
H1：大学生在获益框架中具有更高的风险规避；
H2：大学生在受损框架中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
Budria等（2013）[20]发现越喜好风险的个体的工资水平越高。马莉莉和李泉（2011）[21]在影响投資者风险偏好的因素的研究中发现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投资在风险资产上的比例也增加，风险厌恶程度降低。陈其进（2015）[22]在研究中则发现风险偏好的个体收入越高。刘晓霞（2016）[23]在调查研究中则发现家庭收入越高的居民在投资理财中更偏好高风险产品。显然，高收入水平的个体在决策中会更具风险偏好，基于此，提出如下有待实证验证的假设3、假设4：
H3：高可支配收入的大学生在获益情境下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
H4：高可支配收入的大学生在受损情境下具有更低的风险回避。
何贵兵，梁社红和刘剑（2002）[24]在风险偏好预测中的性别差异的研究中提出，在损失框架下，女性被试对各类对象的风险偏好预测高于男性的预测。张凤华等（2007）[25]在对框架效应的研究中发现，在面对生命问题时，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冒险；而在面对财产问题时，两者均倾向于保守。另外，学者发现只有男性学生运动员被试明显受到了框架效应的影响（李胜明，李昊，赵晓玲，2009）[26]。在对乐观水平对框架效应的影响研究中，学者提出乐观水平高的男大学生在3种决策任务领域上均倾向于风险寻求，低乐观水平的女大学生在生命救助问题上表现为偏向于风险的单向框架效应（王青春，阴国恩，李帅，2012）[27]。由此，提出假设5、假设6：
H5：男大学生在获益情境下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
H6：男大学生在受损情境下具有更高的风险回避。
三、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风险决策问卷”对广东金融学院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最终共收到363份问卷，其中收回有效问卷327份，有效回收率为90.1%。被试平均年龄为20.2岁，男生110名（33.6%），女生217名（66.4%），。所有被试之前均为未参加过此类实验。
并对被试每月从家庭中所获的固定生活费进行划分，将前20%的被试作为高可支配收入水平组（n1=65，M=2800.82，SD=1326.684），后20%则为低可支配收入水平组（n2=65，M=870.23，SD=178.398），两组具有显著性水平差异（t=-10.896，p<0.001）。
（二）研究材料
问卷材料主要涉及生命、奖学金和学业三个领域。问卷材料主要根据Tversky和Kahneman（1981）[28]研究中的“亚洲疾病问题”进行改编。在不同决策领域的情景中备择方案的描述方式（即框架）有两种：获益框架（以积极语言描述，如获救、获得）和损失框架（以消极语言描述，如死亡、失去），每个框架又有一个保守性方案和一个风险性方案可供选择。
例如，在生命领域中的决策问题：
假设某国正准备应对一种罕见疾病，预计该疾病的发作将导致600人死亡。现有两种抗击该疾病的方案，从这两种方案中选择其一。在正面框架下，实施A方案：将有200人获救。实施B方案：1/3的概率600人将获救，有2/3的概率没人获救；而在负面框架下，实施A方案：将有400人死亡。实施B方案：1/3的概率没人死亡，2/3的概率600人死亡。
（三）研究设计
采用2（收入水平：高收入/低收入）×2（性别：男、女）2（任务框架：获益/损失）3（决策领域：生命/奖学金/学业）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收入、性别为被试间因素，框架和决策领域为被试内因素。
四、结果
（一）大学生在3种决策任务领域上的框架效应
表1统计了在面对不同决策任务领域时，被试在正面和负面框架下选择保守或风险方案的具体人数，利用SPSS19.0进行？字2检验，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看出，在面对生命救助问题时，超过50%的被试均选择了风险方案，多数被试不论面临获得还是损失均是风险偏好（？字2=8.906，p<0.005），且在负面框架下选择风险方案的人数更多，即表现出偏向风险的单向框架效应。在奖学金申请问题中，被试在正面框架中选择保守方案高达62.4%，在负面框架中则为58.7%，框架效应显著（？字2=29.159，p<0.001）。在学业问题中，被试在正面框架下选择保守方案人数比重为59.0%，而在负面框架下选择风险方案人数比重达到64.5%，差异显著，即框架效应显著（？字2=36.373，p<0.001）。
（二）不同可支配收入水平被试在3种决策任务领域上的框架效应
表2、3统计了高、低两种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在面对不同决策任务领域时，在正面和负面框架下选择保守或风险方案的具体人数，并利用SPSS19.0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表2、表3所示。
从表2及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在面对生命救助问题时，两种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的框架效应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在奖学金申请问题中，高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表现出明显的框架效应（？字2=16.292，p<0.001），相反，低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在面对奖学金申请问题时的框架效应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字2=3.168<？字20.05）。在对待学业问题时，高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框架效应显著（？字2=12.334，p<0.001）；然而，低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则未表现出明显的框架效应（？字2=2.55<？字20.05）。
因此，对奖学金问题和学业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观察高、低两种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分别在正面和负面框架下选择保守或风险方案的具体人数是否有显著差异。利用SPSS19.0进行？字2检验，具体结果如表4、表5、所示。
由表4以及表5可以看出，在奖学金问题中，正面框架下两种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而在负面框架下，不同可支配收入水平表现出显著差异（？字2=5.383，p<0.05）。在学业问题中，正面框架下两种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出现显著差异（？字2=4.561，p<0.05）。
在獎学金问题的负面框架中，高可支配收入水平更偏向于选择风险方案（？字高2=9.615，p<0.05），而低可支配收入水平在选择保守与风险方案的人数没有显著差异。在学业问题的正面框架中，高可支配收入水平更偏向于选择保险方案（？字高2=8.138，p<0.05），可支配收入水平在选择保守与风险方案的人数没有显著差异。
从分析中可以看出，相比于生命问题，高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在奖学金申请及学业问题中的框架效应更显著。而低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在三种决策任务领域中均不容易出现框架效应。具体来说，在奖学金申请问题的负面框架中，高、低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在决策中出现较为显著的差异，高可支配收入水平大学生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偏好。在学业问题上，高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双向框架效应表现显著，而在正面框架中，高可支配收入水平大学生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回避。
（三）同一可支配收入水平被试在3种决策任务领域上的性别差异
表6和表7分别统计了在不同决策任务问题中，在高、低两种可支配收入水平下，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正面和负面框架下选择保守或风险方案的具体人数，并利用SPSS19.0进行？字2检验，具体结果如表6、表7所示。
从表6及表7的结果可以看出，在高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中，当面对奖学金问题时，男生及女生均表现出显著的框架效应（？字男2=7.939，p<0.05；？字女2=8.500，p<0.05）；在学业问题中，男女大学生也均表现出显著的框架效应（？字男2=6.458，p<0.05；？字女2=5.965，p<0.05）。而在低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学生中，只有当面对学业问题时，女大学生的风险选择表现出显著差异？字2=4.298，p<0.05，且表现出偏向风险的单向框架效应。
相比之下可以看出，相比于生命问题，高可支配收入水平下的男女大学生在奖学金申请及学业问题中的框架效应更显著。而在低可支配收入水平中，只有女大学生在面对学业问题时才表现出偏向风险的单向框架效应。
五、讨论
（一）大学生风险决策的框架效应
从研究结果来看，在面对生命救助问题时被试出现了决策者均偏好风险的单向框架效应。生命问题是一个攸关生死问题，被试在决策时会有更多的挣扎，想要尽最大可能拯救全部的人，因此表现出偏好风险的。也可能是当代大学生秉着人文主义理念，追求公平公正精神，由于在保守方案中的“确保200人获救”还将面临“确保哪些人获救”的抉择，这一抉择的公平性还未能确定，处理不好可能将带来更大的社会混乱，因此风险方案中“同生死共命运”的相对公平性反而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而在奖学金和学业问题决策者的选择结果显示出框架效应明显，决策者将获得的奖学金或学分作为风险因素，因此会倾向于获得肯定的奖学金和学分而避免失去所有的奖学金和学分；相反，在损失情景里用消极的语言（失去）描述被择选项，决策者将失去的奖学金和学分作为风险因素。面对两种方案时决策者会采取冒险的方案以争取更少的损失。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在奖学金申请和学业问题的风险决策问题中的获益框架中出现风险回避，在损失框架中出现风险偏好。
（二）不同可支配收入水平对大学生风险决策的影响
从研究结果来看，不同可支配收入水平确实对大学生的风险决策产生影响，因此也丰富了个体差异对风险决策影响的研究。
正如Rana等人（2014）[29]在研究中提出的，收入会影响投资者的信息搜索行为，从而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决策。可能对于大学生而言，面对有关奖学金申请问题时，可支配收入高的个体在面临损失情境时不那么敏感，个体从而更愿意冒险去寻求更高的收入回报；而可支配收入低的个体在面对金钱问题时则相对保守，因此在奖学金申请问题上在选择上更为谨慎，所以在正面与负面框架下，选择保守方案的比重高于风险方案的。在学业问题上，高可支配收入群体更易受框架效应的影响，或许在大学生活中，由于其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该群体在日常学习生活方面未能体现出足够的“上心”，相反更易受课外娱乐活动影响，因此在面对正面框架时，表现得更加保守以规避风险，从而倾向于选择确定的、获得的选项；而在面对负面框架时，会认为这是一种损失，因此选择风险选项，以挽回损失。低可支配收入群体则不易受框架效应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或许由于闲余生活费较少，其娱乐活动从而相应减少，而对待学习的态度也较为认真，更加重视自身的学习。也为了尽快修足够多的学分，他们在学业问题上选择风险选项的比重也较高。
在对性别差异的检验中发现，高收入群体的男女大学生在奖学金申请和学业问题上都表现出经典的双向框架效应。然而在女生居多的低收入群体中，只有女大学生在学业问题上表现较高风险偏好，而这也与何贵兵等（2002）[30]提出的女性在面对风险时，冒险性较低的研究结果有所不一致。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一方面因为在现代社会地位提高的背景下，女性对自身行为的要求更高，因此其奋斗、进取的心态也变得更强烈，因此也愿意在学业上做出风险选择，从而去修读更多的学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的女大学生娱乐活动较少，也就更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经历去尽早地修满学分，因此在学业问题的选择上呈现出偏向风险的单向框架效应。
在研究中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同于刘玉珍等（2010）[31]提出的收入越高的基金投资者框架效应程度越低。可能由于被试、实验材料的不同从而影响了研究结论。研究虽然采用了与被试生活联系较为紧密的实验材料，但在未来的研究中也可以继续拓展到自然情境中显示风险决策问题上，进一步增强实验的生态学效度。
六、结论
综上，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考察了大学生可支配收入对其风险决策的影响，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可知，可支配收入作为个体差异变量在框架效应下确实影响了个体的风险决策，对三者之间关系的探讨也丰富了个体变量影响风险决策领域的研究成果，推动风险决策领域的创新发展。由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大學生在面对风险决策时出现了框架效应，其中，在生命救助问题时出现偏向风险的单向框架效应，在奖学金申请及学业问题上则出现经典双向框架效应；
二是不同可支配收入水平大学生在不同的决策任务中框架效应出现差异，高可支配收入水平在奖学金申请、学业问题中均出现双向框架效应，而低可支配收入水平在三个决策任务中均未出现框架效应；
三是高可支配收入水平大学生在奖学金申请的负面框架中更具风险偏好，在学业问题的正面框架中更具风险规避；
四是低可支配水平的女大学生在学业问题的选择上呈现出偏向风险的单向框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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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