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意义]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要求，结合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对智库的需求，提出新型智库服务政府决策能力的提升策略，拟为新型智库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方法/过程]运用理论研究和资料分析方法，分析了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探讨了新型智库面临的发展契机，总结了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对策建议。[结果/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决策依赖智库服务的外在压力不断增加，智库也有着服务政府决策的内在追求，我国必须理顺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渠道，提升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智慧服务与智力支持作用。
关键词：新型智库 政府决策 国家治理 智力支持 智慧服务
分类号：G252.8 G254.97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4.05
1 引言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竞争环境也越来越变得复杂动态多变。而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我国也由传统的相对单一领域的改革进入多层次的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整个社会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和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国家对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以及精准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无论是改革方案的出台还是重大政策的制订，都需要集中更加广泛的民间智慧和社会力量[1]。在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时代的大变革外在地要求新型智库彰显其智慧支持作用，而智库也有着服务公共决策的内在功能。因此，中国新型智库承担着更加艰巨的任务与更加重大的责任。本文基于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对智库智慧服务的现实需求，结合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诉求，分析了新型智库的发展契机，追溯了我国智库建设的实践，探讨了智库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新型智库建设的改进策略，拟为新型智库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2 现实需求：基于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困境
2.1 中国正面临“修昔底德魔咒”和“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修昔底德魔咒”的观点，大国崛起必然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巨大压力，并引发与这些国家的局部或全面冲突。这个观点最初由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作者经过分析认为，随着雅典实力的增长，引起邻国斯巴达的恐惧，随后发生了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导致双方均遭受重大的创伤[2]。引申到今天来分析，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有些国家甚至把中国的崛起描绘成一个可怕的事实，不仅造成我国地缘政治十分严峻，而且还给周边形势带来不安定因素。与此同时，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发展也逐步进入转型发展时期，并且呈现出社会分化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现象。为了彻底摆脱“修昔底德魔咒”和“中等收入陷阱”，缓和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中明确指出，强权政策和霸权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崛起只会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3]。然而，无论我国怎么表明态度与立场，世界各国都并未放弃对我国的敌意。未来中国摆脱“修昔底德魔咒”和“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智库开展对外推广宣传工作，澄清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的负面看法。
2.2 地缘政治风险的隐性危机逐步显现
近年来，虽然经过斡旋，南海摩擦局势和中日钓鱼岛对峙问题有所缓解，然而，世界及周边形势仍然十严峻，如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并未完全灭绝，俄罗斯和西方社会长期对峙，印度总理莫迪严重“西倾”，乌克兰政治冲突不止，泰国政局仍然动荡，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不断。上述这些事件使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隐性危险逐步显现，导致全球化推进明显弱于预期，世界经济复苏势头缓慢，国际金融市场运行受到直接冲击，国际资本流动过程中的波动性明显上升，全球楼市普遍趋冷。尽管这种隐性危险量级尚不够大，但隐藏的风险不容小觑。一旦出现某种导火索式的事件，这种日渐累积的地缘政治风险极有可能酿成局部甚至全球性灾难。这些问题既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战略思考，也需要智库提供更多的智慧解决方案。
2.3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困境亟需系统解决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给中国发展带来影响，中国已经进入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新时代，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成本全面上涨，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传统的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无以为继，产业部门创造净利润或经济增加值的能力下降，过剩的产能造成产品大量积压，严重危及社会财富创造。而随着经济发展由高速进入中低速的新常态，积累了多年的社会矛盾也逐步显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均衡，贫富悬殊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水平，不仅严重遏制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而且带来大量的资源、环境、生态、食品卫生等社会问题[4]。这些问题既需要国家从宏观发展的角度来全盘思考和系统解决，也需要智库从不同视角加以研究并提出更多可供选择的思路与方案。
2.4 我国阶层与利益固化的藩篱有待全面突破
长期以来，由于地方划块、资源垄断、利益分割，我国改革的内生动力逐步不足。尽管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有待持续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了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并且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便扫除未来发展的障碍。然而，多年积累的阶层和利益的固化现象，使改革面临的阻力仍然巨大。一是来自政府部门内部的阻力。由于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扩大民主、简政放权、还权于民，一些利益丰厚的部门成为既得利益者以后，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积极性并不高。二是来自先富阶层的阻力。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热情，我国实行“先富带动后富”的经济政策，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且依靠“先富带动后富”。然而，在后期的深化改革过程中，部分既得利益者因害怕利益受损而企图维持现状，有的甚至偏离改革的初衷，忘记了改革的终极目的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三是来自垄断行业的阻力。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铁路、石油、电力、民航、电信等行业实行垄断经营，这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这种特许经营带来的暴利拉大了行业发展差距，损害了市场竞争規则，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不利于社会稳定[5]。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智库提供智力支持和智慧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