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拜读了杨民康的新著《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该书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共分十四章，四十五万字，被作者称为云南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的“三部曲”①之末篇。经笔者的数次研读，触发一些感想。
一、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有关云南
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发展史及其
仪式音乐的专著
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中，有关基督教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很少，特别是有关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的研究也只是一笔带过。②因此，系统地梳理和考证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的发展与流布状况，成为学术研究的必要。虽有寥寥几篇学术论文“不同程度地涉及不同少数民族赞美诗的问题，但迄今尚无人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此类状况进行较系统的整体研究。”（第5页）因此，其学术意义如该著“结语”部分所说：“本课题研究着重在于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及保存的民族志研究层面上具有补白的意义作用”。
另外，以往有关宗教音乐的研究，多停留在“本文”层面的研究范式上，甚少把其置入“上下文”的特殊语境里来观照和审视。即使上述两方面都加以兼顾，也被学术界视为“两张皮”现象的研究。而该著除了对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的本体规律进行考察之外，“同时把仪式音乐置入其人文环境中，探求理解音乐是如何展现并运用在仪式之中，以及阐释信仰、仪式、仪式音乐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③笔者认为，这种同时关注到“音乐及其文化的关联性研究”模式，正是弥补了这一常见性的学术研究缺憾。特别是以“仪式”的眼光来关注和考察基督教音乐，在云南少数民族整体的文化环境中所处的功能和涵义，此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少，因此具有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运用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等
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系统、多维地对
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进行
深层剖析与解读
在“基督教仪式音乐文化丛系统”研究中，作者提出一种“结构分类法的观念”，将云南基督教仪式音乐看作是“信仰体系、仪式（行为）与仪式音乐三者（缺一不可）构成的整体”，将其由里及表地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层次——封闭型仪式；中介层次——开放型仪式；外围层次——宗教节庆期间举行的公众仪典及歌舞音乐活动。（第110页）笔者认为，此种结构分类方法，避免了以往单纯地对宗教音乐纯“文本”性的结构分析，而对其文化制约属性视而不见的弊病。这种注重“文化语境”的分析模式，更好地体现出基督教仪式音乐在其纵向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的传播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宗教性（核心因素）与世俗性（表层因素）的一个纵横聚合的时空延展关系。通过这种分类，更能折射出仪式音乐所承载的宗教功能、社会功能、象征功能及文化功能，以及每一个结构层次音乐的整体观念。
在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文化观及音乐观的分析与研究中，作者运用民族音乐学的“局内人—主位观”与“局外人—客位观”的研究视角，以传教士为研究对象，以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为“文化支点”展开研究，借助于相关的文献史料，进行了思辨性的分析与阐解。认为基督教文化观及音乐观，在面临的当代特殊文化语境中体现出“排斥—认同”二元对立的双重认知标准。（第59—66页）据笔者理解，这种“双重认知标准”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文化局外人在面临“异文化”境地时，受到所谓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文化本位”思想的影响与束缚，经历着一种文化之间的强烈反差与震撼过程，及随后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磨合，传教士当初的那种强烈的文化偏见，已随着时光的流逝，潜移默化地表现为一种对当地传统文化的“文化适应”的心理态势。其实，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研究对象”通常被认为是“主位”角色，而“研究者”通常被认为是“客位”角色。但是，随着研究程度的逐步深入，以及长期“居住式”体察法的影响，会使研究者的审美观念、价值体系及思想信仰等在悄悄地“近经验”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研究者当初的“文化偏见”进而会转变成一种对当地文化观念的“适融性”体验心态，所以，当初的“客位”身份也会慢慢地转化为“主位”的角色。而对研究者来讲，由当初的“主位”身份，有时受急于推介自己本土文化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偶会出现任凭研究者“摆布”的情形。因此，也会出现相对于研究者的“客位”角色的情况。因此，以上两者也呈现出“互为主体”现象。就此，笔者认为，传教士这种“排斥—认同”的双重认知观念的转变，也正是实现了一个“局外人”向“局内人”角色的互补，拉近了“近经验”的距离。同时，这种圆融的角色关系在两种文化（基督教文化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交流、碰撞及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一种被认为是“双赢”与“互利”的功利目的。同时，这种“排斥—认同”的双重认知模式的转变，在不危及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保存与传承的前提下，实现了基督教音乐文化在当地的传播与推广。
另外，该著在对基督教音乐本体的研究中，运用音乐形态学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研究，（第六、八章）杜绝了一些学者认为的“搞音乐学闭口不谈音乐”的学术怪病。如对“基督教赞美诗的文字记谱法”特点的研究中认为，“从对西方基督教音乐乃至西方音乐文化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些文字谱中包含了从西方早期的梭发谱开始至今的多种文字记谱法的因素，它对中国近现代民族音乐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较具体而新鲜的素材，展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同时重点介绍了“‘波拉德’苗文字母谱和景颇族地区使用的‘来嘎努’字母谱”。并对“波拉德”苗文记谱法与西方梭发记谱法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第136—138页）依笔者之见，作者的这种对基督教赞美诗记谱法的精细研究，对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的广泛传承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音乐的记谱法是音乐文本传播和传承所依赖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方式。
三、一部凝聚着作者数年扎实、细致的
“田野工作”的厚重之作
在音乐民族志研究中，任何理论建构都是以扎实的“田野工作”为依托，只有获取第一手翔实的田野资料，才能为系统、体系化的理论研究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故此，为全方位地对云南基督教仪式音乐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作者历时数年，亲历了极其艰苦的田野考察环境，对极具“封闭性”的云南怒江、德宏、西双版纳等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的发展与变迁状况进行了多维的全息性考察研究。据笔者了解，杨民康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在中央音乐学院师从田联韬教授读硕士开始，就深受田先生扎实的“田野工作”经历的影响，经常放弃节假日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数次深入到云南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对其宗教音乐进行大量的田野考察与实录，为我国少数民族宗教仪式音乐研究，以及创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做出了许多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术探索。所以，该著也是他多年辛勤劳动的系统总结。
四、研究方法之新
任何一门学科，只有不断更新研究观念，随时捕捉与跟踪最新的研究动向，才有益于其研究向深度、广度发展。因此，该书充分体现出以上研究特点。首先，在“赞美诗音乐的文化模式特征”研究中，作者运用“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④对少数民族赞美诗的创作思维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在新编基督教赞美诗的创作思维中，“那些本土原存乡土音乐元素在种种西方风格的音乐元素‘被觉察到’并‘形成复合音调’之前，其‘动机音调’已经全部进入自觉的状态中了。换言之，如今的赞美诗音乐元素里，已经包含了那些在云南本地民族圣歌创作者的头脑中预先存储的，本族人有关本土文化的‘感觉、听觉，以及对音乐的不同理解方式’。”（第169页）此分析方法，在现代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中成为一股新的、重要的学术研究潮流。如赵如兰在对京剧《西皮流水填词研究》中认为，京剧虽剧本很多，但是在音乐上只运用了少量的曲调，这些曲调在同一出京剧中重复出现。每一位演员和听众都熟知其曲牌名称。在传统的传授过程中并不用曲谱，剧本上只有曲牌名称和相应的歌词。其理论前提是，京剧的唱者和听者早就确定并熟知了这种旋律的家族关系，由此而在表演和口头传承过程中形成了种种旋律上的变化。因此，有人认为她的研究方法为“文化本位法”分析模式。作为一种民族音乐学的考察分析法，它企图通过对结构主义、认知民族音乐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分析以及申克的简化还原分析法等的灵活运用，以达到对音乐文化进行深层分析（如简化还原）和揭示其抽象认知过程（即申克分析法中的背景、中景到前景的认知过程）的学术目的。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好处在于，它把一种看似复杂的表象内容，通过抽取其模式性和文化共性，还原到一种更直观的认知境界。
其次，以“后现代语境”的全新视角展开对音乐文化的变迁研究，是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的动向。特别是近年来，国内的音乐人类学研究机构广泛吸纳了音乐学各学科的学术精英，以“客位观”的学术知识结构和研究理念，来透析音乐文化事象隐喻的符号学意义及文化内涵。笔者认为，这种研究趋势，拓展了民族音乐学及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空间和维度，使其力求在一个更广阔的研究层面上，寻求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对所要研究的音乐文化事象做一个多角度“异样”的分析研究。如该著把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放置在“后现代语境中”，结合其仪式音乐的传播与社会变迁过程，来考察与审视其“本土化与现代性”的“整合”与“适融”过程（第258页）。由此可以看出其研究方法之新、研究视域之广。特别在宗教文化这个形而上的学科研究中，充分体现出创新性、思辨性、动态性的学术内涵。
结 语
该著美中不足之处为个别问题的分析稍嫌浅薄。如在阿细人弥撒仪式的论述中，虽提出了“旋律、节奏及润腔方式，明显带有汉族佛经音乐的演唱风格”（第245页）的看法，却没有进一步阐述其产生和形成的原因。但是瑕不掩瑜，该书将基督教音乐放在云南少数民族整体的文化语境中，借助文献史料和音乐民族志的理论方法，结合“田野考察”和案头分析，从“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体创造与体验”⑤三个维度做了一个整体性的考察与研究，不愧为一部有关近现代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发展史和仪式音乐研究的力著。该著问世的意义在于给我们年轻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提了一个“醒”。那就是，“做扶手椅式的学者”不是我们应行的“生存之道”，走进“田野”呼吸新鲜的空气，去感受大自然独特的艺术和人文魅力，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必经之途。
①所谓“三部曲”，是指其近年完成的有关道教、佛教、基督教等三项宗教音乐文化研究课题，同时也指相应的三个学术研究阶段，具体包括作者出版的《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2000，与杨晓勋合作）、《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2003）及《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2008）三部学术论著。
②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2007年版（北京），第17—18页。
③曹本冶《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载曹本冶主编《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南卷）（上），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上海），第18页。
④关于“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这一概念，参见杨民康《以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北京），第245页。
⑤关于“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体创造”的概念，见赖斯著，汤亚汀译，《重建民族音乐学》，载《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4 期。
赵书峰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08级在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金兆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