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启蒙运动对人的思想的解放，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主体性不断提高，但主体性发展的唯我论倾向又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现代哲学从存在论和语言哲学的角度出发构建主体间性，力图超越主体性的唯我论倾向，为解决生态问题打开了新的视角。在主体间性理论视域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一道应对共同面临的生态危机，这是主体间性的中国模式，也是应对全球生态问题的中国话语。
关键词：生态问题;主体性;主体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1-0040-03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人类要处理的首要关系，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甚至到封建社会，由于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太弱，人类一直匍匐于自然之下，人在自然面前缺乏能动性，只能顺应天命，祈求风调雨顺，此时人与自然保持着一种人类委曲求全的和谐关系。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大大解放和启蒙运动对人思想的解放，人的主体性不断彰显，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速度加快，经济也得到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自然界作为客体被主体僭越，过度的开发利用造成了水资源短缺、空气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生态问题，这一切使得人们不得不对主体性产生怀疑，甚至有学者提出要消解人的主体性，使哲学回到荒野，以自然中心主义为旨趣。但荒野自然观一方面太过理想化、不具现实性，另一方面，片面否定人的主体性无益于生态问题的解决，自然的价值需要人的主体性去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需要人发挥主体性、做出努力才能得到解决。以商谈、讨论、合作为主要内容的主体间性对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主体性发展造成的生态困境
“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互相作用中获得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及创造的特性。”[1]自人类诞生以来，随着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的逐步增强，主体性不断得到实现，尤其到近代以来，主体性成为人们讴歌高扬的对象，思想上主体性意味着解放、自由、人性，现实生活中，高耸的大厦、林立的工厂、飞驰的列车等等都是主体性发挥的杰作。主体性使人类摆脱了自然的奴役，理性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人感受到作为人的力量。关于主体性的论述最早起源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值得怀疑，唯有怀疑本身不容置疑，即将人的思维、意识看作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康德则认为人具有先天的认识能力，可以利用知性范畴将从感性世界中获得的“杂多”加工整理。黑格尔则进一步将“我思”和自我意识视作绝对精神，并赋予其辩证发展的现实力量。笛卡尔等人都将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看作人的主体性，这势必会导致一种唯我论倾向，除了意识以外的一切都没有进入到人的视域，即一切外物都是客体，除了人的思维和理性。由此，主体性的唯我论倾向将导致两个生态困境：第一，人与自然关系基于工具理性成为对立的主客体关系，主体性逐渐演变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第二，主体将除自身之外的人视为客体，遵循独白范式，主体间在生态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通力合作。
在主体性视域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客对立的关系。主体性所遵循的是主体—客体的模式，主體和客体是一种对象性关系，主体性来源于客体的确证，即人总是通过对客体的意识和改造来获得主体性。生产生活中，我们总是处在一种对象性关系中，当我们把自身作为主体后，除了自身以外的他物都是客体，我们通过对他物的占有、支配、控制来获得自身的意义。这种主体—客体模式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尤其明显，当我们把自然界当作客体，工具理性势必导致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把自然当作满足需求、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对自然进行无止境的开发利用，故主体性意味着的是主体和客体、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意味着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主体性视域下，主体和主体之间难以达成共识、通力合作。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家、各地区形成共识、通力合作，而主体性遵循的是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独白范式。近代哲学把“自我”等同于“自我意识”，即把主体等同于主体性，它所注重的是自我意识的认知功能，“他我”和“他我意识”根本没有进入其视域，所以近代哲学所谓的主体性不过是意识性、自我性，不过是主体意识的内心独白[2]。独白范式意味着不考虑其他主体的利益和诉求，在应对现实的全球性生态问题时，就意味着只考虑本国或本地区发展利益，甚至为了自身发展将其他国家和地区作为工具。各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形成生态保护的共识，就必然会出现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罔顾环境保护的现象，甚至出现将垃圾运往其他国家填埋、将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等企图转移生态危机的做法。
二、主体间性对生态问题的阐释
主体性通过主体—客体模式获得意义，而主体间性则从主体—主体间获得意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由近代向当代转变，发生了由认识论哲学向存在论和语言学的演变，同时也伴随着由对主体性的强调到对主体间性的关注。体现这种转变的第一位哲学家是胡塞尔，他承认人具有先验的意识和纯粹的主体性，坚持意识的意向性和“先验还原”的现象学方法，但他同时也认为不仅自我能经验世界，他人也能经验这个世界，在自我与他我的关系中，他认为自我通过类比将他人也视为主体，“每一个自我主体和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互一起地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上，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世界，它对我们的意识来说是有效存在的，并且是通过这种‘共同生活’而明晰地给定着。”[3]这也就是说胡塞尔不仅把自我当作主体，而且认为自我和他我处于平等的关系，具有交互主体性，构成主体间性的世界。进入20世纪，哲学逐渐转变为存在论哲学和语言哲学，海德格尔把人看作“此在”，认为人在生存的过程中不断获得自己的本质和意义，并认为“此在”与他人“共在”，进一步从存在论的角度论证了主体间的交互主体性。哈贝马斯从普遍语用学的角度论证了处于共同世界的人们的交往的有效性，实现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独白范式向以交往理性为中心的对话范式的转变。由此可以看出，主体间性并非是对主体性的完全否定，而实际上是对主体性的发展，主体间性在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更强调主体之间的交互主体性，重视主体的交往理性和对话范式，由此超越了主体性的单一工具理性和唯我论困境。
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和对话范式对当今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全新诠释。在应对生态问题这个全球性问题时，面临自然界，人与人、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首先应该都是平等的主体，拥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应当做到互相尊重。其二，主体与主体之间遵循的不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工具理性，而应该充分发挥交往理性，协商合作，共同发展，利用经济优势转嫁生态危机、通过损害其他主体的生态利益谋求自身发展是短视狭隘的做法。其三，不论是通过移情类比，还是建立共同的话语体系，各个主体间应积极谋求对话协商、建立共识、合作共赢，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不存在偏安一隅的逃避，只有各国家和各地区共同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加入全球生态治理的序列中，才能缓解生态危机、实现共同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体间性的中国模式
当前，各国各地区在经济利益、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方面仍存在差异，而生态问题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的最大公约数，各国各地区齐力应对生态问题将有力推动凝聚全球共识、构建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重大场合，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和阐发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等一系列具有浓烈生态意蕴的主张和观点，党的十九大更是把建设清洁美丽世界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写入党的报告之中[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人类共同福祉和长远利益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具有深刻的生态意蕴，是运用主体间性理论解决生态问题的中国话语和中国模式。
“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诉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5]斯德哥尔摩会议讨论并公布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定于每年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2015年通过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都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于清洁美丽世界的共同向往。20世纪以来，人类逐渐意识到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工业文明带给生态环境的伤害，力图积极承担生态责任、寻求国际合作与各国一道共同应对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建设“美丽中国”是中国在全球生态保护中的主体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绿色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一环，面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等严峻的现实情况，我国不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创新，强化政府、企业、个人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体责任，同心协力共筑美丽中国。中国正“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5]。
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发挥主体间性、凝心聚力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是加强区域对话合作的中国方略，是中国发展对接区域发展和世界发展的重要体现。绿色是“一带一路”的亮丽底色，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6]以绿色之路为发展目标，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2019年4月25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在北京成立，成为绿色发展合作的政策对话和沟通平台、环境知识和信息平台、绿色技术交流和转让平台[7]。
总之，生态问题是关乎人类长远未来和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工业文明时代主体性的肆意发挥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峻态势，生态文明时代则需要合理发挥主体间性，使每个人、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积极承担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中的主体责任，对话协商、精诚合作，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世界。
参考文献：
[1]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30-31.
[2]鐵省林.西方哲学中主体性问题的历史嬗变[J].齐鲁学刊，2003（2）：75.
[3]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4]黄小毅.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意蕴[J].西部学刊，2019（3）：56.
[5]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8.
[6]习近平.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N].人民日报，2017-05-15.
[7]“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在京成立[N].中国新闻网，2019-04-25.
An analysis of ecological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theory
He Lijun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129， China）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with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human mind by the enlightenment， the ability of human beings to understand and transform nature has been constantly enhanced， and the subjectivity has been constantly improved. Modern philosophy constructs inter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ies to transcend the solipsistic tendency of subjectivity， and opens a new perspective to solve ecological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theor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roposed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cope with the common ecological crisis. This is not only the Chinese model of intersubjectivity， but also the Chinese discourse to deal with global ecological problems.
Key words： ecological problems， Subjectivity， Intersubjectivity，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收稿日期：2019-07-31
作者简介：何利君（1997-），女，四川巴中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生态哲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