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但长期以来，这个理论命题的实践问题一直困挠着发展经济学家。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宏观层面上，出现了资本供给与国家经济发展绩效错位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重建与经济腾飞进程当中，资本供给的绝对数量并不占有利地位，如战败后很快创造了经济发展九年奇迹的德国，就是在一片战争废墟上起步并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与此相应，许多发展中国家应用资本刺激经济发展的效果并不明显，如中国自建国后到改革前，虽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各种手段形成了近万亿元的国有工业固定资产的投资与积累，但并没有引致应有的增值。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微观层面上，也出现了资本投资与企业经济发展绩效错位的现象；一些国际著名大企业的迅速崛起，并没有以雄厚的资本投资作依托，如当今世界首富盖茨领导的微软公司，起家的资本只有300美元；与此相应，中国一些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虽然通过政策扶持获得了巨额银行信贷，但由此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迄今十分微弱。
一、资本高度化是资本成长的历史主线
资本通常指一定价值的生产力或生产要素存量。生产要素本身不是资本；任何生产要素要成为资本，实现资本化(Capitalization)，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价值和所有权。资本的本质在于增值，没有增值，价值便违背了资本的本意，也不可能使人产生拥有其所有权的意愿；如果没有所有权或所有权不明确，使用者就不能确保通过投资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回报，价值也无法真实实现。这两个属性不仅主导了资本的存在，它们的变动也主导了资本的发展史。
资本的含义是明确的，但资本的主导类型却具有历史成长性，从土地资本，经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正向知识资本发展，呈现典型的高度化(Upgrade)现象。而且，资本化是制度变迁的产物，上述四种形态的主导资本正是通过制度变迁的四个历史阶段(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制度变迁、代理制度变迁和信息制度变迁)分别形成的：
其一，土地资本。土地资本是劳动者为了增加自己的报酬而使用的、拥有明确产权的各种土地资源。依据所有者的数量，土地资本的产权可以被分成共有产权、公有产权、私有产权三种形态，并由开始的共有产权，经公有产权，渐次向私有产权方向演化。土地资本不是劳动创造的产物，因而没有生产成本。
土地资本的形成是现代化土地产权制度建立的历史性结果。在现代土地产权制度建立以前，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资源仅具有作为最稀缺生产要素的“新的生产要素”的理论价值，仅有潜在的价值形态。降低这种“新的生产要素”应用的交易费用水平、提高其使用的个人收益率逼近社会收益率的程度，需要制度变迁。欧洲历史上，在十五、十六世纪，具有排他性、转让性和继续性三个特点的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建立，为人类带来了利用稀缺土地资源激励机制的变迁。在现代产权制度下，一方面，具有转让性的劳动力可以自由寻找报酬最好的方向，并把赚得的收入大部分控制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对所有者有利的土地产权制度，能够提供对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的直接刺激，稀缺土地资源也逐渐被看作是一项可以投资的财产资本。在此基础上，土地与劳动分离了，在劳动力资本化的同时，土地资源也资本化了，产生了土地资本。
其二，货币资本。主要指生产者拥有的大量的货币、有价证券等价值形态，以及利用货币投资形成的各种形态的固定资产。物质资本是货币资本的物化形态。货币资本有多种所有权形式。它是劳动的产物，因而具有生产成本。
货币资本的形成是市场制度变迁的结果。在市场制度变迁以前，尽管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导致人地关系日趋紧张，土地资本日益稀缺，同时土地资本应用的生产力形态已经由边际报酬递增转变为边际报酬递减，资源稀缺和报酬递减两个方面作用的结果，使大规模的投资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但由于市场被垄断，投资没有收益保障，发明创造没有专利权保护，甚至有可能引致杀身之祸，货币投资的交易费用因此十分高昂，货币资本无法真正形成。在此情况下，以取消行会限制、减少税收、开放市场、建立简便的商业契约、建立专利制度和灵便的转业制度为核心的市场制度变迁大大降低了货币投资的交易费用水平，提高了货币要素的应用价值，从而实现了货币要素和以货币要素投资形成的固定设备的资本化，即形成了货币资本。
货币资本是继土地资本后的第二个资本历史主体，它的形成起始于十七、十八世纪。
其三，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学看来，是劳动者籍以获得劳动报酬的专业技能。人力资本多是教育、培训、锻炼与积累的产物，因此具有生产成本。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只能属于个人所有，且其所有权和使用权二者合一，无法分离。
在以企业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代理制制度变迁的历史结果。在代理制制度变迁以前，随着市场的扩张、企业规模的扩大，一方面，货币资本日益稀缺，另一方面，货币资本投资出现一定程度的生产力边际报酬递减，这使得以实现大规模企业融资和建立大规模现代企业的科层管理体制为核心标的的、人力资源的投资应用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以运用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各种形式的企业管理创新活动具有高函数生产率与高边界率两个特点，容易产生高额利润。然而，在单人所有制和合伙所有制的古典企业制度下，人力资本的管理创新活动非常困难，存在极大的风险，有可能导致高额的生产成本与交易费用。在此背景下，没有特定的制度保障，一方面减少风险，另一方面确保创新者的收益，企业家的管理创新资源不可能具有应用价值，不可能从“新的生产要素”形态转化为人力资本形态。针对企业家创新资源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存在巨大差距的问题，代理制制度变迁包含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实行有限责任制度和发展股份公司，结果实现了二位一体的目标：一方面减少了创新活动的风险，另一方面使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成了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经理。创新资源应用的生产成本与交易费用大幅度下降，提供了创新资源应用的广阔空间，极大地刺激了企业家进行管理创新、发明与吸收、运用投资的积极性。这样，作为制度变迁的第三个历史阶段，代理制度变迁实现了创新资源的资本化，即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形成起始于19世纪，并在20世纪上半叶占据了资本的主体地位。美国主要的生产资源是人力资本，美国通过市场交易产生的总收入中，大约有3/4是雇员的报酬(工资、薪金以及补助)，其余部分约有一半是农场主和非农业企业主的收入。世界银行的专家利用公开发表的数据对全世界192个国家的资本存量进行了粗略的计算，得出的结论之一是，目前全世界人力资本、土地资本和货币资本的构成比为64∶20∶16，人力资本是世界总财富中最大的财富。
其四，知识资本。知识资本是指以现代信息媒介为载体的科学与技术。在知识资本中，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是：(1)科学是知识资本的底层。科学的任务是揭示规模。人类通过科学活动去认识世界，科学则以原理、结论、精神、方法、良知哺育人类。所以，科学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具有可以被个别人据为一己之有的独占性。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科学发展的水平，决定了这个时代技术水平的最高可能性边界，没有相应的科学思想、理论、方法基础，特定时代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是不可能的。(2)技术是知识资本的表层。技术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手段，可以有专利、有产权，可以进行有价交换。技术有高低之分，有市场的概念，如“专利市场”。
知识资本是通过信息制度变迁形成的。以知识为核心的信息资源虽然早就是一种具有较大理论价值的“新的生产要素”，但长期以来，其应用价值普遍较小，表现在：其一，信息资源使用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方面，信息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基本特点，即信息资源不因某一个人消费而减少可供他人消费的信息量，从而使信息的大规模复制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信息资源容易泄漏或搭便车，信息资源产权所有者难以向顾客收费或制止搭便车接触信息。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了信息资源使用中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之间的较大差距。第二，信息资源创造的个人费用与社会费用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方面，信息资源的价值取决于信息产品的质量技术性能，经过创意而形成的信息产品内容是信息需求者要掌握的知识。同时，信息技术是一种动态技术；在信息技术条件下，产品的升级换代、市场的变迁、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等都是一个日新月异的过程，更新换代十分频繁。十分明显，信息开发经常也等同于风险开发，也就是说，信息产品母本的生产需要付出较大的生产成本，生产一份母本信息要花费很多人力、金钱等成本费用高昂的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信息)的外部性，信息生产者为制止侵权在市场上必须花费人财物资源去做监督检查、谈判、诉讼、排他、交割、控制与管理等工作，这构成它的巨大交易费用。
信息制度变迁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专家持股制度和保护知识产权。
信息化制度变迁的发展，使得信息使用的个人收益率不断逼近社会收益率，同时通过“内部化”使交易费用数量大大减少，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提供了信息技术使用的广阔空间，并极大地刺激了知识分子进行信息技术发明与投资的积极性。这样，作为制度变迁的第四个历史阶段，在制度变迁已有历史成果的基础上，当代的信息制度变迁正在实现信息技术从“新的生产要素”向知识资本的转换。
可以看出，从初级资本到高级资本，资本高度化的历史间隔越来越短。就知识资本而言，其更新的速度也愈来愈快。据估计，现有的物理学、化学工程和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中，有90％是1950年以来积累起来的。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人类科学知识在19世纪是50年增加一倍，20世纪中叶是每10年增加一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是5年增加一倍，而到了如今，已是两年增加一倍了。
二、资本高度化是产业高度化的主要动力
同资本成长的历史进程一样，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急变过程，也不是一条平缓的直线，而是由不同阶段构成的一条珍珠项琏，先后经过了农业革命(15、16世纪)、工业革命(17、18世纪)、管理革命(19、20世纪)和信息革命(当代和21世纪)这四个历史阶段，产业结构呈现出从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经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核心)、第三产业(服务产业)，向第四产业(信息产业)渐进跃迁的典型的高度化现象。资本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耦合关系恰恰就表现在，资本高度化的历史也就是产业高度化不断发展的历史，“新的生产要素”的资本化和资本高度化的不同历史阶段恰恰对应了产业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
其一，土地资本是农业革命的主导因素。农业革命是从农业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开始的，尽管这些技术中的大多数在中世纪时期就早已存在，但大规模使用这些技术是在土地资源资本化形成土地资本以后开始的事。土地资本的形成有助于实现劳动力集约的生产方式，引致大规模的农业改良。农业改良涉及面很广，包括排干沼泽，开辟荒地，增加耕作面积等，但更重要的是改进农业技术，培育新品种，提高单位面积或单位劳动量的生产效率。
其二，货币资本是工业革命的主导因素。无论什么目的，作为工业革命核心的工业化需要物质资本——工厂、厂房和设备；如果还需要技术知识的话，没有货币资本加入其中，技术知识的进步也可能无经济意义。在工业革命时期，货币资本净投资率从国民收入的5％或以下增加到12％或以上。联合国专家小组在1951年《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中计算了不发达国家的“货币资本需要量”：不发达地区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2％，一年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大约为200亿美元(1949年价值)。
货币资本不仅是工业革命的主导因素，它对耕地的大幅度投入也是导致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业革命进一步加深的基本原因。正是得益于货币资本投资的增长和大幅度应用，美国在1979年收获玉米的面积比1932年减少3300万英亩，可是，1979年生产了776亿蒲式耳，为1932年产量的三倍。
其三，人力资本是管理革命的主导因素。这反映在管理革命阶段，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比货币资本投资更大的比较效益。在1960～1978年近20年中，注重人力资本密集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468％，而实施货币资本积累战略的国家则为386％。进入80年代，差距愈来愈大。在人力资本主导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的非人力资本型的劳动力就业比例和工资水平不断下降。据美国企业调查统计，近30年来工人在企业员工中所占比例，已从33％降到了17％，到2020年将不到2％，到2025年普通工人将会全部退出。1973～1993年的20年时间里，没有中学文凭的美国工人人时工资从1185美元降至864美元，贬值率达271％；1995年美国人均生产总值比1973年上升36％，但依靠体能干活的工人收入却下降了14％。与此同时，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管理人员数量及其工资水平不断攀升。
以创新为特质的企业家依托的人力资本是当今世界的主导资本。整个世界经济整体迄今还处于产业革命的第三阶段，即人力资本主导的管理革命的主流影响之下。
其四，知识资本是信息革命的主导因素，是产业革命的现实发展趋势。当代世界信息革命的发展，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质量，无不呈现与知识资本拥有状况具有高度正相关性的发展态势。目前，全球资讯业产值超过2000亿美元，并以每年15％～20％的比例成长。1996年美国软件业的营业收入高达1028亿美元，自1990年以来平均年增长率为125％，超过总体经济增长率25倍还多。根据统计，软件业1995年排名第五，列在汽车业、电子业、航空业、医药业之后。而且软件业间接在其他行业创造了将近145万个工作机会。
知识资本对信息革命中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还表现在，以知识为核心的高科技开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日益占居主导地位。以以色列为例，这个国土条件极其恶劣、资源贫乏、人口仅500多万的小国，1996年高科技产品出口额达50亿美元，占全国总出口额的1/4。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这个国家推行教育立国、科技立国方针，其受到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居世界之首，平均每1000个劳动力中就有77名大学生，每1万人中就有14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这个数字大大高于美国的80人和日本的75人。
创造财富的手段是资本。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资本具有相似性：即实物。在信息革命时代，创造财富的核心和根本是信息和技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本是知识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知识不是有形的，而是无形的，也不具有排他性，这些特点都改变了资本的传统性质。知识资本的成长使得当代企业收益的分配朝着高级智能管理领导人倾斜。1995年美国企业收入高达64％的比例，落入了靠智能管理的领导人腰包。
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的历史本质上是一个资本类型不断高度化的历史，通过制度变迁实现的资本高度化是世界经济历史持续发展的基本依托。在这其中，传统类型资本的贡献不断下降，新型资本的贡献不断上升。
三、资本化以及资本高度化不足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注意的问题
由资本高度化的历史与理论可以看出，一个伟大的民族总是一个善于资本创新的民族，一个善于促进资本成长、造就资本高度化的民族。但与资本高度化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相悖，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建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呈现出了十分典型的资本化以及资本高度化不足的特点；中国是个产业革命不足的国家，而正是资本以及资本高度化不足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化和产业高度化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经济发展中资本化和资本高度化不足与产业化和产业高度化不足也呈现了严格对应的耦合关系：
其一，土地资本迄今尚未真正形成。中国现行土地产权制度存在三个方面的突出缺陷：(1)排他性弱。在现行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国家、集体、农户对土地的权属关系不清，有关的法规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但究竟属于哪一级集体经济组织却不明确，加之所有者对直接使用者——农户利益的种种侵蚀，导致产权关系及其利益排他性弱的特点，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要表现：使用者与所有者之间在地税利益上的排他性弱，使用者与使用者在土地使用关系上的排他性弱。(2)转让困难。中国现行土地产权制度下土地的最终处分权既不属于所有者——集体，也不属于直接使用者——农户，造成土地转让相当困难。土地转让困难包括两个方面情况：一方面是行政上的难以转让(缺乏相应的规范转让程序的法律与行政措施)，另一方面是经济上的难以转让(交易费用过高)。(3)不具有继承性。中国土地产权制度从历史上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土地所有权不具有继承性，而处在大聚大散之中。在三大缺陷基础上，对土地使用者即农民而言，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迄今还没有实现土地资本化，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使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处于困境之中，决定了中国农业生产力基础的脆弱性。
其二，货币资本投资效率十分低下。长期以来，中国工业化走的是一条依靠高投入、低产出的通过外延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在既有的投资体制和企业生产模式下，有人进行投资决策，无人承担投资风险；有人负责花钱，无人负责还钱。有资料表明：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1980年为385％，1992年为6105％，1993年为717％，1994年为750％，1995年为833％，1996年把土地作了评估后虽有所下降，但仍为73％。照这样一种速度发展下去，有人估计到2000年或2004年中国的国有企业负债率会达到100％，即国家所有者权益将会变成零。同时，依靠货币资本推动的外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结果也使企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加瑞利教授主编的《1998年世界竞争力年鉴》对世界4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综合考察与评价结果，中国劳动生产率(人均GDP)仅为1296美元，1997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仅为213％，同年每一工人每小时GDP产值仅为064美元。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反而低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1997年每一工人全年GDP产值为3024美元，而每一服务业人员全年GDP产值只有1857美元，后者仅为前者的61％。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倒挂现象给中国产业高度化的发展前景蒙上了暗淡的阴影。
其三，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据《1998年世界竞争力年鉴》，1994年中国人均教育经费仅为107美元，列46个主要国家中的第45位，也是倒数第二位。1995年15岁以上文盲占总人口比重为185％，也列第45位，即倒数第二位。现在，中国企业3亿职工中，高级工不足2％，高级技师15万名职工中才有一名，70％仅受过初中以下的教育，高级技术工人仅占技术工人总数的35％，而发达国家一般达到20％～30％。
其四，知识资本难以发育。知识分子是知识资本发育的主体。60年代前后，在西方发达国家高扬科技立国战略、大力提高知识资本的智能比重的同时，中国却在严重的“知识恐惧症”下把知识分子当成劣等公民、臭老九，去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扼杀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理论、科学与知识源泉；同时，社会严重缺乏激励创新、宽容创新、保护创新的制度环境。现在，尽管中国信息产业已具备了发展的基础，但它的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第一，缺乏信息技术研制、开发和工业化的优秀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人力的匮乏与严重流失造成中国信息产业技术在某些关键领域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第二，中国信息产业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整个产业没有培养出一家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型跨国公司。第三，中国信息产业缺乏分工与协作的全面统筹安排，存在比较严重的分散、盲目的重复建设，技术上存在重复研制、盲目引进的问题。第四，国家对国内信息技术和服务市场保护不力，大量涌入的进口和走私产品严重威胁中国民族信息产业的成长。第五，中国信息技术侵权、信息泄露和软件盗版已到了严重阻碍信息产业发展的地步。目前，中国不仅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科技方面的投资更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据《1998年世界竞争力年鉴》，1996年中国研究开发总支出为3933亿美元，名列46个主要国家中的第17位，但占GDP的比重，仅为0482％，列第34位。虽然全国研究开发专业人员(全日制)有1667万人，高居第一位，其中在企业中人数477万人，居第四位，但1994年～1995年授予国内居民专利数仅有1595项，下居第13位，1995年在国外取得专利数213项，下居第29位。另据有关专家估计，到目前为止，中国电子信息技术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5％左右。科研人数与科研成果、科研成果与成果应用严重不对称的情况，突出反映了中国知识资本化进程的滞后性。
资本化及资本高度化的严重不足使中国经济发展长久以来一直陷于低水平的平衡陷阱，一段时间里，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呈现了扩大的趋势。根据保尔·贝罗克(PaulBairoch)的估算，用现在的市价计算，在1800年的时候，世界各地区(欧洲、中国和印度)的人均国民产值约200美元，都差不多。可是到了1975年，西欧达到2325美元，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才350美元(布罗代尔1997：97—98)。资料显示，1960年，中国的GDP与日本相当，但到1985年，就只占日本的1/5。又据《1998年世界竞争力年鉴》，目前中国GDP总量为9020亿美元，列第七位，但人均GDP只有728美元，列世界46个主要国家的第45位，即倒数第二位。
四、中国经济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
资本化及资本高度化严重不足不仅延缓了中国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陷于产业化及产业高度化不足的历史与现实的经济困境，资本化及资本高度化严重不足与产业化及产业高度化严重不足呈现了严格对应的耦合关系。更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的经济学界迄今对此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
其一，不敢公开正式承认和使用资本这个范畴，甚至抹杀资本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否认资本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从生产力角度看，资本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要求增值的生产，它是生产力的半壁江山。但长期以来，我们总认为“资本”这个概念是资本主义的，所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有关的文件中，只用“资金”这个概念。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极不相适应。从市场经济来理解，“资本”是企业的“血液”，单个资本流动和循环是企业“血液”流动和循环。如果资本不解放，不能有效地流动和循环，那么企业就活不起来，搞活企业就是一句空话。
其二，排斥资本的成长性，忽视现代资本形式对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囿于初级资本形式的作用。中国经济学家与决策者的主导思想状态，正如舒尔茨(1979)所批评的：“尽管有经济史在，随便找一位经济学家，你将发现他对土地的思想一般地还是李嘉图的思想。”建国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一个封闭的农业系统中挣扎。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再到三自一包，转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促大干，再到农业学大寨，乃至今天的土地承包，组织措施，政策措施，翻云覆雨，变幻无常，但核心思想是一致的：我们一直在籍人对土地资本的强化使用来希望促使农业的发展。然而，效果如何，要看中国耕地条件为此提供了多大的空间。事实上，中国耕地条件的约束使这种依靠活劳动集约的发展方式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这种囿于土地资本的发展模式下，虽然中国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中国农民付出的巨大努力和作出的巨大牺牲极不相称。
其三，排斥不同资本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片面强调单个资本的作用。资本成长，不仅具有高度化的历史过程，也具有生产力演进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初级资本形式是高级资本形式的起源或母体，没有前期的初级资本，后续的高级资本发育经常无从谈起。经济史研究结果已经表明，工业革命阶段掌握货币资本的大量企业家正是出身于农业革命阶段的掌握土地资本的业主型企业家(芒图1983)，也就是说，土地资本成为货币资本的原始起源。就当代的信息革命而言，知识资本具有高知识密集度、高风险和高投入的特点，这决定了知识资本的形成必须以货币的大量储蓄与投资为基础。另一方面，后续的高级资本的使用也离不了先前的初级资本的配合，初级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高级资本应用的载体，为高级资本的应用创造出应有的市场需求空间。例如，在农业革命的深化发展上，货币资本大量投资形成的机械化成为基本趋势，但如果没有土地资本的形成，货币资本的大量投资很难想象。弗里德曼指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相辅相成的。物质资本为人提供工具，使他大大提高生产力。而人能够发明新形式的货币资本，懂得使用物质资本，从中得到最大好处，并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组织使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使物质资本更富于生产力。”但基于对这些基本历史现实的熟视无睹，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基本特点：一方面，不同研究方向的经济学家，经常肆意断开不同资本类型之间存在的交互作用，把自己专注研究的某种资本形式的经济贡献无限放大，如：搞农业的放大土地的作用，搞教育的放大人力资本的作用，搞工业的放大货币资本的作用；在他们的思想里，似乎有了某种单一的资本形式，经济发展就可以无所不能。对这些经济学家，经济学研究的学科分化成为囿制其经济思想的牢笼。另一方面，跟风向。许多经济学家忽视对西方经济成长的历史过程的整体分析，“忽视经济史”(舒尔茨1979)，经常断代借用资本：西方经济学界刮土地资本的风，中国经济学界就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也是唯“土地资本”为大；西方经济学界刮“人力资本”风，中国经济学界就一股脑地着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短缺；西方经济学界刮“知识资本”风，中国就盛行“知识经济”一说。经济研究的跟风现象，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忽东忽西，无从把握，实践结果经常是徒有其表，而无其实，形式主义十分严重。
其四，排斥制度变迁在资本化及资本高度化中的关键作用，无视资本形成及高度化的现实制度要求，导致资本整体稀缺。产业革命中产业化及其高度化发展的核心在于“新的生产要素”资本化与资本高度化。因此，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研究的重点，理应在如何通过制度变迁实现“新的生产要素”的资本化，以及如何通过持续的制度变迁实现资本高度化的问题上，这些也都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的基本主线与主导方法。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不尽其然。在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研究焦点中，资本形成让位于资本使用，制度变迁的分析让位于投资增量的分析，“经济学家”在这里错位为“投资家”。从而，实现中国资本成长与供应增量的制度变迁缺乏理论指导与政策导向，制度变迁也经常发生历史性的错位。结果，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各种类型资本的需求持续高涨，另一方面，资本的供应短缺成为历史与现实常态，不仅土地资本短缺，货币资本、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等，无一不在中国发生短缺。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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